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官僚体系中的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及其意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社会构造研究之一

秦汉官僚体系中除了禄秩系统以外,还存在着以"公卿大夫士"形式排列的"爵位"系统。公卿大夫士"爵位"系统,适应统一王朝的需要,从先秦的"卿大夫士"系统发展演变而来,是决定秦汉时期官僚政治、社会格局的基准系统。西汉数次对官秩系统的改革皆因此而起,其背后则贯穿着秦汉大一统国家理念的生成与演化过程。     

中国封建社会的增俸养廉及其历史反思

封建官吏的俸禄制度,是战国秦汉时期统治集团在酬给方式上进行的一项重大变革,这项制度确立之后,奴隶制度时代授民授疆土的世卿世禄制遂告废止。这使俸禄成为封建君主驾驭和控制封建官吏的一种主要手段,从而在君臣之间形成了“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封建雇佣和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而且,由于封建官吏的俸禄不再由本人直接敛取于民,而由封建国家在全国范     

采邑与春秋时期的鲁国政治

<正> 春秋时代鲁国政治的显著特点是:执政之卿都出身于公族。非公族不得执鲁政,这似乎是鲁国的不成文法。因此鲁国卿大夫之间的争夺主要是公族内部的争夺。鲁国的大采邑主虽然都出身于公族,但为争夺权力和采邑而进行的斗争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其他国家,鲁国采邑主之间的争夺战对政局的影响比其他国家更为明显。春秋前期鲁国主要执政者有展氏与臧孙氏,庄公以后盘踞卿位的还有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东门氏及子叔氏。这里仅以臧孙氏和季孙氏的采邑为例,以见采邑消长与卿族兴衰的关系,以及采邑争夺对鲁国政局发展的重大影响。     

说南

(一)问题提出 诗经的十五国中,有周南、召南,与国风殊不相类。怎样不相类呢? 先说国。诗集传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城。”又说:“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采邑为卿大夫食禄之地,并非诸侯国。周公封国于鲁,召公封国于燕,而岐周之     

春秋战国时代的郡县制及其演变

<正> 春秋战国时代,地方上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变化,西周以来的采邑制逐渐为郡县制所代替。春秋时,由于世族世官制度还未衰落,晋楚等国虽已开始了县的设置,晋、吴并已开始郡的设置,但郡县中的县大夫和县公,仍大都由卿大夫及其子弟担任。到战国时代,县令全由国君自行任免。这时,虽然还存在着封邑的制度,但已同过去的采邑制完全不同,封君在其封土内,仅有衣食租税之权,而没有治民之权,在实质上已只成为国君优厚其大臣、宗室等的变相的俸禄。     

从贵族民主政治到中央集权

春秋战国是我国政体由宗族贵族民主政治向中央集权政治转变时期,它与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统一需要富国强兵,更需要集中内部的军事、财政、司法和行政权。通过改革,各国君主实行官僚任免制、俸禄制与郡县制。其实质是抑制与消灭卿大夫的分裂势力,最终完成国家政体由宗族贵族民主政治向中央集权政治的过渡。     

西周春秋军事制度的两个问题

西周时期，诸候不分内外和爵位高低，均有权建立军队，且卿大夫也有自己的世族武装，因之形成宗族等级制下王室、公室、家室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所谓“诸侯有卿无军”之说，不过是《国语》作者理想的制度。西周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其攻车的实战编制为３０人；大约至战国初期，其实战编制扩展为７５人。     

武德年间内外官俸禄的考察

隋唐之际,内外各级官僚除职官永业田、公(厂解)田等收入外,其正式俸禄,基本上由禄粟和职分田两项组成。因此,在考察武德年间内外官禄时,即应以这两项为本,除将内官与外官进行比较外,还需与开皇、贞观年间的官禄情况作些对比分析,借以考察武德政策之倾向。一据《隋书·食货志》、《隋书·百官志》记载,隋按九品给职分田,同品级的内、外官所给田数相等。另给禄粟,则内、外官有别。京官分九品十八级(每品分正、从二级),从八品以上给禄粟,九品不给。如只取正品比较,则隋京官俸禄可表述于下:     

《南史》考疑(八)

《卷一·宋本纪上》(元兴三年三月 )庚申 ,帝镇石头城 ,立留台百官。 (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7页 )《校勘记》 :“百官”上各本有“总”字。按《宋书》无“总百”二字 ,作“立留台官” ;《通鉴》无“总”字 ,作“立留台百官”。据下文“司徒王谧与众议推帝领扬州 ,帝固辞” ,明裕此时无总百官事 ,“总”字衍文 ,删。按 :《晋书·桓玄传》 :“元兴三年……刘裕以武陵王遵摄万机 ,立行台 ,总百官。”《通鉴》卷一一三亦云是年三月 ,“丙戌 ,刘裕称受帝密诏 ,以武陵王遵称制 ,总百官行事 ,加侍中、大将军。”见是时总百官者乃武陵王…     

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吗?——与冯天瑜教授商榷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从《管子轻重篇》所载的粮价看“锱”的释义

“锱”是中国古代的权衡单位之一,但在一“锚”究竟有多重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四种解释,一说为六铢,一说为十二铢,一说为六两,一说为八两。本文将《管子轻重篇》所载的粮价与战国秦汉时期的粮价进行了比较,认为一锱重六两的说法更符合战国秦汉时期的物价实际。     

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多样性与统一性:中国历史分期的多元视角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封建与大一统之间:关于中国传统政体的理论和史实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诗言志”复议

:“诗言志”说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 ,最初的“诗言志”中的“志”一直被理论界认定同时包含了作者的“思想”和“感情”双重因素 ,但这种解说并不符合提出者的原意。得出的结论是 :从春秋及以前时期的志不含情 ,到战国末秦汉时期的以志为主 ,志情并举 ,再到魏晋时代的以情为主 ,情志并举 ,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对诗歌基本特征认识过程中逐步深入的三个阶段     

成王即位与改元时之年龄考辨

周立国不久,武王死,成王即位,战国秦汉间的载籍谓这时成王年龄幼小,且其说不一。本文拟对这些说法及其实际年龄作一考察,并涉及与之相关的古礼问题。 一、战国秦汉时人的说法与后人的认识 关于成王即位时的年龄,战国秦汉间说法很多。因时代相同,则说法相近。 战国时人认为武王死,成王尚幼。《荀子·儒效篇》:“武王崩,成王幼”;《逸周书·明堂位》谓武王死,“成王嗣,幼弱”;《礼记·明堂位》亦同。     

战国秦汉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

一、战国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秦汉帝国时代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輝煌的时代,但秦汉时代的经济史只是战国經济史的繼續发展,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以春秋、战国之际为一大分界线,春秋以上是第一阶段,战国秦汉是第二阶段。不过战国經济史料比較缺乏而零碎,一时不易搜集,所以本篇对于战国部分,只根据近人的研究成果,作个引论式的敘述,其詳細的研究,留俟異日。     

春秋时期“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

春秋时期的“县”有县鄙之县与县邑之县两种基本涵义。春秋早期的秦县为县鄙之县 ,其与西周时期推行封建之制而形成的“国”、“野”之间的地域差别有关。《周礼》所载县制资料有一些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真实内容。同《周礼》所载县制情形最为接近的为春秋时期齐国的国野分治之制。春秋时期的晋国之县多作为封赏卿大夫的采邑 ,带有颇为浓厚的封建制因素的残余 ,其组织管理形式直接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政治在新旧政治制度相互对立的总体框架下 ,按照辩证的法则向前发展的客观史实 ,以上内容构成了春秋时期晋国国家结构形式的部分内容和若干时代性特点。春秋时期的楚国较早以大邑为县 ,楚国之县基本上是建立在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的基础之上 ,楚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对其直接进行管理。战国以后 ,楚县逐渐开始由边地军事重镇向地方行政区划转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县开始了由县邑之县向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郡县之县的转变。     

唐代前期官员俸料钱支出计划形态的演变及其影响

唐人崔沔在一份奏状中说:“养贤之禄,国用尤先”,一语道出了官员俸禄支出在唐朝财政计划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众所周知,唐前期官员俸禄构成计有禄米(一年分两次支领)、俸料钱(逐月领取,又称月俸)和经营职田的受益(一般是出佃收租)三项。不过,根据现代财政学的概念,我们还应该进而把这三者在唐朝财政分配活动中的计划形态,区分为预算内支出和预算外收支两种类型来加以认识。一方面,唐朝有计划地将通过预算内收入(在前期有租庸调、地税、户税和资课四项)所征集的那部份钱物进行再分配,就形成了预     

官僚科层制与秦汉帝国的政治传播

秦汉是中国官僚政治制度全面展开的时期,在这个以官僚科层制为核心的超稳定结构中,政治传播系统与官僚科层制相互耦合、嵌套,强化。庞大的官僚科层体系与复杂的委托——代理链条使秦汉政治传播中的信息歪曲与失真不可避免。由于没有独立和多元的信息收集机构,信息的扭曲、缺失或泛滥成为制约官僚科层制运作的瓶颈,帝国治理的悖论由此形成：官僚科层越严密或庞大,则信息扭曲的概率越高,信息越扭曲,则官僚科层越趋严密或庞大;由于信息失真的不可消灭,自上而下的传播效率越高,整体信息风险就越大。这正是官僚科层制本身的内蕴特征。通过对秦汉帝国的组织结构分析,我们看到的是官僚科层制与政治传播之间的内在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