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秘书监迁转研究

秘书监一职的迁转研究对于诠释唐代秘书省所承担的图籍职能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数百条的秘书监迁转数据分析,唐代秘书监的迁转具有鲜明的历史特色.秘书监的任职在始终保持自己的清望地位的同时,逐渐失去学术性质,以安史之乱为界,在品秩、职官、性质等三个方面呈现出对比性的不同.     

论唐代贬官的迁转途径

唐代官员因犯有过错被降职或远遣后,经过一定期限或遇赦仍有迁改官职的机会。但由于贬官身份、官资的特殊性,政府对他们的迁转途径进行了限制。唐前期,朝廷主要通过征召与考满改官的方式来恢复贬官的官资;唐中后期,征召、量移改官是贬官迁转的主要途径。在迁转贬官的过程中,体现了政府对人事权力的控制日益加强的特点。     

吏部尚书与唐前期政治

吏部尚书是唐代重要的中央职官,执掌人事权,负责铨选、考核官员等职责.在唐前期职权与地位不同寻常,且多兼任宰相,与唐代政局联系紧密,处于最高统治者关注的地位.吏部尚书对唐前期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受局势变动等影响很大.凡此,皆与其本身职能及担任者的不同地位关联较大.     

跨越"鸿沟":西汉官员迁转途径探论

官员迁转是战国以后职官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时期,为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者以对官员升降迁调为手段,实现对官员的赏功励能和奖优罚劣.根据对传世文献以及部分出土汉简材料的分析,西汉官员的迁转途径,除传统的察举、考核之途外,官员的自荐、他荐乃至检举告发他人之奸匿行为亦是西汉时期官员迁转的重要途径.受制于君主权威的西汉官员迁转管理,虽然在提高行政效率、巩固君主专制制度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自身的消极影响.     

论明代省级官员的选任资格

明政府对省级官员由何种职务简任及其籍贯和出身都有一定要求.在巡抚制度形成之初,巡抚多由中央官员简任,随着景泰以后巡抚制度步入正轨,巡抚逐渐向地方官员转变.明后期,国家局势动荡,政府又多派遣中央官员任职巡抚.这种变化过程是中央对地方统治方针调整的反映.布政使和按察使的选任在明前期以从本衙门升补者居多.明中期以后,两司开始交叉混补.省级官员无论由何职简任,都优先考虑邻省官员.政府对他们的籍贯选择也尊重这样的地缘因素,除邻省之外,浙江、江西、南直等经济文化发达省份也是重要选择.这种选择与其出身关系密切.明省级官员几乎都出身进士,而东南各省进士额数相对较多.明政府对省级官员的选任方式利于地方行政的运作,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被其后的清政府所继承.     

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

“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唐五代州县内部监察机制研究

唐五代时期对地方官员的监察,除御史台派御史和皇帝临时遣使分巡各地外,各级地方政府内部亦置有专门负责监察的官吏。其中在州级置有录事参军和录事,在县级置有主簿和录事,他们均为负责监察官吏。此外,县尉虽不是专职监察官员,却负有对乡里胥吏的监管之责,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方监察体系。     

唐代的内供奉官

唐代内供奉官是一种适用范围颇广的任官形式 ,相对于供奉官和里行官 ,内供奉官是唐代五品以下 (含五品 )供奉官和近亻幸侍从官员编制之外的特殊任职形式。内供奉官就其实质而言大体分为二类 :一类是供职于中央、实履其任的内供奉官 ,虽属员外供职 ,但职事、待遇、迁转资序与正员基本相同 ,这一类终唐之世始终存在 ;另一类是供职于地方的 ,或为使府幕佐 ,或为三司巡院官 ,衔内所带之御史也有内供奉的任职形式 ,但一般不履行所供奉的职责 ,性质近似于假借官 ,这一类别出现于唐肃宗至德以后。内供奉经五代 ,至宋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试析唐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原因

有唐一代,官员经商之风日益炽烈,政府采取了各种对策,但都无济于事.本文对唐代官员经商之风盛行的原因进行了历史性的考察,认为主要原因有:中国古代社会权力缺乏有力的监督、唐政府经商对官员的诱导、唐代官员的俸禄偏低、商品经济观念对官员的冲击以及官场和吏治的腐败等.     

表彰抑或利用:唐代德政碑刻立的政治意图

唐代德政碑的刻立,里面夹杂着各种复杂动机。对于申奏刻碑的百姓而言,他们有的是发自内心为良吏奏立德政碑,有的则是受地方官员驱使。由于朝廷重视基层百姓对地方官的评价,因此,耆老、百姓等记录官员治绩的"状",以及耆老对地方官的评价也就成为申奏刻碑的重要依据,这成为他们被地方官利用的价值所在。对属下官吏而言,他们为州刺史、县令或藩镇主帅立碑,带有巴结逢迎的目的,因为地方长官手中握有辟署权、荐举权等,双方之间有着一定的利益关系;有的属下官员则借助德政碑来表达对碑主的知遇之恩;此外,在为长官申奏刻立德政碑的同时,碑阴题名也能间接为他们自身带来政治声誉。对碑主而言,德政碑可以为他们带来良好的政治声誉,从而为考课带来好处。中晚唐时期的节度使还可以借朝廷的德政碑,获取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对唐朝天子而言,刻立德政碑,可以为天下官员树立良吏典范,从而达到巩固政权、维护秩序的目的;当中央势弱之时,天子又借助德政碑来笼络强藩。可见,唐代德政碑刻立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动机,而不仅仅是出于表彰美政或善政这样简单的理由。     

宋代地方治安巡逻制度探析

宋代在地方巡逻制度上多有改革,设置了县尉、巡检作为地方专职治安官员,配置不同的武装力量,分区负责治安巡逻,有效遏止了社会犯罪。巡逻制度的革新使宋代巡尉成为中国警察专职化的重要发展阶段,也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治安史的重要发展时期。     

明代文职升迁述论

明朝的文职是一个等级序列。等级的构成及前后变化,典籍中或有记载,但多语焉不详,升迁是职官等级关系的具体体现,以升迁作为考察文职等级的参照,或可裨补阙漏。本文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以求正方家。把文职看作一个等级序列,所谓升迁,即等级的改变。明初“设官,以品秩为上下”,等级的构成比较简单。其后,等级的确定日渐繁杂,但品秩仍是最基本的因素。所谓品秩的确定日渐复杂,指其他各种影响的加入,如职掌轻重,居官内外等,于是有同品秩的升迁或高品秩官向低品秩职官的升迁,这是在不同程度上,对“以品秩为上下”的等级规定的修正和冲击。     

唐墓志文中“妻生而见书”现象略论

唐代墓志中的妻生而见书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与“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及唐代中后期重外任的仕宦风气都密切相关.迁入城市的士族疏远了与本家的联系,在无子嗣可以主持葬事的情况下,妻就被推到了事情的前沿;外任官员的增加了士人卒于任所、旅途的概率,因归葬的艰难,即使有子,妻仍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妻在其夫丧葬中作用重要,自然就增加了墓志中妻生而见书的机会.文体总是在诸多历史“细节”的影响下,以某些特定情形的出现为契机开始演变的,唐墓志妻生而见书的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规律的存在.     

唐代西州官吏日常生活的时与空

本文以唐代西州这一特定地理空间的官吏为中心,以其工作时间为线索,来勾勒他们工作与休假、出勤与点检、值班及发放月料等日常活动的轮廓.通过梳理可以看到,官员和吏员身份地位的不同已渗入到日常生活中,反映在工作时间和强度上二者有很大的不同,说明身份与等级不仅是象征性的符号,更决定了人们的生活状态.     

生活的留恋与心灵的放达——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洛阳闲适诗人群

唐代中晚期,在洛阳形成了一个以白居易为中心、以致仕及分司官员为主体的专写闲适生活的诗人群体.他们退罢洛阳,不复关心时政,悠闲于山水园林,沉溺于声色宴饮,耽玩于彼此的交游,关注个体生命的适意.洛阳闲适文人诗酒唱和在文学史上被传为佳话,对当时及后来的文人学士的人生态度和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以土贡为中心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唐代,这一矛盾表现得特别明显.用现代观点来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与斗争就是一种博弈行为.唐代中后期,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产生了激烈的矛盾.当中央财力雄厚时,对地方的控制力就比较强,反之亦然.土贡虽然在唐代财政体系中并不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但通过对唐代土贡的分析,从中也不难看出唐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博弈.     

元代地方学官的选任与考迁制度

所谓地方学官,专指中国古代主管地方学务的官员和地方官办学校的教师.早在汉代,我国已经有了官办的地方学校.到了唐代,地方学校普遍设立.但是无论是汉代还是唐代,作为地方学官者,只有地方学校的教师,而没有专管地方学务的官员.主管地方学务的学官均由地方官兼任.到了宋代,地方学校广泛建立,同时出现了专管地方学务的学官提举学事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教师的学官—教授,大量设立,遍及全国.     

唐代藩镇官员收入研究

藩镇官员收入问题在唐代藩镇研究中值得重视.藩镇官员收入成分复杂,有俸禄、赏赐等多种来源,并具有地域性及群体性差异,不应笼统概括.唐王朝对藩镇官员制定收入标准,规定待遇优厚,学界据此认为藩镇官员收入普遍丰厚,但实际上唐王朝规定标准并未普遍推行,各地情况存在差异.总体上南方藩镇官员以俸禄为主要收入,待遇优厚;北方藩镇官员以赏赐收入为主,待遇较低.     

15世纪中国一次地方政制改革--贵州建省与明清官员客籍化

贵州建省是 15世纪中国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一次政治体制改革 ,是明初实行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政治与中原一体化、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步骤。由于正式建省 ,开创了全面派遣流官治黔的新时期。通过干部客籍化 ,中央对贵州的统治管理有了组织保证 ,中原地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得以大规模地进入贵州 ,揭开了贵州历史发展划时代的一页。从入黔客籍官员的级别结构、素质构成来看 ,可知中央十分重视省一级领导班子的建设 ;从入黔客籍官员的事迹和政声来看 ,可知其中不乏名臣、贤宦、文士、武将 ;从他们治黔的得失之中 ,可以总结出许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对北宋开封府所属赤畿知县的考察

北宋开封府所领赤畿县,因位居京师,其地位要高于一般县。开封府域内,各种利益集团间杂其中,彼此关系错综复杂。赤畿知县不仅要处理与上司、属僚及吏民的关系,更要同权贵高官交涉;在处理县政时,常受各种因素制约,因此无过人的才智和学识,难以胜任。赤畿知县的选授、迁转在制度上有其自身的特点。因兼具地方官和中央官的双重特性,赤畿知县是士人追求的理想官职。就赤畿知县迁转结果而言,所谓北宋中后期官员选任存在重内而轻外的结论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