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

国家治理是国家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全社会运行与发展进行自觉地、有计划地组织、协调、引导、规范与控制的活动过程.国家治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体现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方向,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政治秩序.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国家治理要素构成的国家治理系统,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指国家治理主体的现代化和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主体现代化包括政府治理中的执政党与政府现代化、市场治理中的企业现代化、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现代化和个人治理领域的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主要是政府治理方式中制度,法律法规与政策的现代化,企业治理方式中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化,社会治理方式中社会组织自治机制的现代化,以及个人治理方式中人的现代自觉.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甘肃法治政府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甘肃法治政府建设与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和短板,要树立法治政府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克服各种各样的阻力,从突出基层依法行政发力、健全依法行政责任制度、强化行政权力监督实效、持续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等方面,将甘肃法治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切实发挥法治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先导、示范和支撑作用。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及路径探析

我国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四个并存"困境,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与治理主体单一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发展不均衡与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并存,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水平低与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低并存,国家治理体系的人为滞后性与治理能力的无力感并存。因此,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坚持"四个结合",坚持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与促进治理主体多元化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协调发展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均衡发展相结合,坚持促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化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水平相结合,坚持国家治理体制的适时改革和机制的及时调试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化水平相结合。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及其构建

国家治理理论主要关注政府治理、企业治理、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应该由国家—政府治理框架、国家—企业治理框架、国家—社会治理框架三部分构成。国家—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推动治权与事权框架的优化,包括正确处理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关系,解决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类缺失,把握国家—政府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前提;国家—企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政府与市场框架的演化,包括激发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力量,避免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大风险,夯实国家—企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个基石;国家—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于促进制度与公平框架的固化,包括拓展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种视角,实施国家—社会治理框架构建中的三项运作以及程序化与责任落实。     

疫情挑战下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属于政治层面的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有固定指标不同,政治现代化没有固定标准和模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在实践的应战中不断前进的,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面对2020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协调不充分的问题暴露了出来,然而这些新问题也为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完善提供了契机。疫情引发了我们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要能够实践应战问题的思考,而要想实践应战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实际、中国的文化去构建,处理好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之间不协调的问题,明确政治"现代"化之维为何。     

论国家治理体系的双重维度

国家治理体系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治国理政理念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标志着党对三大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国家治理体系内涵则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属性和结构的高度概括。本文基于形式逻辑的思维,从国家治理体系的属性和结构的维度对国家治理体系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国家治理体系属性维度中,按照内在地位的不同,把国家治理体系属性分为本质属性和固有属性;在国家治理体系结构维度中,按照构成要素有无内在联系,把国家治理体系结构分为构成要素的性质和关系。     

准确把握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内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治理的现代化,从根本上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不仅事关整个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的改革,更引发省、市、县乃至乡镇等各级党委政府全方位深入变革,是关乎我国基层政治生态和人民群众福祉的一件大事。本文在阐释治理、基层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并提出实现途径,论述实现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说明加强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提升党密切联系群众制度化水平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科层制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的再思考

科层制作为基本的组织形态和管理体制,产生并适应于相应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基础的革命性变化给科层制的命运带来了新的变数。改革完善科层制使之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当代中国制度体系中的科层制既具有科层制的一般特征,又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底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今天,必须科学运用技术手段,促进信息技术与科层治理的深度融合;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强化制度规章对体制弊端的根本克服;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价值共识对行政体制的深层制约。     

风险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我国目前正处于重大的社会转型期即风险社会之中。中国进入风险社会有四个主要标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或公共治理的中心,其公信力在不断下降;中国出现了公共机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现象;＂理论的不在状态＂和＂现实的不在场＂;主体意识或个体意识的崛起。中国进入风险社会表现为四个基本的、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紧张：利益结构的紧张、制度结构的紧张、文化结构的紧张、价值结构的紧张。风险社会只是一个表象,根本原因是四大深层次的社会结构性矛盾没有解决。中国学术创新的关键就是要研究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或结构性紧张,找出其形成的规律,从根本上消除阻碍社会主义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次根源。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探讨——以治理理论的国家战略为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治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理论建设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应把握的关系是:第一,四个方面的问题。国家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应,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应预防两个错误倾向——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竞争-合作模式。第二,建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应把握六个有机统一辩证关系。     

National Governance Quotient: The Foundation of Big Data-based National Governance

A nation’s rise or fall hinges, to some extent, upon its national governance quotient. National governance quotient, or NGQ, is a quantitative indicator measuring the governance level of a country in quotient form. Its value is the ratio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to national governance costs, and its nature is that of an amalgam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deas and techniques quantified on the basis of the figures. It is advanced because its inner core lies in logic and computation, and it is scientific because it is guaranteed by technology platforms such as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The formulation of NGQ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and a basi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xperiential or experimental governance to quantitative, scientific governance, and it thus has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As well as being used to provide quantitative management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NGQ can also be used as a measurement standard and key symbol for evalu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by 2020. Furthermore, it can be used to compile a World NGQ Report with the aim of taking hold of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discourse, as well as to compile China local NGQ reports to improve local governance in China.     

国家治理结构转型视域下的大部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改革先后经历了"泛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两个阶段,前者罔顾国情,以西方国家治理体系为典范,后者回避矛盾,追求纯行政范畴的改革,其共同特点都是脱离了政治-行政统一体这一制度情境。目前中国政府改革目前再次走到了需要在政治改革上有所作为的时间节点上,但不是简单回归上世纪80年代的政治改革,而是要以大部制改革为契机,并基于政治-行政统一体这一制度情境去探索国家治理结构的重新建构。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准确深入地探讨国家治理的概念内涵,将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建设事业同步进行,不仅是我国克服社会转型发展问题的必然路径选择,更是我们在总结、借鉴国际经验与反思改革实践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凝炼我国社会的公共价值共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内在要求。     

新型人才体制下建环专业实践教学环节的几点思考

实践教学作为培养学生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重要环节,在当前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培养体制下愈发重要.该文结合江苏大学本科专业建设工作,以建筑环境和能源应用专业为例,围绕实践教学的任务、内容以及目标达成度,剖析了当前课程设计、专业实习以及毕业设计等实践教学环节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实践教学的培养模式、达成手段以及...     

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国家治理"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政治术语,而是一种"接地气"的治国理政思路,其对公正的价值追求,与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践息息相关。"公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所包含的三个层面指涉了国家治理的三个层面,其中,"公平"体现了国家治理在目标层面的导向;"正义"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内容层面的标准;"公道"体现了国家治理在实践层面的原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促进社会公正是相谐一致的,要培育和践行公正价值观,为国家治理定向导航;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为国家治理固本强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国家治理保驾护航;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为国家治理提供核心引领。     

马克思的现实观对我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文章基于马克思的现实观探讨如何切中中国社会现实,以及对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启示,即以马克思现实观的核心内涵——实践的创造性为出发点,突出马克思的现实观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创造性变革和改造,这样才能突出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首先,要把握中国社会现实,明确社会实存的本质,以及还原现实,对现实客体(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进行研究;其次,国家治理要把握理论-现实-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再次,还要运用马克思切中现实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的方法。     

国债投资系统的动力学分析

我国政府采取以国债投资为主导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随着国债投资额的增加,债务负担问题也暴露出来。本文通过对国债投资系统的动态分析,试图从国债投资与民间投资的关系、国债投资的方向及效率等方面阐述国债投资的可持续性问题。     

The Context for Political Corrup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bjective. How do we explain variations across nations in the incidence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Recent theoretical work locates the causes for corruption in a combination of institutional conditions: monopoly power, little accountability, and wide discretion. This focus on the form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clarifies the micro‐scale causes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but it leaves unanswered questions about the macro‐scale causes of corruption. Methods.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se questions about the macro scal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perceived levels of corruption across nations. Results. Our work identifies poverty, large populations, and small public sectors as contextual causes of corruption. Historically‐based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cultures across broad geographical regions also affect the perceived incidence of corruption in nations. Conclusion.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attempt to link micro‐ and macro‐scale causes together in a single, multi‐scalar model of corruption.     

二元体制结构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创新

新农村建设是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和根本出路.我国"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形成原因错综复杂.我国"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城乡二元体制差别及由此导致的城乡权利差别和待遇差别;当前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主要是制度约束;应从完善农民的民主权利制度、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农村市场经济制度和农业支持与保护制度四个方面进行新农村建设制度创新.     

试析网络时代的国家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作为关系国家安全的基石,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国防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方 面。本文针对我国信息安全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维护国家信息安全的基本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