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君臣思想的建构及特点

《韩非子》君臣思想的建构过程是一个"尊主卑臣"的过程,由此建立起来的君臣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雇佣"关系。在这一关系中,法、术、势并不是以平等的地位简单的相加,而是以"法"为中心,通过A+B与A+C两种途径来融合。由此构建起来的君臣思想,符合君主在政治危机下的君权意识与求生意识,因此得到君主的推崇。     

韩非“君臣互市”说谫议

"君臣互市"说是韩非君臣观的重要内涵,充分体现出韩非政治思想"君权至上"的理论实质。韩非从人性之私的伦理内因、君臣势异的政治外因和公私争利的现实基础三个方面深刻诠释其"君臣互市"的政治主张。坚持"君权至上"的根本立场,促使韩非的"君臣互市"说走向极端化"尊君卑臣"的政治歧路,造成君、臣关系的内在失衡,陷入恶性发展。"君臣互市"说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专制权力下君、臣关系的真实内涵,但片面化认识君、臣之间利益关系所产生的消极性,导致韩非无法推动君、臣关系的良性构建和发展。     

成也法家,败也法家——商鞅、韩非法治思想异同论

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帝国,之所以成于法家,也败于法家,是因为商鞅和韩非两位法家代表对政治和谐在法治走向公平过程中的价值认识和处理方式不同,即在法与权、君与臣、治与力三对关系的处理上出现重大分野所致。在法与权的关系上,商、韩二人一个奉行的是"中法"式独断,强调"任法而治",一个选择了"不共"式独断,强调君权第一,从法第二。两种君权独尊路径的不同导致法与权关系和谐的相异,最终使商鞅造就盛世,韩非导入暴政。在君与臣的关系上,商鞅强调以法治臣,提倡君臣合作,共同治理国家,使秦国获得强国富民所需的和谐的政治关系与稳定的政治秩序。韩非强调君臣利益的对立,坚持以术御臣,造成君臣关系的极度紧张,严重破坏了国家政治机器中的自我调整、自我纠错的公平和谐发展机制。在治与力的关系上,商鞅注重以法生国家之力,使秦走上了一条"刑生力,力生强","强必王"的变法成功之路。韩非注重以君主之术,生君权之力,最终失去了生力的重要源泉———臣心与民心。由此启示我们:要构建以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为首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应该把法治与公平放入政治和谐的视野中加以研究解决,而不能就法治谈法治,就公平谈公平,只有政治和谐发展,法治才能走向公平,公平才能得到最大实现。     

中国传统政治性征——以“三顾茅庐”与《李师师外传》为参照

在中国古代传统中,作为政治权势中的上下级,与作为自然人的男女双方,其主动与被动,或说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是完全相同的。臣道即妻道,国家情感即个人情感,政治情感即性别情感。处在政治关系中的个人,仍需有其情感寄托,此可称之为“政治性征”。在此意义上,《三国演义》“三顾茅庐”的求贤经历与《李师师外传》中道君皇帝和李师师的感情纠葛,在深层观念与故事结构上都极具相似性。     

《韩非子》中法、术、势三者的关系

一、提出问题研究《韩非子》的人,几乎都认为构成韩非思想的是法、术、势。这三者的确是研究《韩非子》思想的重点,如何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对重新认识《韩非子》思想及其     

《周易》“鼎”卦政治思想探微

“鼎”是《周易》中特殊的政治意象,而“鼎”卦之中蕴含着深刻的“为君之道”思想,反映出西周政治文化所追求的养贤保民、任贤而治的“贤君政治”理念。君臣观是“鼎”卦的核心内涵所在,从“尊君”的政治立场出发,强调尚贤、养贤、用贤与君臣共济的政治实践,在“任贤而治”中达到君臣关系之和谐,实现理想的“贤人政治”。以“贤人政治”为用,以“贤君政治”为本,充分发挥统治者以“柔”驭臣之治术,在“旧邦维新”的政治思考中构建以德治国,君尊臣辅的理想的君、臣关系,实现王朝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正当性和有效性,这是“鼎”卦的根本的政治理想,其深刻折射出西周政治文化的思想内涵及精神。     

《韩非子》显性话语衔接及其互文性——基于篇章题目的衔接标记语分析

《韩非子》典型的显性话语标记见于其篇题,篇题中数目词和方位词具有较强的话语语篇衔接功能,其显性话语衔接具有一定的互文性并与其言语风格密切相关;《韩非子》显性话语衔接作为一种形式,跟其重视"法-势-术"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契合,并以实证的的方式生动体现了汉民族传统的"粽子主义"思维认知方式。《韩非子》显性话语衔接研究有助于发掘《韩非子》的人文资源。     

中国古代社会一元化传播体系的奠基——韩非子传播思想研究

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其传播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传播体制有着深远的影响。韩非子的传播思想建立在“人性自为论”和“君权中心论”的基本假设之上。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政治目的,韩非子建构了一个以“法”、“术”、“势”为核心,“法术之士一国君、国君一臣子、官吏一民众”这三个层次自上而下的社会传播体系,体现出高度一元化的特征。     

也论中国古代忠君观念的产生

本文对忠君观念是从孝中分离或延伸出来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孝既不能协调君臣关系,也没有包含臣对君的忠.忠君观念产生于春秋时期,其思想渊源就是西周的臣德"敬",其母体则是春秋的公共道德"忠".春秋时期调整、规范君臣关系的道德是"君明臣忠".君明臣忠观念的产生是由于君臣政治关系的明确和社会道德的进步,特别是社会政治的巨大变化."忠"君之德的产生与宗法制度和孝德无关.     

韩非子的"法"、"势"、"术"与现代管理

"法"、"势"、"术"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韩非子的法家理论体系之主干.本文力图将三者与现代管理中的组织规则、管理权威、领导艺术进行类比,并尝试从现代管理的视角认识、诠解、借鉴韩非子的治国理论.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西宪理论与法家学说基本论点之辨析

西方宪政理论将法治、分权与制衡以及人权保障等原则奉为圭臬，并以法治、权力分制为治道，以人权保障为政治之目的。而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法”、“术”、“势”，并以“法”、“术”为手段，以加强君主之“势”为目的。二者分别把民主宪政理论和君主专制理论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并且在历史上都曾以其理论创新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论班固的创新思想

郑樵说班固<汉书>"尽窃(司马)迁书”,与事实不符.实际上,班固"断汉为史”,创造了新的著史格局,对<史记>五体进行了新的调整和改造,使孔子创始、司马迁奠基的中国传统史学最终确立.<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增写了大量内容,并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具有重要的创新思想.     

《史记》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考

司马迁<太史公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两种本子及其在西汉藏、传情况,是该书早期文献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它与<史记>文献诸多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客观地说,"藏之名山"本当为正本,实藏于国家书府太史公府;"副在京师"本当为副本,传于司马迁外孙杨恽.正、副两本皆作者生前录写,俱为百三十篇完帙,是具有同等文献价值的原始文本.<太史公书>正本密藏不宣,副本在宣帝时由杨恽宣布.西汉民间流传的<太史公书>若干篇卷,乃出自副本系纯.两汉末年世乱,京师典籍迭遭浩劫,由于<太史公书>有藏、传两种本子存行于世,该书虽有少数篇缺佚或局部文字错乱,但其文本总体上仍保持稳定.     

难体文三说——以司马相如《难蜀父老》为例

历代文体论著对司马相如《难蜀父老》的文体性质说法不一。从文体结构分析,《难蜀父老》与檄、移、对问、问对等文体不同,当自成一类。萧统《文选》单独设立难体,当是。辩难之风盛行是《难蜀父老》产生的文化土壤,战国秦汉间辩难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了难体文的发生、发展、衰落与转型。《文选》“难”类舍《韩非子》四篇《难》和一篇《难势》而仅录《难蜀父老》,并非舍早录晚、舍源头录支流,其原因与萧统舍章体而录篇体、舍立意而录翰藻、尊儒学而重教化的选文标准有关。《难蜀父老》独立成篇、文辞考究、注重教化,因此成为《文选》难体文的典范。     

从“壹”到“道”——法家对绝对君主专制的追求

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家,法家突出的特点是追求绝对君主专制。体现了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思想的《商君书》重"壹",集大成者先秦法家思想的《韩非子》尚"道",而从"壹"到"道"正勾勒出法家追求绝对君主专制的轨迹。     

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的学术史意义

关于林纾的《韩柳文研究法》,学界至今未给予足够重视,学者也多只在论及林纾的古文理论或赏析韩柳文艺术时加以引用论证。事实上,《韩柳文研究法》虽残留有传统古文评点的痕迹,却深受近代学术思想的影响。该书以韩柳文并重,是对自宋迄清争论不休的韩柳优劣论的反驳,同时也标志着林纾对桐城派古文理论的修正,更是其毕生"力延古文之一线"主张的具体实践之一。更重要的是,它是第一部独以韩柳文为整体加以研究的理论著作,其研究视角与命名方式的独创,在韩柳文研究史上具有道夫先路的学术史意义。     

《史记》《汉书》行文之雅俗对比研究

在《史记》《汉书》的对比研究中,行文风格的对比被视为重点。文章通过两部典籍同篇同句的对比,从表达的人称及语言的典雅两个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行文上雅俗的对比研究。     

论明中叶史学的转型

明中叶是明代史学的转型期,这表现理学化史学批判思潮的出现、博古考信风的兴起、史汉风格的确立、史学理论的受人重视、经世史学思潮的勃兴．当然,以纲常正统论思想改编旧史,仍有很大的市场。     

孔安国及其孔臧的生卒与学术

《史记》、《汉书》记载孔安国与孔臧的生平事迹及学术不详。综合前人成说,孔安国生卒年大致在汉景帝中元元年(前149)左右至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之间。孔安国学术内容广泛,其学术思想与稷下学派有关。孔臧生卒年大致在汉文帝前元二年(前178)至元鼎三年(114)左右。《汉书.艺文志》所录《太常蓼侯孔臧赋》20篇及唐复出的《孔臧集》早佚,今所见孔臧四赋、二书存于《孔丛子.连丛子》,尤其是四赋多为四言诗体形式,是所见较早的西汉四言诗体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