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学术

已到了“知天命”之年。在这个年龄谈“我与学术”,我得承认,我是幸运的。 由“学术”看,在我,最可称幸运的,当是在北大读书,与在文学所研究了。 1964年与1978年的两度入北大,其对于我的意义当时并不明了。只是由越来越远的事后看去,才确信那是“命运”。正是北大,决定了我此后所从事的研究的格局。但我无法具体描述校风的浸染,以至某种“传统”的渗透。这类影响确实是无迹可寻的。而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     

把握自我 勤奋开拓

<正> 治学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面很多。下面,我想就治学的宗旨、态度和方法,讲讲自己的粗浅体会。一、立志求真我常想,人的一生应当是充实的、有作为的。我根据自己的兴趣、性格、气质、潜能,在上大学以前就决定以学术许身。我在北大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     

关于“王韬日记”

王韬手稿,近十余年来,据我所看到的南北出版物上即络续制版发表过多帧。如北大“国学季刊”曾将藏于北京图书馆王韬手稿七册中的“讀书随记”两页,“逸经”曾发表过王氏手扎两通。关于王韬蘅华馆日记,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有     

也谈南北文化之划分及老庄的文化归属

也谈南北文化之划分及老庄的文化归属刘绍瑾孙立先生的文章《老庄故里及文化归属考辨》，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该文给读者以深入启发，但其结论却有失之武断之嫌。我在这里就以下三个问题略陈管见，一是延伸和补充孙先生的话题，二三点则是辩驳。关于“南北文化”这...     

我看北大研究生教育

按照原先的约定,我略为谈一下中文系的情况,然后就引申发挥,发表我对北大研究生教育的看法.最近十一年间(1998-2008),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本科生有1167名,研究生(硕士及博士)1146名,其中留学生约占五分之一.这个数字说明什么,培养研究生,已经成为北大各院系的工作重点,我们必须实现战略转移.前些年,着重抓本科教学,效果不错,基本上了轨道,各项工作有章可循.现在的主要任务,应着重关注研究生教学.因为,这跟教授们自身的研究状态密切相关,也更能体现一所大学的学术水平.     

我的“大学研究”之路——代自序（摘要）

我之关注大学问题,最早是因与夏晓虹合编《北大旧事》而广为人知。但就学术思路的形成而言,则必须往前推十年。我的博士论文主要讨论晚清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很自然地,牵涉到新教育与新文学的关系：“梁启超以废科举开学校育人才为政治上的‘变法之本’;其实,这何尝不是文艺上的‘变法之本’。从某种意义上说,     

学术剽窃现象:我们应有的关注与反思

问：北大王铭铭教授的学术剽窃问题被《社会科学报》率先披露后，引起很大反响。您最初听说此事时有什么感触？答：我读了晓声（王晓生）先生的《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王铭铭〈想象的异邦〉抄袭哈维兰〈当代人类学〉》和曹树基教授的评论《就王铭铭抄袭一事谈建立学术道歉制度》（均载《社会科学报》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０日）后的第一感觉，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触目惊心、痛心疾首”。问：为什么当初会有这种“触目惊心、痛心疾首”的感慨？答：因为我从未想到像王教授这样一个国内外著名的学者也会存在学术剽窃的严重问题…     

从大学理念与治理看北大改革

北大人事改革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 ,围绕着改革的目标、意义和路径选择 ,各种各样的观点在激烈交锋中不断涌现。正如一些敏锐的观察家(如许纪霖教授 )所指出的那样 ,北大改革在程序上一开始就体现了一种“商议性民主”的精神 ,这本身就是中国改革运作程序的一大进步。有关改革的争论 ,一方面体现了争论各方利益之不同 ,但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各方观念与认知的巨大差异。我们注意到 ,这次争论涉及到大学的基本理念和治理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有进一步探讨和澄清的必要 ,现就教于各位。一、大学理念与大学治理　　 1.大学理念这次争论中不少…     

幸福夫妻理财之道

夫妻俩如果在用钱问题上约法三章,婚姻生活会比较幸福。“钱是夫妻间最常争论的问题。”丹佛大学婚姻与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力保婚姻和谐》一书的作者之一霍华德·马克曼说。如果夫妻俩早就议定什么项目须优先处理,例如偿清债务,为10年后退休而未雨绸缪,戒除胡乱购物的生活习惯等,彼此谈到钱的问题时就不会那么容易起争执了。     

审稿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要正确地把握稿件的价值,编辑就要对文稿进行政治的与学术的综合比较鉴定,就政治性而言,要求学术文稿有鲜明的倾向性,以保证政治上的正确无误。就学术性而言,则要求文稿具备一定的理论色彩。我国大学学报自创刊之日起,即以研究和交流学术为目的。当年蔡元培先生倡办北京大学月刊,就是鉴于北大月刊是学校公报性质的行政刊物,“不能载长篇小说”,不适应把大学办成学术的“机关”和“学府”之需要,而“载长篇小说”,学术之发展”,正是北大月刊创办的目的,“以从事于研究,要必有几许新意,可以贡献之吾国之学者,若世界之学者”。学报这种学术性要求既和作为党的言论机关,旨在指导具体工作的政治宣传刊物不同,又和那种以普及文化科学知识为目的的通俗刊物有别,学报是以促进学术进步和学术发展,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实政治为目的。没有学术性,就失去了办学报的价值,是不务正业。没有政治性就等于没有灵魂,失去了社会主义学术期刊的办刊方向,也     

回忆清华哲学系——“清华学派”简述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北京(当时称为北平)的高等学校中,有两个哲学系在全国最为有名,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一个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个是清华大学哲学系。但两校的学风不同。北大哲学系比较重视考据,重视哲学史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比较推崇直觉。当时北大哲学系教授张颐讲授黑格尔哲学,被称为黑学专家;另一哲学教授汤用彤学贯中西,对于佛学史研究有突出贡献。清华哲学系比较重视义理,重视理论建树,在方法论上比较推崇分析。一九五二年高等院校调整,清华哲学系合并到北大,于是原来的两种学风合而为一了。近来有的同志称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清华哲学系为“清华学派”,这是有事实根据的,也是值得回顾的。     

中国地域方位话语嬗变与东亚大陆天地生背景

从历史时期中国地域方位话语的嬗变规律中发现嬗变与自然和社会的响应关系明显.中国历史上早期“西土”、“东土”、“北土”、“南土”、“中土”使用较多,多为地域坐标指示词.在传统社会后期,“南人”、“北人”、“南方”、“北方”的概念使用频繁,贯穿了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作为地域文化认同指示词使用得更多的是南北方位用词,多用“南方”、“北方”、“南人”、“北人”并称比较,地域文化认同色彩明显.宋以后的南北概念更多的是指东亚大陆文明东移后华北地区与东南地区意义上的南北概念. “西北”、“东南”、“东北”、“西南”等交叉方位词在中国历史上都有使用,但作为地域文化认同词汇多是将“西北”与“东南”并称比较.宋元以来,“西北”与“东南”更多是特指华北和江南地区,往往作为另一种中国南北文化认同的方位词.从天地生综合研究角度分析这种响应关系背后更宏观的天地生背景,发现历史上东亚大陆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气候大陆度增加、生产力背景变化是东亚大陆文明东南推移的环境背景.历史上从早期的“东南西北”并重到宋以来“南北”话语强势,再到近代“西北”、“东南”话语内涵嬗变的轨迹,显现宋以来话语中的南北概念实际是指在整个东亚民族活动舞台东移背景下的南北概念.所以,客观来讲以前提的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从更宏大的背景来看,中华文明的南移实际应该是中华文明的西北向东南方位的推移,此所谓“文明向东”.     

北大情结与大学精神

北京大学将在京津渝等13省份试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此举迅速成为热会关注的热点。人们在争论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北大情结”，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时大学精神的理性思考。     

再论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第一个飞跃的观点应该屏弃

<正> 段国炼同志在“‘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第一个飞跃的观点应该屏弃’吗?”一文中,对拙作“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第一个飞跃的观点应该屏弃”提出了商榷,使我受到不少启发。这里就段文中提出的问题再谈一些浅见,以期促进对由实践到认识和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相互关系问题的探讨。     

三黑、四黑

我在“文革”中赢得了“三黑”的称号。一是造反者制造了许多黑帽子给我戴,谁知一个也戴不上,他们气火了,说那么就叫“黑五类”吧。可是又太笼统,究属那一类也说不好。一是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黑帮”,实际我和匡校长平日的关系并不密切,只是他调任去南大时,做了三首诗送他,被人揭发,说是匡的“黑帮”。一是我在吉林大学时,星期天和一些人在一起谈天说地,说的是历史掌故,甚至戏剧词曲,有些人脑袋特别灵敏,说我们是“反党集团”,要不得。于是派人到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

我的论文集《在历史的“风陵渡”口》出版在即,时代国际出版公司的张瑶女士来电嘱我为这本集子写一篇序言。读着手上的校稿,既有几许欣慰,也不乏一丝苦涩之味,不由得想起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思绪一下从现在又跳回到过去,于是拉拉杂杂写下这篇文字,权当“立此存照”吧。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20多年,也在南京大学度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想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     

论《中庸》的“中”与“和” 及《大学》的“格物”与“致知”

本文准备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庸》的“中”与“和”,一个是《大学》的“格物”与“致知”。“中”与“和”实际讲的是工作方法问题,“格物”与“致知”讲的是知识来源问题。讲到工作方法问题,可以说有千万条,但是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条是“中”,一条是“和”。“中”在正常情况下应用,比较好懂,有三两句话就能说明白。“和”在特殊情况下应用,就不大好懂,必须用许多话才能说明白。“中’与“和”是中国自古以来传统中卓有成效的两种工作方法,《中庸》一书举以示人,十分宝贵。可惜被朱熹作《四书注》给解释错了,迷惑后人六七…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与北大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在其大学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教育理念的浸润下,北大不仅在完善学科设置、强化学术氛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而且引进了一批弘扬民主与科学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使“五四”时期的北大成为引导社会潮流和培植独立、自由文化精神的重要领地。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实施是北大扮演新文化运动中坚角色的前提条件,也是北大知识分子形成立足学术研究本位、关怀人间文化品性的重要保证。     

贫困学子的求学精神

“我已给妈妈砍了够用一年的柴火。这次来重庆，是想挣够上大学的学费。”在绿叶义工组织的帮助下，秀山一中毕业生李露来到重庆，这位18岁的小伙子刚学会擦皮鞋就有了天真的想法：“我要擦6000双皮鞋，挣够上大学的学费!”     

也谈"如何改革大学"

李猛先生所作的“如何改革大学”的长文 (以下简称李文 )在“世纪中国”发表后 ,一些网络媒体纷纷转载 ,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响 ,被一些改革的反对者视为影响北大改革进程“最后的武器”。李文的积极意义是文中所闪烁的一些真知灼见将提醒这次北大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们在重大的举措出台前需要进一步保持审慎的态度 ;其消极意义则在于 ,李猛先生通过玩弄他本人所公开反对的“修辞学” ,以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 ,和看似严谨细密 ,实则漏洞百出的逻辑 ,影响和干扰了读者对大学改革的真实意图的判断。李文对北大教改方案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