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

我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目前共有三类文献学专业，即中文学科所属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学科所属历史文献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所属文献学，都是二级学科，但互不相涉，各自发展，致使学科体系比较落后、杂乱，存在不少问题，不利于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亟需加以改革。文献学是一门具有边缘性、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应该将现行的分属于三个不同学科门类的三类文献学学科归拢在一起，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门类对待，下属综合文献学与单一文献学两个一级学科；前者包括中国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两个二级学科，后者包括专科文献学、专题文献学、专书文献学三个二级学科。每个二级学科又包括若干个三级学科。     

略论文献学的体系

文献学是一门传统学问。文献学有其缘起、形成和发展的悠久历史,构建一个适用的文献学学科体系是当前的紧迫任务。文献学有不同的体系和范畴,其体系的构建涉及诸多方面,近乎每门学科都可以有自己的专科文献学,如历史文献学、文学文献学、经济文献学、医学文献学、化学文献学等。     

《我国文献学的分级分类表解》评议

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改革势在必行。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改革应与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水平相适应。冯浩菲先生的《表解》颇有新意,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以整理和研究古代文献为对象的学科称“古典文献学”不能完全涵盖其研究对象,叫“历史文献学”又容易产生歧义,叫“古代古献学”比较好。古代文献学应该设置古代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传世文献整理与研究、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和古代文献学史4个下位学科。作者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中国文献学学科体系表。     

民国文献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演进

学科体系的确立和规范是学科发展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从学术谱系来看,民国时期,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体系建构和演进轨迹清晰可循。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提出“文献学”“中国文献学”概念并以西方学科理念框定中国传统学术,开启了民国文献学体系建构的先河。在梁氏文献学思想的影响下,郑鹤声兄弟完成了第一部以“文献学”命名的学术专著《中国文献学概要》,其构建的“大文献学”体系奠定了中国文献学的学科基础。随后的三四十年代,以“校雠学”命名的章节体著作大量出现,这些学术专著在文献学理论、方法和历史方面为构建学科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一些校雠学著作还保留了传统史书的编纂方式和体例,此时的文献学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调适中。民国时期文献学体系建构经历了从“以西范中”到“援西入中”的转变。考察这一时期文献学体系的嬗变,可以为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提供历史鉴戒。     

中国古文献学需要与时俱进

我们中华民族的内在精神蕴涵在古典文献典籍中,中国古文献学要与时俱进,既要探讨历代学者研究古典文献的内在精神实质,又要在继承中有所发扬,发掘我们民族发展的源泉,以其作为今天文化建设的一个支撑,进而创建具有现代特色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体系,充分发挥中国古典文献学在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现代文献学体系论

文献学按其所研究的文献的产生年代不同,可分为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元代马端临是公认的我国历史上卓越的文献学家,1928年我国第一部古典文献学专著——《中国文献学概要》(郑鹤声、郑鹤春编,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诞生,标志着我国古典文献学已进入理论研究阶段,它是我国古典文献学的典型代表作,它是我国两千多年来古典文献研究之集大成者,它的体系非常完善,全书共分为七章:导言、结集、审订、讲习、翻译、编纂、刻印。作者在例言中认为:“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刻印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此书的出版,为我国现代文献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对我国现代文献学体系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八十年代初期,由于文献数量的激增、文献载体、内容、记录方式的变化,越来越多的     

中国古文献学科建设与国学研究

大陆古文献学科的管理和划分较为混乱。人文社会学科应依据研究对象、研究者情况、研究目的与需求来划分。依此,古文献学与现当代文献应该划清界限,古典文学文献学与历史文献学应合并研究。那么,古文献学研究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而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又包括狭义的古典文献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之研究、古籍刊刻聚散研究三个侧面,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又包括传统文献整理、传统文献研究、特种文献整理和研究、少数民族文献整理和研究、古籍整理理论研究五个侧面,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又包括古文献保存和复制、古文献检索和利用、古文献学工具编制三个侧面。从另一方面讲,古典文献理论研究即传统文献学研究,古典文献整理和研究即传统的文史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保存和利用即传统的古籍保存和利用研究,它们都属于传统的国学研究。国学研究方法应创新,应建立文献考辨、求因明变、历史批评的三位一体的学术研究方法体系。     

《中国历史文献学》面世

我校历史系讲师王炜民参加编写的《中国历史文献学》一书,已于一九八九年九月由书目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杨燕起副教授、暨南大学历史系高国抗副教授担任主编,另有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同志参加了编写。该书分上、中、下三编。上编从历史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历史文献学与时代、与历史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中编划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元明、清代、近现代及现状与前景几个阶段勾勒出了中国历史文献学发展史的轮廓。下编分目录学、传注学、校勘学、版本学、辨伪学、辑佚学、史源学、编纂学、藏书史等专题叙述了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科,并介绍了历史文献学的相关学科与相关文献。从历史文献学理论、历史文献学发展史、历史文献学的分支学科和相关学科三个方面阐述,并尝试建立中国历史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著作,该书尚属国内出版的第一部。     

《仪礼》文献学研究若干领域的回顾与展望

作为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问,《仪礼》文献学研究近年来开始受到学界重视,但其研究无论是在广度或是深度上都还远远不够。文章在立足于现有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仪礼》文献学研究的发展状况,从基础整理层面和比较综合层面两方面,对《仪礼》文献学研究进行一次回顾与展望,探寻近期内该学科的发展理路。     

近年来内蒙古蒙古历史文献学研究概况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蒙古学学者用科学的方法研究蒙古历史文献,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蒙古历史文献学。它是一门研究蒙古民族历史文献、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注解和考证等的学科。在我国研究蒙古历史文献学的专门机构有：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此外,内蒙古大学也有历史文献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对蒙古历史文献的搜集,是建国后研究蒙古历史文献学的开端。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家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搜集蒙古历史文献,使分散在广大农村、牧区,尤其是寺庙中的…     

面向全球的汉字学——关于汉字研究融入国际学术体系的思考

中国的汉字研究自古及今,都有很丰富的成果,但至今没有成为世界性的独立学科,原因很多。首先,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参照西方建立,西方因为没有发达的文字学而使文字学成为语言学的依附,汉语言文字也就没有了汉字学;第二,西方学者对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字缺少深入的研究,表意字的独特性被蔑视,汉字研究被孤立;第三,汉字研究自身存在诸多问题。汉字学的确立和走向世界,必须在深入研究汉字本体的基础上,正确认识表意字的优点和不足,理顺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构建符合实际的学术体系,克服汉字研究中研究对象人为割裂、阐释任意等等不足。在汉语热的当今世界,汉字应当是文化多样化的一极而不是交流的障碍,汉字学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国际学术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20世纪中国论语文献学研究回顾与展望

本文对20世纪中国论语文献研究状况进行了总结与回顾,同时就论语文献学学科体系的构建、论语文献学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后汉书·西南夷传》的文献学价值

南朝宋范晔作《后汉书·西南夷传》,在前人著述基础上裒集史料,广采精择,著述体例严谨周密,内容记载丰富翔实,不仅是研究西南地区民族历史文化、东汉民族关系及时外关系的重要史料,而且反映出作者的进步的民族史观,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 ,在古典接受诗学的理论性探讨、古典诗人接受研究、古典诗歌接受研究几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标示着我国古典接受诗学研究已走过了其孕育阶段 ,正在日益成为极具生长性的古典文学分支学科     

论公羊学在俞樾经学思想中的地位

俞樾向以朴学家驰名,而公羊学思想可以说是他治经治学的指导思想。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一经被他推崇为“圣经”;他对《春秋》经传的训释遵从公羊家的立场和门径;他还将公羊思想及其家法运用于所有儒家经传的文字校勘与训诂中。俞樾是一位以朴学驰名的公羊思想家。     

"三代之学"与中国古典学的本体构成和精神接续

中国古典学本质上是以夏商周三代为代表的古典文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分为古典文明与古典学术两个时期:以夏商周三代古典文明为本体,而两汉至清对经典的文献整理、义理阐释和考据证明学则构成了古典学术史的重要阶段。城邦社会是中国古典文明的社会空间;礼乐文明是中国古典文明的历史土壤;器物艺术是中国古典文明的证明形式;经典时代是古代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文化经典是古典文明的独特书写形式。古典学的本质是接续古典精神,以复古为解放,激活人类生命和创造精神。     

论中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经历五千年而不衰,它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积淀了大量的思想精华,这些精华不仅在五千年的历史中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生生不息起过积极的作用,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它们能适应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变化与挑战,反思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也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契合,因而具有新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