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话》主旨索解

瞿秋白就义前,曾在狱中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临终遗言”——《多余的话》。怎样评估《多余的话》,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文革”期间,瞿秋白本身作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被否定,他的《多余的话》自然也被诬为“乞哀告怜、宛转求生,投降叛卖”的变节书。拨乱反正后,学术界本着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治学原则,在肯定瞿秋白对中国革命所作的卓著贡献的同时,对《多余的话》也展开了热烈的探讨。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多余的话》的评价主要有五种观点:(一)自我解剖说。论者认为:“《多余的话》是一     

如何理解《多余的话》中所流露的消极情绪

《多余的话》是国际歌的译者瞿秋白的遗作,也是长期以来围绕瞿秋白争论的焦点,在“文革”期间,它更成为瞿秋白叛党的主要依据。“文革”结束后,关于瞿氏叛党与否,党中央已作出明确的结论: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历史遗留问题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叛党就讲不过去,非改不可。”①随后,史学界、文学界开始对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作多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概言之有以下几种:1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己作了无情的解剖,通篇闪耀着夺目的光辉;2《多余的话》中流露的消极灰暗思想在…     

近年来瞿秋白研究中的一些争论

近几年,学术界开展了对瞿秋白的研究,对他一生的功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别是对他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贡献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同时也对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争论: 一、对《多余的话》的评价 史学界对《多余的话》的真实性问题得出较为一致的看法,认定确系瞿秋白所作,但如何评价该文则有几种不同的看法。     

是出于“退却”的考虑吗?——评罗大成等的《也评〈多余的话〉》

怎样看待《多余的话》已经成了评价、研究瞿秋白同志革命一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前不久,看到罗大成、符晓两同志撰写的《瞿秋白与河上肇——也评〈多余的话〉》一文(载《社会科学研究》     

瞿秋白《多余的话》之我见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向人们诉说了自己平时总是如何厌倦政治。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主要就是通过曲解瞿秋白的这种诉说，而给他罗织了“叛徒”罪名。文革后，虽然中共中央实事求是地推翻了林彪、“四人帮”给瞿秋白罗织的“叛徒”罪名；但是，某些学者仍然认为他在《多余的话》中的这种诉说情调消沉，或者思想动摇。其实，人们至尚未准确体会出瞿秋白进行这种诉说的真正动机，所以在评价他这种诉说方面还欠公允。本文力求建立在准确体会瞿秋白进行这种诉说的真正动机的基础上，对他的这种诉说重新作个评价。     

索解历史疑案 试析《多余的话》

今年六月十八日,是瞿秋白英勇就义四十五周年。曾几何时,由于一篇《多余的话》,烈士竟被诟为叛徒。现在,虽然经过大家仗义执言,“叛徒”的说法终被否定,但是,如何恰当评价《多余的话》,却非易事。五十年代,我在杨之华身边工作时,她     

从《多余的话》看文人瞿秋白的荒诞存在体验

《多余的话》是文人瞿秋白面对死亡考量自己短暂一生的荒诞体验书写。瞿秋白站在死亡的边缘,终于从"沉沦"中解放,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发现了自己的荒诞性生存状态。命运的左右,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对立,真实自我与社会身份的疏离,失去了精神故乡的流浪,与现象生活的隔膜,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瞿秋白的荒诞感。《多余的话》超越了阶级、政党和各种"名目",是文人瞿秋白源于生命存在的自由言说。     

坚持马克思主义“思路”,启示后人独立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论《多余的话》(之二)

在瞿秋白烈士的狱中遗作《多余的话》中,《我和马克思主义》是有深刻思想意义的部分之一。可是,在疯狂“讨瞿”的年代,被硬说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现在,某些同志则无端地说《多余的话》是伪作,避而不谈。这两种态度和感情倾向虽不同,而无实事求是之风则一样,都不解     

关于瞿秋白的知识结构及其缺陷——《多余的话》研究之一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讲自己的知识不完全,不切实,偏于“庞杂而无秩序”的书本知识,缺乏丰富的实际生活和从中得来的“亲切的了解”。他试图从知识积累和对生活的情趣之中,寻找发生“历史的误会”的原因。从瞿秋白的著作和生活道路看,他是很努力地去从“实际”、从“现实生活”获取知识     

从自欺至自由——瞿秋白生命存在状态之解析

翟秋白为自己而写的作品主要包括<心的声音><新俄国游记><赤都心史>中的部分散文及他的临终遗作<多余的话>,这些文本展现着瞿秋白内心真实的存在.十几年的政治生涯,瞿秋白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就瞿秋白的个体存在来讲,他却一直处在自欺状态.生命临终之前,他终于从"沉沦"中超拔而出,告别自欺走向自由.     

论“历史的误会”——《多余的话》研究之三

《多余的话》长期被误解和曲解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历史的误会”这个说法。这曾被“讨瞿”的人们为叛徒理论。而现在有的研究者则指它作为断定《多余的话》是“错误的话”的根据。认为是对革命生涯的否定,对革命的否定。还有的同志取避忌的态度,不去谈它,也不让别人谈。其实,瞿秋白用“历史的误会”这个特殊的语言形式来慨括自己搞政治、当领袖的道路,是包含     

瞿秋白矛盾心理探源

自称“脆弱的二元人物”的瞿秋白,在临逝之前极为坦率地写下了《多余的话》,我们从中可以窥视那些终他一生的矛盾心理:既声明自己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又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戴着假面具”的“剧中人”;既终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义真诚感叹自己是一个陷入“历史误会”的文人;既觉得活着很累很倦,希望得到某种生理和心理的解脱,又流露出对生的热情和渴求。这些矛盾心理一直影响着秋白生前死后,生前精神痛苦,死后得不到人的理解。当他是“正面人物”时,人们用他的功绩来原谅他的“过头话”,淡化他的矛盾心理:当他成为“反面人物”时,人们又口诛笔伐他的那些本来可以理解的内心剖白。其实,瞿秋白不需要“原谅”,他需要理解。本文试图理解瞿秋白,并对他矛盾心理成因作一初步探讨。     

关于《多余的话》的话——论瞿秋白悲剧色彩的成因

读瞿秋白狱中遗篇<多余的话>,不似众先烈遗作那般令人豪气横生,却有无限怅意袭人.烈士就义前抑郁的心境的宣泄令人大出意外,正是这出人意外之举,使得<多余的话>留下绵绵难尽的误解和争议.     

瞿秋白与鲁迅思想分期

鲁迅思想应分为早期、“五·四”时期和后期三个阶段 ,但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将其分前期和后期。此种观点滥觞于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特定的观照视角 ,使瞿秋白忽略了鲁迅思想从早期到“五·四”时期的重要转折 ,也使他轻忽了鲁迅“五·四”文化批判的历史意义     

炼狱中的狂沙与真纯——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政治文化审视

瞿秋白是上世纪革命史乃至现代历史上影响重要同时也是颇多争议的人物,他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多余的话>在令后人谤议纷纷的背后却透出特定时代的悲剧况味,实在是一份留在历史上沉重的精神遗产.本文的目的不仅仅为瞿秋白这样的个案悲剧提供一种可能的阐释,而且选择政治文化这一视角拟从权威政治文化、求真文化信仰和个体文化性格三方面来审视这两份"自白"的现代文化意义.     

“仇富”与“媚富”

日前,读到一篇题为《解析民间“仇富”心理》的文章(载《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9期,下称《仇》文),觉得论者关于“善待财富、尊重财富和保障财富”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他认为社会上“正弥漫着一种越来越浓烈的‘仇富’情绪”则有失偏颇,未免过于袒护富人了。就笔者之陋闻,民间对于富人的一些非议乃至谴责,并不是针对他们的财富,而是针对这些财富的来路不明抑或公然违法。如果富人真的都是“依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凭借自己的智慧、经验、能力,对机遇的审时度势和对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而发财致富的话,民众是不会无端仇视的,更不会将这“…     

对鲁迅在新文学史上地位的一点理解

对鲁迅在新文学史上地位的一点理解１９３５年，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明确指出根据中国当时文艺战线乃至整个思想斗争的任务，必须学习鲁迅。瞿秋白说：“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１９３７年，毛泽东在《论鲁迅》的演讲中，论述了他所说...     

鲁迅对瞿秋白“有所保留”吗?

周建人同志在百忙中写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对于我们阅读鲁迅作品和研究鲁迅生平创作,都有极大帮助和启迪,无疑是十分珍贵的文学史料。但其中有个别观点似乎欠妥。如《鲁迅回忆录》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出版)中有关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的论述即为一例。现就此问题略抒己见。《鲁迅回忆录》在谈到鲁迅与瞿秋白关系时写道:“鲁迅认为那些口头上说得漂亮、实际上并不实行的空头理论家是‘毫不足靠’的。他对……瞿秋白看法就是一个例子。……后来鲁迅在编《海上述林》时,只收瞿秋白的翻译,而不选他的文章,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对瞿秋白是有所保留的。”这里,周建人同志认为,鲁迅觉得瞿秋白“毫不足靠”,对瞿秋白“有所保留”,主要     

瞿秋白哲学思想中的矛盾论观点

瞿秋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驱者。他在中国最早系统地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且用来观察、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瞿秋白的哲学思想是很丰富的,他在《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等专著及其他论文中,对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包括矛盾论观点作了明确的论述,强调“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哲学基础,是一个绝对新的整个的宇宙观,是无产阶级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瞿秋白《唯物辩证法的合法主义化》1932年5月31日。下引均为瞿秋白作)。     

“思想”能决定“尊严”吗？

法国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一段经典的话：“人只不过是一棵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棵能思考的芦苇。”他一生体弱多病,只活了39岁,但其《思想录》并不因为他的短命而短命,给无数人带来心灵的慰藉。“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就出自那部小书。记得我在为《青年思想家》撰写的卷首语中曾经用这句话做过标题。那时的懵懂认识一度让我跟着帕斯卡尔呐喊了小小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