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基于委托人“不平等厌恶”模型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是国企薪酬制度的重点,影响着企业高管的行为和企业绩效。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含有委托人"不平等厌恶"偏好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从政府"不平等厌恶"偏好角度考察了薪酬管制的原因及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对国企初次分配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导致了薪酬管制,而政府干预下的政治激励和高管身份的不确定性是薪酬管制实施的关键;薪酬管制降低了企业绩效,且实证检验支持国有企业绩效的"薪酬管制论"。因此,摈弃对国企高管的行政选拔是提高企业效率、推进薪酬改革的关键。     

身份、边界与认同分化:国有建筑企业二元用工的生成与维系

基于劳务派遣、劳务分包等非正规用工的二元用工,当前已成为国有建筑企业普遍采用的用工制度。以往研究对国有建筑企业二元用工的产生发展和实践表现有所呈现,但关于其实现机制的探讨尚显不足。文章基于国有建筑企业S集团公司的个案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伴随行业生产管理体制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建筑行业和国有建筑企业先后通过制造身份差异构筑边界和利用城—乡公民身份差异划定边界,使得二元用工体制得以形成;之后,通过工作场所中身份区隔的劳动管理实践,维护了二元用工的边界;而职工和劳务工基于劳动体验和社会地位差异的认同分化和身份再生产,则保证了国有建筑企业二元用工体系的维系。概言之,国有建筑企业二元用工的生成和维系,是国家、企业组织和劳动者三种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但在其过程中,国家而非资本,居于主导地位。      

国有企业劳动力价格的市场转换

国有企业员工的薪酬长期以来偏离市场 ,直接导致了资源配置的弱化。国有企业在薪酬分配体系和政策方面存在的缺陷 ,客观上已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今天 ,必须承认薪酬就是劳动力的价格 ;劳动力的价格应由市场决定 ,因而劳动力价格的市场化是必然趋势。如何使国有企业现行的薪酬制度和体系平稳过渡到以市场价位为主来确定员工薪酬的体系 ,这里分析了国有企业的薪酬体系在向劳动力市场价位转换中 ,可能会引起的矛盾 ,并就平稳、顺利地实现转换提出了建议     

城镇社会控制的变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

改革前 ,中国城镇社会控制是通过国有企业或国有企业化的企业进行的 ;这一控制模式是与计划经济体制和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 ;这种控制模式下的高度社会整合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分化和发展 ,并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改革后 ,由于经济社会的变化 ,这种控制模式已无法适应城镇社会控制的需要。因此 ,为了更好地实现城镇社会控制目标 ,必须大力发展社区经济。     

外商投资企业薪酬体系优化——以安徽省为例

外商投资企业的薪酬体系有着自身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薪酬水平整体偏低、薪酬结构不合理、福利功能未能很好发挥作用等问题,需要从树立正确的薪酬理念、构建科学的薪酬体系、设置合理的薪酬通道等方面进行薪酬体系优化。     

基于会计科目“应付职工薪酬”的企业用工成本核算——以北京市为例

应付职工薪酬是一级会计科目,用来核定企业支付给职工的各种报酬和相关支出,以北京市职工社平工资为基础,通过应付职工薪酬的七个二科科目核算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以期企业和职工更全面地了解企业用工成本及其核算过程。     

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兼并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国有企业的改革经历了从“增量改革”到“质量改革”的发展过程 ,所谓“质量改革”即是通过国有企业进行的战略性改组、兼并、联合等形式搞活国有企业。本文分为三部分 :一、我国转轨时期的经济体制的运行 ,即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阶段的国有企业的运行。二、政府主导型企业兼并。在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兼并是由政府推动的 ,政府作为企业兼并的行为主体有着深厚的体制基础。三、转轨时期国有企业兼并中的政府行为 ,即国有企业在今天兼并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     

岗位评价方法研究

国有企业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用工分配制度上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色彩,那么,在国有企业用工分配制度改革过程中,如何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如何实现以岗定薪?则必须对岗位进行评价,这也是合理定薪的重要依据,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是改革的难点。本人结合实际工作需要,对岗位评价的各种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提出了选择评价方法应考虑的因素,从而为推进国有企业用工分配制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国有企业高管激励的政府干预动因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我国政府薪酬管制制度的特征、动因及效果进行了深入探析。研究发现地方政府会根据当地的市场化程度、贫富差距、财政赤字水平、失业率、GDP增长水平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薪酬管制政策,但从管理效果来看,这种行政干预行为削弱了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的敏感性,降低了国有企业未来的财务业绩,并且对竞争型国有企业产生了更强的负向影响。该结论表明地方政府应主动提升管理行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构建与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治理行为相匹配的差异化薪酬激励机制。     

国有企业薪酬管理的分析与对策

文章认为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体系不合理是造成核心员工流失的主要原因,在分析国有企业薪酬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薪酬管理体系的三点建议,并得出结论企业要想持续稳定的发展,必须要有一套合理、完善的薪酬激励体系.     

国有企业薪酬制度设计初探

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树立优势,重新建立薪酬体系已经成为目前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中的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本文针对现阶段一些国有企业薪酬分配制度存在的问题,从激活人力资源、提高劳动效率、正确处理内部分配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薪酬体系设计的一点新思路和新方法,从薪酬管理的原则、薪酬设计的流程、市场薪酬数据的调查、薪酬水平和薪酬结构的确定以及薪酬的动态调整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和尝试,为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     

企业经济活动与档案信息

一、企业经济活动对档案信息的需求 市场经济的确立已在我国社会经济活动的各个领域和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影响。企业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必然面临机制的全面转移和变革。企业经济活动对档案信息的需求也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经济活动呈现出的是一个自始至终贯彻上级计划指令的直线型结构。在这种模式下,企业只需要上级计划指令信息、与生产或工艺有关的技术信息这两类信息。     

国有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的困难及对策

薪酬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薪酬管理存在着基础薄弱、政企不分、薪酬水平偏低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建立现代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就必须对国有企业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找出存在的问题,从而制定相应的对策措施。     

关于高校去行政化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高校行政化是现行教育管理体制各方面问题的集中体现。它是历史的产物,已经影响到大学的办学管理、人才培养、科研活动、师生关系、环境建设等方方面面,演变为体制顽疾,成为大学改革与发展的绊脚石。高校行政化的具体表现形式为高等院校行政级别化、机构设置上级对口化、高校管理行政科层化、学术管理教师边缘化。导致高校行政化的根本原因是官本位的历史文化环境、办学资源的行政控制权和办学决策的行政操办。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不是简单地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而应全局考虑、整体设计、逐步推进、双管齐下。核心问题是理清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资源调配权,完善大学法人治理结构。     

知识型员工薪酬激励方案的优化——以某国有工程咨询设计公司为例

知识型员工是现代企业中一个个性鲜明的工作群体,如何有效地激励管理他们,特别是薪酬体系设计问题成为当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新课题,也是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案例企业对知识型员工的薪酬激励尚存在着薪酬结构不合理、缺乏对内公平性和对外竞争性等诸多问题,优化设计的方案是以岗位绩效工资为基础的主体薪酬体系和其他辅助激励形式并存的综合激励方案。     

企业内部化问题研究——兼论国有企业内部化问题

企业内部化程度取决于企业内部管理成本与市场交易成本的比较。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现实,因此,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逐步将企业部分功能外部化,是国有企业提高效率和竞争力的关键。     

企业薪酬体系管理重要性探究

薪酬体系的管理可以让企业的薪酬体系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企业薪酬体系的管理涉及到政府和法律法规的影响、劳动力成本的控制、薪酬管理的道德规范、内生性控制、薪酬沟通管理及薪酬管理部门的构建。     

完善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的几点思考

从国有企业薪酬制度现状入手,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健全国有企业薪酬决定机制、明晰国有企业收入分配体系、完善和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的制度约束等对策。     

国有企业大数据演进的路径、问题与对策

"互联网+"背景下,如何对数据进行有效利用与管理,关系着企业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国有企业大数据的管理遵循"分散—集中—集成—共享"的阶段发展过程,目前主要国有企业普遍处于数据集中到数据集成的阶段,企业数据分析和利用的基础正在建成,大数据的价值凸显尚需时日。因此,政府在发展大数据上需要加大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投入比例,提升企业数据聚集和分析利用能力,建设企业大数据平台和行业数据体系,逐步推进数据的大规模开放和共享。     

政企关系的制度博奕分析

一、计划经济7政企间的一次对奕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政企关系可抽象为：（l）企业只是政府的一个生产单元，没有或基本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稀缺资源由政府直接进行配置而导致了企业内在动力的丧失；（2）政府是企业的唯一信息源（指政府下达的指令计划），且企业向政府的信息反馈机制极为迟滞；（3）企业不具备内部或外部的市场机制，企业家才能对降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并无贡献，政府对生产进行调节所需的社会成本极高。①基于上述分析，这种政企关系可通过“囚犯困境”模型产优化后进行控制博奕分析，假定政府和企业进行双人博奕，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