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史学批评

晚清时期是中国史学批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阶段。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外国传教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型史学批评主体。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丁韪良对中国史学的批判,既为我们审视中国史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同时也流露出传教士的文化优越心理和将本国的价值观念、学术理论普世化的倾向。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李提摩太通过评骘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评论,开晚清西方史学批评的先河。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以出人意表的史学视野阐述了有关史学批评的作用、原则、批评者的素养等理论问题,在晚清史学批评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导致来华传教士与我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循着这些差异,能够看清楚晚清史学批评演进的多元途径与图景,也有助于深入思考中西史学的异同。     

艾儒略与明清之际西方教育的导入

一、引　言1 6世纪中叶以后 ,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 (以下简称耶稣会士 )来华 ,由此而引起了明清之际中西两大异质异构的文化在历史上的直接交汇 ;而且 ,这一过程延续到清初康熙朝 ,从而形成了学术界习称的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伴随着这一浪潮 ,西方教育也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被导入中国 ,在此过程中艾儒略 (Ｊ.Ａｌｅｎｉ)等耶稣会士作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的导入及其意义 ,以期对这一时期耶稣会士的文化教育导入活…     

试论中国近代美学的综合创新特征

中国近代社会经历了亘古未有的思想大变动,文化大冲撞。肇始于鸦片战争的西学东渐潮流激起并加剧了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和冲突。由西学东渐引发的别开生面的“古今中西之争”正是中国近代美学发生、发展的广阔文化背景。这种文化背景决定了中国近代美学既不能在西方美...     

西方文化侵略的再认识——19世纪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探析

19世纪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 ,传播了大量的西方文化 ,从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这是外教报刊在客观上产生的积极意义 ,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外教报刊在华的作用 ,不能简单地把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说成是“文化侵略”。今天我们重新认识外教报刊的作用及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明代中后期至清中叶中西数学文化会通思想初探

明末清初开始的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方数学知识,这对我国传统的数学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研究西方数学在中国明末清初的传播及其与中国传统数学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推进对近代数学思想和文化的研究。不仅如此,通过回顾历史,可以超越"夷夏之防"的狭隘思维模式,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数学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文化精神的冲撞与美学思想的渗透——论西方美学对中国近代美学思想的影响

两种文化精神的冲撞与近代审美观的诞生自鸦片战争起,中国历史就存在着一个深刻的悖论:一方面,西方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文化思想领域则是先生与学生的关系.肇始于鸦片战争的西学东渐的潮流,激起并加剧了中西文化的冲突、对抗与交汇,由此引发了中国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蜕变与中国近现代文化艰难曲折的生成.一位外国学者说得好:“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     

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为播西方文明而来,为传中国文化而去,从而把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任何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总是双向与相互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既有“拿来”——“西学东渐,”也有“送去”——“东学西渐”。以文化交流的视角来解读“东学西渐”及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师夷长技以制夷”未立即引起社会认同的原因——西化误区的历史见证刍议之一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人自我反思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人现代化意识开始产生的一付促化剂。传统的观念视中国为“天朝上国”、西方各国是“蛮夷小邦”,但鸦片战争的客观事实却是“蛮夷”击败了“天朝”。而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商品和传教士而来的,则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传播。对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士大夫中大多数人仍然浑浑噩噩,或醉生梦死,或顽固地谨守“夷夏之辨”、“用夏变夷”的信条。但一部分代表着近代文化新趋向的有识之士,已从原来对域外事物一无所知的封闭殿堂中步履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开始注视西方的文化,并试图将某些东西纳入自己古老的文化体系里,加以吸收和改造。     

传教士报刊与晚清报刊诗词演进

在报刊诗词发展过程中,传教士报刊及其刊发的诗词作品值得深入考察。《东西洋每月统记传》时期,外国传教士刊发诗词意在将诗词与西方文化、宗教相攀附,以达成其传教目的。但这一时期传教士报刊刊载诗词不但较少原创作品,创作水平也较低,同时还表现出为了传教强说诗,而诗作本身并不承担传教等功能。《万国公报》时期,传教士报刊刊发诗歌的原创性大大增强。一大批中国传统文人如沈毓桂等人参与到办刊活动中,报刊的传播力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郑观应、康有为等人便深受《万国公报》的影响;另外,报刊刊载诗词开始表现出交际应用等独立的功能性。而到《中西教会报》时期,刊发诗歌的社会功能更为明显,晚清中国社会中兴起的重要社会运动皆在《中西教会报》报载诗词当中有所反映。透过传教士报刊诗词,可以发现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与中国社会之互动逐步深入的过程,同时,传教士报刊诗词与传教活动的联系日益密切,也说明诗词已经成为具有重要传播效果的报刊刊载形式。     

摆脱文化比较的“中西”、“体用”思维定式

<正> 只有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才产生出所谓的文化比较“中西”、“体用”观.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度,它拥有占正统地位的文化,同时又缺乏与外界交流,处于独尊而又封闭的境状,自然也就难成“危机”意识.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后,这一原本自我封闭的中国文化,由于受到来自欧美的外国文化(习称“西方文化”)冲击,才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近代中国也才真正开始了中外文化的接触:碰撞、冲击、交融、吸收、发展.于是也才有了中国人对中外文化的比较.     

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的中西语言比较研究及其影响

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艾约瑟是19世纪后半期一位重要的汉学家,在中国的语言、历史和宗教等领域都有独到的研究.本文以其中西语言比较研究为中心,通过分析艾约瑟本人的研究、其追随者的观点以及来自反对者的批判,再现那个年代西方世界对汉语的认识状况.     

中西“游”和“游戏说”的对话

中西对“游”和“游戏说”都有着丰富的理论探讨,且存在诸多的共通性,但两者毕竟植根于两个相距遥远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特别是表现在中西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上、不同的审美体验方式上、不同的话语体系上。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两者便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一）思维方式,对于西方的“游戏说”而言,应当淡化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提倡人物融合的诗化之境;而对于中国的“游”而言,既要引入西方的主客二分和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重蹈西方文化的覆辙,真正的道路或许便是于中西思想的边界处的冒险。（二）审美心态,海德格尔的“诗化之思”或许为中西“游”和“游戏说”之审美心态的融合和对话提供了某些指引。（三）语言,自从“语言转向”以来,西方传统的语言观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不再是那种表象一工具型的现成性的语言观,而成了一种生成性的语言观,这似乎与我们中国的“道言”观有着某种契合之处。     

移植西方与植根现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诗学研究的两种理论取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化诗学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理论取向：一者以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为宗,以求做到“洋为中用”;一者植根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学理论发展,致力于中西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整合与会通。后者的基本观念包括语言与文化的双向拓展、审美与人文的深层建构、内部与外部的视角贯通、自我与他者的交往对话等。其具体研究包括文学文本研究、文学文化语境研究、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跨学科”研究。     

论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特点

与晚清时期比较 ,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 ,具有三个特点 :一是内容丰富 ,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 ,如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宗教、心理学、地理学、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 ,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观念都先后传入到了中国 ;二是主体的变化 ,回国留学生取代传教士和开明士大夫“扮演了‘盗火者’的角色” ,成为传播西学的主体 ;三是途径的多样性 ,除翻译西书外 ,著述介绍、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等也是西学东渐的重要途径。     

略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

<正> 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是中华民族同西方各民族物质、文化交流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中西交通史”一辞,最早出现于本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前此,关于中西关系方面的研究,命名是相当混乱的。直到三十年代初,张星烺、向达正式提出“中西交通史”的概念,作为一种专门史,研究上自秦汉,下迄明清的中西关系,包括中国古代文明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先后传入中国及对中国社会生活的作用、中国边疆地区同西方联系的孔道的地理形势、交通路线、民族及其文化与历史、中西间的使者往来和文化商业关系,等等,中西交通史遂逐渐为学术界承认。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     

孟德斯鸠眼中的中国

伴随着十七八世纪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大批来华，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西方传教士一方面将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基督教传入中国，同时又把中国的思想文化传向西方，并在西方文化知识界形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中国热。当时，大多数西方学者、思想家对中国的典章制度和传统文化赞美有加，而很少认识到甚而有意回避中国制度文化的负面内容，如伏尔泰、魁奈和莱布尼兹等人。相对而言，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认识和评价却比较理性与清醒，既不乏赞扬与肯定，也不少中肯之批评。不论是赞美还是批评，孟氏的评价多有其事实…     

论孙中山的文化思想

面对西学东渐的影响与近代中国文化的变迁,孙中山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经过他汲取传统文化的精华又不泥古的提炼和改造,使其传统文化观与民族振兴、三民主义等思想有机结合起来;他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问题上,主张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借鉴外国文化的长处而不照抄照搬;他在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方面,形成了善于从因袭传统文化、规抚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而不断取得创获等与时代发展相顺应的文化思想。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下)

明末清初的16-18世纪,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法国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明清时期传教士与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研习中文、译介中国经典等文化活动,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语言转换的目的和动机的影响,东西方两种文明和思想在交流过程中势必引起碰撞和冲突,这造成了明清时期传教士对中国语言和文化存在一定的误读,其混淆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文化内核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尽管如此,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与中国传统文化

早期来华新教是指１８０７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首次来华到１８４２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在新教传教士中尤以马礼逊、郭实腊、裨治文为代表,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对以后的传教士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代言人,新教传教士们广办刊物,著书立说,开办学校,传播东西方文明,他们所宣扬的有关西方文明的知识,给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秩序的基础带来了冲击和威胁,促使中国士人以更现实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特别是使一部分睿智的中国人如林则徐、魏源等不再沉溺于“天朝大国”的美梦里,而开始了“睁眼看世界”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