杨宪益诗歌翻译的中庸之道

杨宪益的诗歌翻译思虑严谨，注重语言的美感，具有自己的特色，“诗体译诗”还是“散体译诗”并不偏执于一端，而是一种彰显了中国传统中庸哲学的调适性选择。杨宪益的翻译实践对20世纪80年代成长的诗人在诗歌语言方面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杨宪益诗歌翻译思想的中庸之道集中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翻译理念追求真、美、善的统一；翻译原则遵循允中的信达观。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汉彝诗歌翻译三要论——译吉狄马加诗歌的体会

文章以翻译吉狄马加诗歌的体会为据,提出汉彝诗歌翻译应做到的三个要素:一是产生共鸣,创译意境;二是重建符合原诗意境和译诗语音系统的韵律;三是根据原诗意境和译诗语音特点重建诗形。文章还讨论了这三个要素各自的特性及其在诗歌翻译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说明三者之间既有相互连惯,相互补充的关系,又有相互支配与受支配的关系;是缺一不可,起着整体效应的三要素。     

浅论诗歌翻译

诗是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的有机统一体。诗歌的翻译尤为困难。本文试图探索诗歌翻译的方法和途径 ,以使译诗不仅能准确传达出原诗的内容 ,也能尽可能相似地模拟原诗的形式 ,达到以原诗风格与神韵的再现。     

移植诗种——论意象是诗歌翻译的灵魂

诗歌是否可以翻译,历来聚讼纷纭.实际上诗歌是可以翻译的.中外文学理论和翻译理论及实践都证明,意象处理是诗歌翻译的灵魂.因此,发现和移植诗种,即确定和翻译主要意象是诗歌翻译的关键,是保持原诗风格和艺术感染力的关键.     

从“诗言志”论诗歌翻译——以英国诗人豪斯曼诗歌四首汉译为例

诗歌翻译从理解"言"开始,不可得"志"而忘"言"。译诗之道在于用译入语还原原诗,力求形神兼备。"译诗民族化"能兼顾两端,使二者结合起来。因此,译者如果能正确把握原诗的"言"和"志",再辅以正确的翻译理论,应该能够达到较为理想的境界。本文所举四首译诗就是把"正确理解诗歌的‘言’和‘志’"与"译诗民族化"相结合的一种尝试。     

诗歌翻译有无定法？

诗歌翻译没有定法。从诗歌的本质与诗歌翻译的深层矛盾上看,黄杲炘先生提出的“三兼顾”译诗法理论上缺乏根据,实践上难以令人信服。     

"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将“革命”一词带入诗歌领域,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诗歌中的革命话语之源。此后的诗歌革命和革命诗歌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局限,都可以在梁氏的诗学理论中找到源头。在“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展开、总结过程中,社会政治的要求直接进入到诗歌当中,凌驾于诗歌之上,制约了诗歌美学的开掘。重新审视“诗界革命”理论的滥觞与流荡,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及诗歌美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有助于厘清当代纷乱的革命诗歌话语理论。     

胡适与朱湘诗歌翻译对比探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诗歌翻译对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胡适与朱湘作为这一时期诗歌翻译的领军人物,他们在诗歌翻译目的、译诗题材选择以及译诗语言与诗体采用等方面存在着不同.他们通过译诗分别为中国白话新诗的草创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汪榕培诗歌翻译述评

概述了汪榕培教授在丰富的译学实践中提炼出的诗歌翻译理论,及其译学思想的发展。在翻译实践中,汪榕培一贯坚持自己的“传神达意”的译诗宗旨。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为我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考空间。     

多元系统理论视野下的外国诗歌翻译 与“五四”新诗诞生

翻译文学对"五四"新文学影响深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外国诗歌的译介对中国新诗的形成上。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来看,处于"五四"翻译文学核心的汉译外国诗歌加速了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模式的瓦解,并对中国文化传统范式的颠覆和新文化系统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梁实秋、郭沫若等人的新诗创作便与他们的外国诗歌翻译紧密相连。总之,译诗是中国新诗诞生的最大推动力。     

简论"五四"译诗对早期新诗的影响

“五四”前后的译诗对中国早期新诗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国新诗的语言和表达,促进了中国新诗文体的发展演变,引起了中国诗歌精神价值的新变,以民族诗歌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新诗的建构。     

从历史观看古汉语诗词英译中的韵律

本文通过对汉英诗词发展史有关音乐性及韵律的运用的分析,认为当前汉语诗词英译中主要采取韵律自由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首先从历史观的角度考察了诗词音乐缺失的变化,将诗词的音乐性归属于意义的延伸,提示了译文中音乐性的减弱已成为不争的真实;进而从接受者的角度,探讨了当前汉诗词英译无韵的接受环境与趋势;再从语言文化与其所处的文化地位来分析,音韵存在的差异与我们当前的文化地位也决定了翻译中“再创造”的内容与传神的必要性,而韵律自由诗则代表了历史的必然。     

汉语新诗英译:理解之殇与译者之任

相对于古典汉诗而言,汉语新诗的话语由明朗、抒情的语言和意境转向艰涩、冷静的独白式话语。新诗艰涩的话语体系不仅给母语读者带来困惑,更为其英译者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译者应该挣脱"忠实"的枷锁,适当拉近汉语新诗与英语读者之间的距离,以便汉语新诗能更好地在英语世界得以传播。     

回望百年——论中国新诗的历史经验

晚清诗界革命主张以新意境和新语句入诗,但又不能摆脱和突破旧诗格调,诗界革命未能成功。中国新诗的创立,不能无视或绕过近代诗歌改良运动的主张和实践。近代诗界革命是“五四”新诗革命的先驱,它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前奏。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危机,是中国新诗产生的巨大背景,新诗运动的目的、方向及价值取向均取决于此。对新诗社会功利的超常重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的症结所在。内容与形式、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格律与自由,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新诗。     

中西诗学从对立走向融合——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革命”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下生成的 ,是本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诗学融会的产物 ,它的成熟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美学传统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生成过程中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古典诗学、现代化 /民族化呈现出互相消长、对立、融合的态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制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横向影响的双重作用下 ,在诗歌观念、诗思方式、诗学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从古典诗学到现代主义诗学的种种变异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试论"新诗"概念的发生

“新诗”概念是研究早期新诗的一个关节点。这个概念的发生、确立,构成早期新诗寻求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新诗”概念的来源显得相当复杂,既有纵向的来自晚清“诗界革命”的某种继承,也受到美国新诗运动等外来影响。作为“新诗”发明者的胡适,是这个概念的大力推行者。     

现代浙籍诗人诗歌翻译与中国诗学的嬗变

以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新诗的发展为纲,概述了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到20世纪40年代浙籍诗人域外诗歌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实践,探讨了群体的诗歌活动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重估了现代浙籍诗人群体译诗对中国新诗学建构的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