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余的话》的话——论瞿秋白悲剧色彩的成因

读瞿秋白狱中遗篇<多余的话>,不似众先烈遗作那般令人豪气横生,却有无限怅意袭人.烈士就义前抑郁的心境的宣泄令人大出意外,正是这出人意外之举,使得<多余的话>留下绵绵难尽的误解和争议.     

从《多余的话》看文人瞿秋白的荒诞存在体验

《多余的话》是文人瞿秋白面对死亡考量自己短暂一生的荒诞体验书写。瞿秋白站在死亡的边缘,终于从"沉沦"中解放,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发现了自己的荒诞性生存状态。命运的左右,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对立,真实自我与社会身份的疏离,失去了精神故乡的流浪,与现象生活的隔膜,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瞿秋白的荒诞感。《多余的话》超越了阶级、政党和各种"名目",是文人瞿秋白源于生命存在的自由言说。     

从文本细读看瞿秋白精神生态

瞿秋白精神世界中具有诸多互相矛盾对立的因素,主要表现为:济世与避世的愿望在其心里兼而有之,他虽然选择了前者,但避世的愿望时有流露;肉体的病弱,既激发了他向死而生的决心和斗志,又使他时时生出消极退缩和随波逐流的念头;其精神结构中信仰与怀疑、肯定与否定精神并存,使他对于"革命"和"自我"等问题的认知复杂多面。这昭示了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艰难心路历程,也预示了革命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共产国际、苏联与八七会议“左”倾错误的源起

一、八七会议“左”倾思想的萌芽体现“八七紧急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根本上改正旧时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汉口召开的一次会议。它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开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伟大意义的会议却埋藏了“左”的种子,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明确     

庐山会议前后张闻天的心路历程

张闻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坚持真理、犯言直谏,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长期的不公正待遇。庐山会议前后张闻天的心路历程,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共产党人在党的指导思想出现"左"倾错误时的心境。历史记载着他们的忧虑、沉思、努力和抗争,也记载着他们对人民的真挚感情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内“左”倾思想论析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大革命时期在中共党内不仅有严重的右倾思想，而且也存在着“左”倾思想。其突出表现为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混淆；其核心内容是以反对资产阶级为基本特征的阶级斗争思想。“左”倾思想起始于中共“四大”，强化于五卅运动，后经近一年的沉寂，全面回潮子1927年大革命的后期。在中共党内，瞿秋白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究其产生的思想原因，除了受共产国际决议、指示影响外，主要是中共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主力军、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理解有误或不够准确。     

论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

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混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将民族资产阶级作为革命对象,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抱有高度恐惧和敌视;二是对农民,尤其是贫苦农民革命性的过分强调,忽视了他们在革命高潮中体现出来的激进性、狂热性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三是对土地平均问题的过分强调,在土地革命中表现出严重的绝对平均主义,在土改运动中体现出农业社会主义色彩。中共党内的＂左＂倾民粹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它没有系统的组织化的民粹派,也没有系统的民粹主义政治思想,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不自觉的民粹主义思想倾向和情绪;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主流来说,民粹主义居于思想的次要地位,只是表现为一种思想潜流,这种潜流往往是在革命的高潮中,尤其是在＂左＂倾思想泛滥时集中呈现出来。在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革命的过程中,民粹主义主要体现出正面的积极作用;当革命处于激进的高潮时,民粹主义便展现出负面的消极影响,严重地危害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左”、右及其超越

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辩证的历史过程。客观来看,这中间也曾多次出现过左与右的不同程度的偏差。由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具有彻底批判的理论和行为品格,因此能够本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不断进行自我纠错。正是在超越左与右的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逐渐走向成熟,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持续转型创新。     

毛泽东晚年在内政外交上的两大失误及其内在联系与教训

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左”倾错误,不但表现在人们较为熟知的“文化大革命”上,而且表现在人们迄今未认真研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大论战中。在新世纪初,进一步总结党在那一时期的理论、政策和实践上的教训,具有重要的意义。     

阶级斗争、革命动员和“左”倾错误——论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三重奏

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中的一项基本原则,阶级斗争学说被中国及其他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广泛运用。这一方法与手段,有利于简化群众对革命的认识过程,更是满足了残酷战争环境下革命动员的需要。但在阶级斗争广泛开展的过程中,亦蕴涵了某些"左"倾的因子,以至在特定的环境下导致"左"倾错误的泛起。这样,阶级斗争、革命动员、"左"倾错误三者之间构成了整个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三重奏。     

论"《读者》现象"

“《读者》现象”值得深思。它之所以出现 :一、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 ;二、甘肃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三、自新时期以来 ,甘肃形成了思想解放而又实事求是的思想群落 ;四、编辑部同仁在办刊中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由是造成了“《读者》现象”。     

论《马氏文通》的复句观

本文讨论了《马氏文通》对“联读之句”和“舍读而独立之句”的分析 ,认为这就是马氏用“句”“读”两术语分析汉语中对应于“泰西文”之“并列句”和“复合句”的句式。“句”相当于“泰西文”之“主句” ,“读”相当于“泰西文”之“从句” ,这已肇后世复句句法研究之先河 ,因而《文通》一书是具有“复句观”的     

从《饿乡纪程》到《赤都心史》——试论瞿秋白思想和心灵的发展轨迹

瞿秋白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经历较为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初激烈变动的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心灵苦闷和矛盾心理;二是典型地反映出那个时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和思想追求。这种矛盾和苦闷的心理在其早年的文学作品《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中留下了清晰而鲜明的发展轨迹,典型地体现出“后五四启蒙者”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追求。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论穆木天的《谭诗》

《谭诗》首次将西方象征主义的“纯诗”概念,作为反驳“散文化”的有力武器引入中国诗坛。穆木天一方面横移西方象征主义的观念为逻辑起点,一方面又在具体论述中竭力抹去其超验色彩,这既来源于辰野隆的启示,也表现了穆木天试图建构中国“纯诗”理论的努力,并直接导引了中国化的“纯诗”理论与西方象征主义的不同特征。     

论老子的审美之道

老子在《道德经》中确立了其以＂道＂为核心的思想体系,而在对＂道＂的解析中,很多学者都将之与审美相关联。本文试图从分析＂道＂的特性出发,指出老子之＂道＂所具有的隐晦性、规律性和指示性,进而明晰老子之＂道＂如何与审美相关联,发掘出老子的思想体系中丰富的美学意涵。     

对质疑“《导言》、《问题》不成熟论”的质疑——与林锋先生商榷

有学者对马克思的《问题》和《导言》这两部早期著作中的＂人类解放理论＂作了详细论述,以此为由对＂《问题》、《导言》不成熟论＂提出了质疑,并试图从＂五个方法论原则＂对＂《问题》、《导言》不成熟论＂进行驳斥。事实上,这五个驳斥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足够的证据表明：《问题》和《导言》作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尚未摆脱＂旧哲学＂的影响,仍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旧哲学的＂痕迹＂,的确具有＂不成熟性＂。该学者的＂质疑＂和＂驳斥＂是不能成立的。     

论《尚书》之“慎”德

“慎”是精神始终处于紧张、诚悫、专一的状态。在《尚书》中,“慎”表现为一种德,如“慎徽五典”“慎乃在位”“慎乃司”“慎乃事”“慎厥身”“慎乃俭德”“慎乃宪”“慎明德”“慎财赋”“慎出乃令”“慎终于始”“慎厥初”等。作为德的“慎”,不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而是对国家治理者的要求,要求其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严肃而谨慎地对待和处理一切政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活动。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中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次被忽视的“现实主义”理论探索——中俄文本对勘视域下的瞿秋白文学思想

辩证唯物论的现实主义不仅是瞿秋白文学思想的核心议题之一,而且是中苏文艺理论生动互动的产物。通过中文与俄文的文本对勘并结合对当时中国"文化革命"实践的考察,其问题意识和建构过程得以呈现:瞿秋白在学习"拉普"的过程中,进一步放大了后者对"现实主义"阶级性的强调,出现了"左"的错误倾向,但激烈的革命斗争现实和精深的文学理论修养又使其超越了"拉普"的教条主义,为"现实主义"的发展开拓了宝贵的理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