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文化视域下“腐败文化”治理透视

腐败顽疾屡治不止,激发了人们对腐败现象何以发生的多维探讨。其中,“腐败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深思。作为一种亚文化,“腐败文化”通过歪曲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主文化进行对抗、侵占主文化的思想阵地以及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内部的“传染”等方式,影响腐败行为的生成。进一步来讲,“腐败文化”是传统文化“价值异变”的产物,借助腐败话语等信息符号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传播扩散,以达到不断蚕食和破坏廉洁主文化的目的,最终引发人们对腐败的态度发生变化,促成腐败动机的生成,并催生腐败行为的实现。基于此,“腐败文化”的治理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从腐败观念、腐败话语与腐败行为等多维度来优化“腐败文化”的防治路径,通过清除“贪”“奢”“惰”等腐败观念,整肃腐败“显话语”与“隐话语”,以及从严整治潜规则等措施,将清廉价值观念的形塑与反腐制度机制相结合,从而实现对“腐败文化”的有效治理。     

论“法人腐败”的性质和特征

所谓“法人腐败”,是指具有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的党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其他合法社会组织及其成员 ,为了谋取法人 (单位和部门 )利益 ,在法人意志支配下 ,并以法人组织的名义所组织实施的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违纪、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腐败行为。法人腐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腐败”和“群体腐败”现象 ,它具有“团体性”、“组织性”、“合法性和欺骗性”、“行业性和普遍性”、“权力性和职务性”等特点。法人腐败是一种深层次的腐败现象 ,是一种“系统腐败”、“体系腐败”和“结构腐败”。     

干事、干净的廉文理念是如何形成的——南京供电公司用廉洁文化铸造企业发展之魂

一个“不易”腐败的防范机制、“不能”腐败的约束机制、“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已经形成，“干事、干净”的廉洁文化理念在南京市供电公司干部员工心目中得到广泛认同。     

基于GIS的招投标腐败空间特征研究

招投标是政府投资项目的一个“要塞”,腐败被视为招投标的灾难性威胁和最大障碍,然而由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以及打击治理招投标腐败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如何从大尺度的空间环境中抽取招投标腐败的空间形态,深入挖掘招投标腐败的空间规律已成为破解当下腐败研究中“数据丰富而理论薄弱”的关键挑战。基于1722个招投标腐败案例的“空间数据画像”,发现招投标腐败呈现出“多核放射型”与“大集聚、小分散”的空间结构特征,兼具空间集聚性与空间漂移性。对此,可以通过精准把握招投标腐败的空间特征规律,提升招投标腐败的“数据洞察力”,从而实现根据整体性治理框架来提高治理腐败效能。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诠释

腐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腐败行为是有成本的。在经济学家看来．腐败行为是腐败官员作为“经济人”角色的一种“自觉”活动，但由于腐败破坏了经济系统既定的帕累托状态，损害了效率和公平，因而腐败被经济学认为是可“理解”但不可“容忍”的。现行的反腐措施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的实施也是有成本的，这或许不是最优选择，经济学家更希望找到一种制度能够“经济学”地“内化”腐败，使腐败成本最小。     

新时代“微腐败”观的哲学意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防范和治理“微腐败”,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高度提出了一系列新范畴、新思想、新观点，形成的新时代“微腐败”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微腐败”观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集中显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微腐败”的本质观体现了哲学本体论，“微腐败”防治的价值取向观及治理效果的评价主体观体现了哲学价值论，“微腐败”后果、成因及系统治理观体现了哲学方法论，“微腐败”观源自实践、指导实践并随实践发展体现了哲学认识论。新时代“微腐败”观为深刻认识和有效防治“微腐败”提供了哲学智慧与方法论指导。     

论腐败的制度根源

近年来,随着中央巡视工作的展开以及纪委查处力度的加大,全国各地的腐败“大案、窝案”不断暴露,多地出现“塌方式”腐败,治理腐败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腐败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其危害既深且广,故深入挖掘我国现阶段腐败滋生的制度根源极为必要。腐败的制度根源主要包括：过度型政府干预诱发腐败寻租、配置型反腐制度缺乏适应性效率、缺陷型监管制度纵容腐败。当前应该采取规制政府行为、推进反腐制度由“配置性”向“适应性”转变、协调公私利益矛盾、完善腐败预警机制、提高腐败成本等措施,铲除腐败的制度根源。     

论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腐败抗辩及其处理

腐败是破坏国际投资环境的重要问题之一,“腐败抗辩”的提出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腐败进入国际投资仲裁庭的视野,本应对打击跨国腐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国际投资仲裁目前对“腐败抗辩”的主流做法容易导致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对腐败行为的责任分配不公,仅由投资者一方承担双方共同的腐败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腐败抗辩”被东道国滥用,反而有碍于打击跨国腐败。为了避免这种不利结果,应当引入过错分担标准、选择更为适当的证明标准并加强国际投资仲裁与国际反跨国商业贿赂机制的联系,以更好地处理国际投资仲裁中的“腐败抗辩”,使国际投资仲裁在国际反腐败机制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预防腐败“双重防线”的辩证关系及其耦合

社会转型时期预防腐败的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构筑严密的“制度防线”用以减少腐败机会,降低腐败“黑数”,使人不能腐、不敢腐;也要筑起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主动抑制腐败动机,使人不思腐。二者双管齐下,并在道德制度化与制度伦理化的实践中充分实现二者的耦合,形成预防腐败的综合防御工事。     

从黄海受贿案看“期权交易”

权力场上“期货交易”，一般是在官员们离开政坛才开始收取回报，本刊上期刊发的玄武区孝陵卫办事处原副主任黄海受贿一案，正凸显出权力“期权腐败”这一腐败方式新特点。如何看待黄海受贿一案？权力“期权腐败”又有怎样的特点？如何预防权力“期权腐败”？又如何彻底铲除权力“期权交易”腐败？玄武区委副书记、区纪委书记张萍给我们带来她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严惩前提下的社会系统性反腐败方略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 ,腐败案件恶性升级。严惩是反腐败方略的首要选择。严惩的主要功能在于打击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 ,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 ,尚需社会系统性反腐败措施加以配合。按照社会系统性反腐方略的要求 ,应将具体的腐败过程进行系统性透视 ,在腐败意识层面加强防范 ;任何改革方案都必须有与之配套的反腐方略 ;应从官员与非官员互动的视角设计反腐方略     

惩治腐败的定量化研究

如何通过惩治手段使腐败决策者理性地放弃腐败 ,是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本文分析了风险中立型的决策者的腐败决策过程 ,认为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和增加腐败遭惩罚所带来的损失 (以下简称腐败惩罚损失 ) ,可以有效地制约其腐败行为选择。当提高腐败查处概率到 0 .5以上时 ,高薪才能养廉 ,同样条件下 ,无论腐败租金金额多大 ,也会失去诱发腐败的效力。腐败惩罚损失的大小是根据腐败租金来设定的。当腐败租金增大时 ,加大腐败惩罚损失使之超过前者的增加速度 ,或在前者不变时提高后者 ,能够起到制约决策者腐败的作用。     

预防集体腐败:基于复杂系统的涌现理论分析

近年来,集体腐败逐渐成为我国腐败的重要发展趋势,在腐败案件中占到了绝对比重。通过分析集体腐败的形成机理,运用复杂系统涌现性理论对集体腐败的涌现现象进行研究,分析集体腐败涌现过程的实现,揭示集体腐败涌现的"新质",可以更好地认识集体腐败的形成和发展规律,进而为提出治理集体腐败的公共政策建议提供一个新的理论研究视角。     

以德治腐与依法治腐

分析了以德治腐与依法治腐各自的作用 ,指出了以德治腐能够预防腐败 ,使人不想贪 ;依法治腐能够惩治腐败 ,使人不敢贪。以德治腐是根本 ,依法治腐是保证。提出反腐防腐斗争应将以德治腐与依法治腐相结合 ,二者相辅相成才能达到标本兼治之目的     

廉政风险水平测量方法的研究

廉政风险管理已经日益普遍地在中国很多地区、部门和单位开展起来,但实践中所采用的廉政风险等级的评价方法并不科学,严重地制约了廉政风险管理的科学化。廉政风险水平和腐败程度在本质上是一回事。传统上,有两大类方法用于测量腐败程度,分别是客观测量法和主观测量法。这两种方法都存在各自的缺陷,都不能对腐败程度做出准确的测量。结合透明国际和中国香港的最新测评实践,在对现有腐败程度定义讨论和修正的基础上,基于理论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一种可准确测量腐败程度新型测量方法,即行为测量法。该新方法可用于廉政风险水平的测量实践,并由此为中国正在进行的廉政风险管理实践的科学化做出积极贡献。     

刘少奇关于反腐倡廉问题的思考及其现实意义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反腐倡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科学而比较系统的反腐廉政思想。刘少奇对什么是腐化、腐化的表现形式、腐化产生的根源、对待腐化和反腐的态度、反腐倡廉的目标和手段、反腐廉政绩效的检验标准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思考,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观点。深入研究刘少奇反腐廉政思想,对于新形势下推进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社会主义廉洁政治建设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对腐败“零容忍”的困境与对策

对腐败"零容忍",就是对任何腐败行为都不能容忍的态度。当前,纵容腐败的封建统治影响、对腐败认同的社会心理影响以及"倒金字塔"式的腐败影响,造成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反腐斗争面临困境,反腐败的任务十分艰巨。要对腐败"零容忍",实现政治清明的社会环境,就必须要构建科学的干部评价体系,以"零容忍"为基础构建廉政文化,抑制腐败认同心理,自上而下不折不扣加大廉政制度执行力。     

政治腐败的根源研究

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历史性的难题,它正在或已经渗入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腐败的根源,正如腐败的产生,是极其复杂的。以往我们在解释腐败的原因时,都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剥削阶级的影响,二是制度尚未完善。但是,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和对腐败现象的深入研究,关于腐败成因的主要理论观点也越来越多,权力寻租、权力失监和现代化都会导致腐败,价值失范、道德约束乏力和强国家弱公民社会也会造成腐败,薪俸过低容易导致腐败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共识,历史因素和外来因素可以诱发腐败,德治思想和清官崇拜意识导致腐败,腐败成本过低也是导致腐败的根源。     

中国治理腐败的体制困境及其应对

笔者在对中国腐败治理体制进行理论解析的基础上,剖析我国现行腐败治理体制的结构性缺陷,指出这种体制性缺陷是导致腐败治理成效不彰的重要原因,尝试提出了完善中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基本对策是改革公权腐败治理体系,建构社会腐败治理系统。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反腐的选择与策略

中国治理腐败中越反越腐的困境启示我们,有效治理腐败的关键是及早发现腐败。被世界各国誉为反腐利器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预防和惩治腐败中发挥着他律和自律的双重功能,特别是能监测官员的财产变动情况,及时发现腐败。因此,走向制度反腐的中国应全面借鉴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然而这一制度在中国的实施却充满艰辛和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来自领导层,同时也存在着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风险。因此,财产申报制度的实施既需要领导层的＂奥德赛精神＂,自己捆绑自己的手脚,也需要谨慎的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