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和丸山真男的亚洲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系2003级博士生陈都伟在《自由主义的实质———评丸山真男的〈读“文明论之概略”〉》的来稿中指出:福泽谕吉和丸山真男分别是战前和战后的日本启蒙主义者,丸山以福泽的继承者自居。丸山将福泽视作自由主义者,这种解读在战后学术界是对福泽谕吉的权威诠释。实际上,福泽并不是自由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者。所以,当丸山以自由主义立场去看福泽时,势必会发现其不符合自由主义理念的思想。亚洲观问题则集中凸现了二者之间的差异。“脱亚入欧”是福泽亚洲观的缩影,“胆小鬼”等蔑称,表达了福泽对中国赤裸裸的蔑视。这些词汇对…     

梁启超"文明进化观"与福泽谕吉"文明论"

梁启超"文明进化观"鉴取了福泽谕吉的"文明论",但二者又有着显著的、实质性的差异:与福泽心悦诚服于西方文明不同,梁启超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是中国中心意识,而且文化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重心,这也与福泽民族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在梁启超看来,福泽的"文明论"不过是他学习西方思想的一座桥梁。     

韩柳孟子观之分歧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韩愈、柳宗元围绕孟子“夷夏观”“义利观”“心性论”等思想展开论辩.韩愈高度赞扬孟子,认为他是“孔子之道”的正宗传承者,因此主张将其列入“道统”;柳宗元则极力贬低孟子,认为他违背“孔子之道”的真精神,因此反对将其列入“道统”.韩柳二人孟子观分歧的原因与实质在于二人对当时儒佛道三教关系及儒“道”内涵的不同理解.二人孟子观的分歧,是对“儒学是什么”这个中唐“时代之问”的不同回答,这一分歧在宋代产生响亮回声,对宋代儒学发展方向的选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儒学观

何为哲学?何为儒学?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构成了熊十力的哲学观和儒学观。以体用论重建本体论,是熊氏哲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而“哲学只有本体论”的哲学观乃是熊氏哲学的原点。熊氏指出西方哲学将本体抽象为现象之外的“独存”,使本体和现象被割裂为“两重世界”。与此不同,中国哲学是不离“发用”而反求实证本体的哲学,故是一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哲学孤悬本体之覆辙的“真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既重反求实证又“不遗理智思辨”,故中国哲学“当为哲学正宗”。尽管中西哲学各有所长,但未来哲学应将西哲重思辨与中哲重实践的意趣加以结合,发展出“融思辨以入体认”的“新哲学”。这些观点表明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其儒学观有密切关联。熊氏儒学观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成为熊氏哲学建构的原动力。中晚期熊氏的著作《读经示要》和《原儒》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了整体考察,虽然某些具体观点不免逸出了学术史的历史范围,然而他面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意在力挽中华文化将倾之危局,通过由历史以见价值、由价值反显历史的方法,提出儒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的重要观点,对传统文化作了充分的价值肯定,显示出其哲学的时代性以及文化...     

元末赴难文人郑玉、余阙的心态与诗学观

郑玉、余阙以身份、经历之异而同为元朝死节，可见儒学对二人的趋同性影响，全节蹈义是汉族儒士郑玉维护儒家纲常名教的道义践行；为臣死忠是色目文臣余阙接受儒学熏陶而成就的道德修养。他们所坚守的忠义道德，涵濡的儒家修养也是其诗学观念产生的根基。郑玉的诗学观形成于他“和会朱陆”的理学思想中，主张通过复古的途径来获得“用之邦国，用之乡人”的民生日用之常。余阙的诗学观形成于他接受儒学文化熏陶的过程中，更多地表现为他对《易经》的关注，其诗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即是通过对《易经》的阐释来获得其对诗学的理解。     

论墨子政治学说及其与儒学之异同

墨子生活在“天下祸纂怨恨”四起的春秋战国之交,他企图利用“天道福善祸谣”的传统观念,假“天之威”,以推行其中央集权的仁政理想。但因其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虽“非儒”而“仍称于孔子”,并且肯定孔子之学“是亦当而不可易者”。因此,墨学与儒学之间的媾通亦必然可见。     

走出人伦道德的世界——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生长的思想根源(续)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已发展到了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人”的新阶段 ,而这种重新界定意味着中国政治哲学和伦理文化的新时代———“近代”的开启。传统儒学主要是从人伦道德的角度界定和把握人 ,而近代思想家们则首先视人为一具有自然欲求的存在 ,进而走出了传统儒学关于人性之善与恶的纷争 ,主张性无善恶之分别的自然人性论 ,强调了人性中“智”的重要性 ,由此而对以个体本位主义为价值诉求的新人格作了建设性的探究 ,为近代“权利”文化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打倒孔家店"口号辨析

对孔孟儒学,我们应“吸其精华,去其糟粕”。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民主主义者反对北洋军阀尊孔复古,没有揭露北洋军阀的反动本质,却提出“打倒孔家店”,不加区别地将儒学一棒子打死,这是不科学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片面态度,使得运动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且对以后的学术研究、思想文化建设以及社会道德现念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出世与入世的统一——梁漱溟宗教观辨析

在学界关于梁漱溟思想的研究中,人们常常用“以道德代宗教”来概括他的宗教观.然而,从梁漱溟的思想历程来看,其宗教观远非如此简单.出世情怀与入世精神,始终是他内心世界矛盾而又统一的两个方面:从现实着眼,他创立新儒学,旨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求文化出路,“以道德代宗教”就是其中的一个具体路径；在内心世界,他却一生钟情于佛学,并认为在人类文化的最高阶段将是佛家圆满出世法的复兴.对此,需要结合他的整个文化理论及其人文关切作全面的理解.     

关于儒学中"历史文化优先"意识的一些思考

儒学思想有一种原则,就是崇尚历史文化。历史文化是多个世纪累积而成的精神尺度。儒家相信人不应受动物属性和快乐欲求支配,而应在大的精神尺度上成为一个“人”。这个大的尺度就是由历史文化累积而成。现代社会的主流道德是从自然人权的初始假定引申出来,与从“人禽之别”引申的儒家道德有很大不同。前者可称为“权利”道德,后者可称为“教化”道德。中国现在尤其需要落实“权利”道德。但“教化”道德也应纳入学术界的视野。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是"与"在"

自然语言表达"命题"或判断时,无论使用系词与否,无论使用何种起系词作用的句式,都摆脱不了先验的x=/()γ思维结构.无论在何种语言中,系词本身都没有独立的语义,只起连接主词和谓词的符号作用;而"在"或"存在"却具有独立的语义,甚至能单独构成句子的谓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即便在印欧语中,"是"与"在"在语义上也没有必然联系.希腊语ousia一词的语义与其说是从einai一词抽象得来的,毋宁说是借着einai从x=/()γ实验思维结构中抽象得来的.einai并没有为这种抽象提供确切的语义,而仅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符号.人类语言发展趋势是清晰化和准确化,故而汉语不应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逆势而行,把"存在"、"在"和"有"等语义移植到一个本无这些词义的"是"字里.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