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

目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流量国,且当下正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攻坚时期,国外先行经验表明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促进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本文运用灰色关联方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有：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产业升级,但促进作用有限;在行业选择上,关联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信息与计算机业、采矿业、制造业、批发与零售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和商务服务业;在区位选择上,关联度从大到小依次为亚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和非洲。最后,根据实证结果,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更加有效地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合理的政策建议。     

福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实证分析

福建民营企业在福建省"走出去"队伍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福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以下特点:在区位上具有注重全球区位市场均衡开拓,并在每个区位市场中又有重点;跨国经营以贸易销售、生产加工等活动为主,高附加值活动方面表现明显不足,但企业能够根据当地情况采取适合于自己的经营业务;投资模式上采取独资模式的占多数,合资模式其次,合作模式较少。优化福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思路是:产业选择和区位布局选择上要充分利用福建产业的相对比较优势;注重对外投资集群化发展;利用海外侨亲特色和世界闽商的地缘优势借船出海;对初次进入国际市场的中小民营企业应更多选择与当地企业合资合作;建立健全政府支持体系。     

福建省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区域战略选择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向深化和广化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区位的正确选择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投资效益及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决策。考虑到国别区位选择的环境因素,福建省企业"走出去"应区分资源、市场、生产要素不同导向类型,选择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国别区位展开。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因素的变化及其启示

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 ,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为跨国公司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 ,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 ,同时也在很大程度改变了传统投资区位因素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的影响程度及其性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因素的变化 ,对发展中国家引进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提供了某些启示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与区位选择

基于共建“一带一路”58个样本国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特征为逻辑起点,运用系统GMM回归法从动因层面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区位选择,结果表明,市场寻求与效率寻求动因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而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不具有战略寻求动因。且不同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具有异质性特征,如在独联体、中亚—西亚以及中南半岛等资源丰富的区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均具有资源寻求动因,而在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并不具有这一动因。制度因素的影响效应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如在中南半岛和孟中印缅两大经济走廊,政治制度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中亚—西亚经济走廊这一效应并不显著,说明该区域资源寻求动因的影响效应超过了制度层面的负向抑制效应。在制度质量较差区域的资源寻求动因,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着较大的环境风险。因此,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转型升级,实施多元化区位选择战略,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有之义。     

我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产业发展战略选择

我国跨国直接投资产业应以区位比较优势理论为依据 ,分地区确定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 ,有针对性地选择目标市场重点 ,选择不同的投资结构。制造业、资源开发业、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应成为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重点行业。     

WTO背景下企业全球运营的区位与产业选择对策

在WTO的自由贸易与资本流动的机制下 ,我国企业如何选择产业 ,确定全球生产运营的区位布局 ,开展全球运营与全球贸易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在产业布局与产业选择等方面 ,台商全球运营的发展过程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我国目前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东南亚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运营的效率和效益高度依赖于这些地区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全球运营的发展经验 ,加强全球运营的区域和产业选择研究 ,确定合理的主导区位和产业结构 ,应成为我国企业开展全球制造与运营 ,保障对外经济安全的重要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与区位选择实证研究综述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及实证研究主要在宏观区位或微观区位层面分析国家、地区特征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程度。本文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微观理论、宏观理论及综合理论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对国内外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实证研究进行评述。分离散变量分析方法和连续变量分析方法重点介绍了既有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并指出今后的研究趋势及方向。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

入世后的国内市场已经融入了国际市场 ,我国企业要扩大生存空间就必须对外直接投资 ;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中 ,强调产业目标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依据主要有发挥本国产业的比较优势 ,注重产业关联度 ,考虑产品的生命周期和产品潜在的市场容量等。资源开发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成熟适用技术产业、服务业、研究与开发型技术产业 ,分别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预防性产业、主导产业、策略产业和战略产业。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比较研究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中,进入方式的选择对投资的成败至关重要.目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主要有两种: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不同的对外投资发展现状和特点对应的进入方式也有所差异.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进入方式的优劣势,进而从投资规模、投资区位、投资主体、投资行业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不同选择和变化特点,探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的内在规律.     

“海西建设”视野下闽台农业合作模式的创新路径研究

当前闽台农业合作整体上呈现深入拓展的趋势,基本实现了农业产业的互利互惠,在经济与政策的双重推动下实现共同发展。但是闽台农业合作依然存在些问题:缺乏完善的管理体制,创新合作能力明显不足;缺乏完善的投资环境,产业对接能力明显不足;缺乏有效的科技投入,农业交流合作明显不足;缺乏科学的产业规划,产业均衡发展能力不足。基于海西建设视角闽台农业合作应进行合作模式的创新。通过互补、互利、互惠原则进行合作制度保障;建立农业技术资源与研究成果共享的合作交流模式;形成两岸更密切的合作交流模式;创新农产业发展类型走现代均衡农业创新发展之路。     

互联网行业VIE协议控制的法律效力

随着《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发布,互联网行业VIE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再次成为业内人士关注的焦点。不同于一般协议,VIE架构通过一系列协议构成,各协议均有其特定目的,通过系列协议组合实现VIE协议控制的目的。从学说和司法实务来看,单一协议的效力问题并无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VIE协议网络的目的是否非法且导致协议无效。互联网VIE协议网络效力如何,不可一概而论,需要具体分析VIE协议规避的规定内容和性质,确实属于《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协议,方为无效。在解释论上,规避外资禁入互联网产业规定或者规避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的VIE协议并非全部无效。在立法论上,限制外资进入互联网产业既无助于解决可能存在的国家安全问题,也无益于推动互联网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中韩对外直接投资比较研究

根据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对比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情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从行业和目标国分布来看,面向欧美发达国家获取诸如品牌和新技术等战略资产,以及面向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其他发展中国家追求更低的生产成本,是真正意义上的“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进行企业跨国经营,是今后我国对外投资的发展方向。     

资源约束变动与区域经济动态均衡发展——基于广义资源视域与资源配置力的考察

2003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资源高消耗、投资高增长为基础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导致了国际市场资源价格大幅上涨与国内资源约束递增。受此影响,东部沿海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生产成本上升,经济增长趋缓;中西部自然资源富集地区投资持续增长,资源产业与地方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可见,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引致资源稀缺的结构性变迁与地域性转移,以及地区经济竞争力的变化,使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出现收敛趋势。这表明,在市场体制下,经济发展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会带来资源约束变动,地区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关系变动因此受到资源供给的约束与资源配置力的影响。由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与市场供求关系难以锁定,地区资源供给与资源配置力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因而是一个动态均衡过程。     

关于外资并购中的垄断倾向与法制建设的完善

随着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外资并购我国企业中形成的垄断倾向日益突出,加强我国的反垄断法制管理迫在眉睫。借鉴国外反垄断立法和执法的实践经验,紧密结合本国现实国情和特点,切实处理好反垄断法律规制中的几个关系。通过完善反垄断法制管理体系,有效维护和造就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外资并购的正面效应,限制和消除其负面效应,以便促进经济资源合理配置,进一步提高我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论16世纪前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进程和基本特点

１６世纪以前的中外文化交流,是在亚欧旧大陆范围内进行的,实现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包括使节、商人、宗教徒、游牧民族、战争等五个方面,其发展进程表现出偶然性、缓慢性、周邻性、在东亚邻国单向性辐射传播、接受以佛教为基本内容的外来文化和华夷观主导性等特点。虽然如此,１６世纪以前的中外文化交流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和世界发展进程仍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中国现代服务业“体制病”诊断与四元治理假说

理论和实践均表明,体制转型往往是欠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关键要素。体制变革促进了中国现代服务业的增量发展,但服务业及企业"做不大、做不长、做不强"的现象依旧存在,其病因就是"体制病"。中国现代服务业的"体制病"是与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全球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联系的,并在形式上表现为外资排斥本土、计划排斥市场、工业排斥服务业、低端排斥高端的现象。由于四大排斥效应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系统性问题,就使得单纯以"强化市场竞争"或"加速对外开放"为目标的分类体制改革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需要认真探究中国现代服务业"体制病"的微观动力学内容,正确处理以四元主体为基础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垄断国企与竞争民企"、"社会组织与政府机构"、"特权阶层与草根阶层"的四对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医治服务业"体制病",必须深化体制改革,这不仅仅是价格和市场结构乃至产权关系的改革,更需要形成以"四元治理"为核心的体制变革思路。     

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形成和运用研究——基于1997-2010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分析

本文运用我国1997-2010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论证了我国外汇储备的形成和运用情况。以安全性为主导原则的外汇储备管理导致很多问题:对外间接投资渠道单一,外汇储备收益率低;对外直接投资严重不足;进口结构有待改善,外汇储备的消费作用难以发挥。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些有效运用我国外汇储备的对策和思路。     

日本东盟战略对我国中亚战略的启示

21世纪初期,中国初步形成中亚战略,现正在发展完善之中,因而有必要借鉴成功实施周边外交战略国家的经验。而日本东盟战略的成功,无论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还是从借助大国力量的角度,都与中国的中亚战略存在若干相似之处,足以作为中国中亚战略的一个典型参考案例。     

基于关系营销的本土零售企业顾客忠诚度培育

自2004年12月11日起，国内放开对外资零售业在地域、股权比例、数量和经营方式等方面的限制。随着国内零售业的逐步开放，行业内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国内巨型零售企业的相继涌现；外资零售企业纷纷涌入，抢占市场先机；行业内业态多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但是与国际商业巨头相比，本土零售企业普遍顾客忠诚度不高，顾客流失严重。因此，本土零售企业应着力培育顾客忠诚度，以提升本土零售企业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