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地理数术知识的演变与古代地理学的发展

汉代对地理知识和地理书的认识,还没有完全脱离数术的范畴。《汉书.艺文志》形法类所录相地书很可能属于三种不同地理对象的相地术,与图宅术在性质上有本质区别。图宅术以五行说为基础,是在日书基础上经过精密化、系统化形成的选择术。这种选择术当时可能主要面向阳宅,与葬书不相统属。随着古代学术体系的转变,魏晋之间,以《山海经》为代表的相地术,其平实雅正的地域描述体系,取得正统的知识地位;其相术部分,逐渐发展为宅、墓并重的选择术。随着墓地荫泽后代思想的流行,冢兆选择术逐渐成为该时期数术发展的一个潮流。在某种意义上,古代地理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与确立是早期数术分化发展的结果。     

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兼对《大宅门》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

没有历史记忆就没有历史叙事,电视剧所再现的家族记忆和个人故事,通过将个人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达到重建社会记忆的目的。问题是电视剧的叙事者是如何利用个人想像记忆对社会集体记忆进行编码的,在编码的过程中是否受到男权意识形态的操纵,电视剧《大宅门》的叙事即投射出叙事者对于历史的记忆与编码,女性在历史中位置的缺失或变异,包含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值得人们深思。     

历史地理学刍议及建构历史哲学地理的设想

本文首先对历史地理学作简单回顾,进而提出建构历史哲学地理的设想,希望为历史地理学开辟一个新领域。     

评《湘潭历史文化丛书》

湘江中游之弯曲处 ,有涓、涟二水交汇 ,乃湘潭市所在。除市区外 ,辖有湘潭县及湘乡、韶山二市 ;上应轸星之中 ,下扼湘中之首 ;东出杭、洪 ,南驰广、港 ,西接黔、滇 ,北通岳、鄂 ;与省会长沙及工业重镇株洲成犄角之势。其得天应人之地理景观 ,土沃物丰 ,水旱无忧 ,故而人文鼎盛 ,丰功伟绩 ,名震天下 ,实为宇宙所厚臻 ,亦时代精神之所积 ,有所使然。纵观三湘之历史文化 ,自古代以至清时 ,专书记载甚少。如长沙之《湘城访古录》 ,岳阳之《岳阳风土记》、《湖上客谈》 ,衡阳之《衡湘稽古录》 ,永州之《零陵图经》等 ,寥寥数种而已。虽然 ,明末湘…     

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

尽管作为新兴学科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已随着学科建设的日臻完善而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但其分支学科的发展却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以其重要分支历史经济地理学为例,已有成果虽然相对丰硕,学术影响也在扩大之中,但研究领域和方法上却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全面把握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有利于该分支学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断进步,也有助于当今的经济建设实践。     

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

本文从学科属性、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剖析历史地理学科命名上的名实不符问题 ,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回归到研究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轨道 ,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 ,指出了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若干问题

现代科学中的历史地理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跨学科的、融汇各学科精华的经世显学.西方的历史地理学不只具有平行发展的双重属性,更是相互交叉与渗透,体现了理智、道德和政治的和谐统一.术语问题是目前本学科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看当前民间信仰研究的误区

当前对历史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存在着一些误区,包括研究时空上的随意割裂、研究方法上的随机与片面、研究模式上的简单套用,最终导致研究结论上的雷同.要解决这些问题,可将现代历史地理学“尽全时空”的观念贯穿到历史时期民间信仰的研究过程中,注重民间信仰在时间序列上的嬗变和空间上的分异,同时强调对地域社会神祗系统的整体研究,探寻这些神祗与地域社会的结合过程和空间分异,从而从民间信仰的角度重建地域社会的历史.     

从文化阐释到历史厚描: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文化诗学批评

文化诗学是20世纪90年代在中西方学界逐渐兴起的新兴批评话语.文化诗学对文化人类学既有文化结构的方法论借鉴也有历史意识的理论创建.文化塑型和厚度阐释的批评观念是两者方法论的契合点,文化结构和历史情境的阐释重心是研究旨趣的分歧,文化分析与历史厚描的批评范式则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理论导向.考察这两种西方批评理论的指涉关系,可以使中国文艺学研究获得一种生态文化批评的诗学新起点.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与诗歌创作

以寺院、精舍、招提、兰若等为题材的诗歌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构成了唐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人诗歌中这类题材数量的众多,是唐代佛教兴盛与佛教寺院文化发达影响的结果。佛教寺院独特的山水景观与人造景观,为诗人提供了创作之诗思与素材;诗人独游与群游寺院时,作为一种表现与交流的需要以及在寺院的寺壁题诗,刺激了诗人创作的兴趣;而以官僚文人以及寺僧为首,在寺院组织的诗会联唱活动,也对诗人的创作以及联唱体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汉唐时期中国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线路及文化交流

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汉唐时期达到了高潮,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条主要的文化线路,即北方经辽西辽东到朝鲜半岛的陆路、从山东半岛出海的海路以及南方从长江口出海的海路。这三条主要文化线路的畅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古代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文化交流。     

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的历史文化探源

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与中国内地和东亚地区流行的所有罗汉造像相比,具有显著的特征,是中国佛教造像中的精品。作者对其历史背景和文化源流进行了考察。     

论唐宋时期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

佛事消费习俗是唐宋时期一项重要的丧葬消费习俗,这一习俗的形成受到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与时人的心态观念密不可分;反过来,该习俗又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唐、宋丧葬中的佛事消费习俗既有相通之处,又因佛道二教的发展等原因而各具特色,但总起来看,佛事消费习俗在唐宋时期的丧葬消费习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人们的生死观、价值认知、社会崇尚等一系列追求倾向和消费倾向,影响后世深远。     

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地面佛寺遗址研究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对比前人的发掘资料,根据建筑的功能和用途,结合文献记载,把夏合吐尔和乌什吐尔两处地面寺院遗址的佛寺建筑分为佛堂、塔院、僧房、禅室、讲堂五类。夏合吐尔寺院的布局特征是以一大庭院为中心,四周环绕这五类建筑的“庭院式”布局,这种布局受到中亚地区和犍陀罗地区的佛寺布局的影响,但又有所变化。其中,禅室独立于僧房院外是一个主要特点。乌什吐尔寺院的布局可能是“塔—佛堂—讲堂”的轴线式布局。通过对比建筑类型和分析造像风格,本文认为夏合吐尔寺院和乌什吐尔寺院创建于5世纪,持续使用至9世纪,8世纪时被改造为唐代关阙。     

佛教戒律与唐代妇女家庭生活

信佛妇女在接受信仰的同时势必受到信仰的约束,这种约束也一定会对她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影响,而这种约束与随之产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她们的受戒遵戒上面。唐代在家信佛妇女受的主要是菩萨戒。唐代一些受了具足戒而出家的比丘尼与家庭的关系也值得注意,因为这种关系不仅意味着它也是一种家庭生活,而且还说明了出家妇女对家庭生活的依然参与。这些不仅和社会的环境、宗教本身等因素有关,而且也曲折地反映了妇女提高自身在家庭中形象地位的一种努力,即信佛妇女藉此在礼教的氛围中维护自身的尊严与人格。同时,还显示了中国佛教戒律的情理化。     

唐代文人的审美与文化观照

文人是社会意识的代表,是传统文化的承传者。唐代文人受两性审美史的影响,文学创作体现了一种以美善相乐为特征的道德审美形态。在盛唐文人身上,魏晋文人普遍具有的内在紧张和焦虑已消除,仕与隐、玄与儒均得到了较为完美的统一,审美心理更加恬静平和。随着城市佛教文化的兴起,一种新的审美存在方式——唐代释僧小说出现在世人面前。     

说唐代洛阳白马寺

洛阳白马寺是东汉由西域引进佛教后建立的第一所佛寺,到了唐代,已经破烂衰败。武则天时期,白马寺得以重修,在政治生活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这里的佛事活动一直在继续,不但体现中外文化交流,而且对国内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白马寺没能作为单一宗派的祖庭而得到本宗的张扬和保护,它是综合性的佛教道场,显示出兼容并蓄的恢宏气势。     

陈寅恪佛教研究的文化范式

在陈寅恪的中古民族文化研究中,佛教问题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涉及到晋唐佛学史、佛教与道教、佛教与儒学、佛教与政治伦理、佛教与语言文艺等方面。陈寅恪佛教研究最大的学术特色是,从佛经比较校勘出发,扩展到中古民族文化渊源探求中去。一方面寻求佛教文化本原,另一方面探求佛教传播中的文化适应,由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比较文化渊源研究范式。     

汉晋河西地缘政治与汉译佛经中心的转移

汉晋时期河西地域学术经历了从无到有,进而发展壮大为北中国学术中心的历史过程。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儒学是由东向西传播的。外来之佛学则与之相反。佛学在其东传过程中,必然要与地域社会发生关系,尤其与地缘政治。汉晋河西汉译佛经中心经历了由敦煌到姑臧,以及姑臧中心解体的过程。敦煌成为汉译佛经中心,得益于其华戎交会、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姑臧成为中心,得益于其为河西礼佛小国,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本土豪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姑臧汉译佛教中心的解体,则是由北魏荡平北凉政权所致。由此可以看出,河西汉晋佛教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是:地缘政治控制着士族在区域社会的发展空间,士族势力的涨落左右着区域佛教的兴衰,而佛教僧团则利用其为家族佛教与王室佛教的影响力,与区域政治势力相颉颃。因此,汉晋河西文化的繁荣,不仅有本土士族与外来避乱之儒英之贡献,传教之僧侣亦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