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与巴岱身份的获得——以兴中村巴岱“过法”仪式为例对特纳理论的检讨

兴中村巴岱过法仪式的阈限期是一种并不具普适性的交融,存在着反结构状态的虚无。社会结构的既有结构关系及规范直接决定着仪式中巴岱身份的是否获得以及获得的数量,仪式中象征符号的设置在于一系列规范的强化与沿承,成为带有社会行动的因素,对人们的行为发生影响,以保证社会行动的合法性。分析发现,特纳的仪式理论适用于存在主义的阈限期类型,而对于意识形态的、规范的阈限类仪式,并不适用。     

《珍妮姑娘》中珍妮姑娘的悲剧——惩罚的仪式

学术界对美国作家德莱赛的作品《珍妮姑娘》的悲剧性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研究角度和方法各异,为全面而深刻地认识这部作品提供了很大帮助。然而,与德莱塞的其它作品相比较,这部作品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青睐,仍然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从仪式的角度对文本的悲剧性进行解读,指出这部作品实质是珍妮始娘为自己举行的一场盛大的悲剧仪式。而贯穿这场仪式始终的,主要是婚姻仪式和宗教仪式的严重缺席,以及感性仪式的过度在场。     

西北回族穆斯林“接哈吉”仪式功能探究

在西北回族社会中,“接哈吉”是一个重要的宗教仪式,具有丰富的功能,从社会整合、文化传承、经济等方面推动了回族社会秩序与和谐。     

唱诵、仪式行动与仪式过程：以纳人达巴的“木卡布”仪式为例

话语(discourse)历来是人类学仪式研究的重点。然而就如何研究仪式话语,学界长期存在分歧。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唱诵(enunciation)的角度入手,试图展现作为动作的词语(verba in loco actus)在纳人达巴仪式中发挥的独特作用。通过对木卡布案例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发现仪式行动的分解与排列组合主要依靠唱诵表演的方式完成,唱诵构成了达巴仪式过程的核心。在此意义上,话语的实践方式理应成为仪式研究的重要面向。     

维吾尔族麦西莱甫的人类学阐释——对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理论的运用及反思

维吾尔族的麦西莱甫是一种富有娱乐性的传统仪式,利用维克多·特纳的仪式理论对其仪式过程和类型予以阐释,揭示麦西莱甫阈限阶段所具有的强化群体团结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维克多.特纳的仪式理论予以反思。     

清华学人的“身份”与“角色”

文章指出,20世纪20-40年代的清华学人大都具有实现民族复兴的雄心壮志,具有良好的学术操守。近些年,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如何继承过去的优良传统,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值得反思。     

身份·仪式·信仰:楚“灵”谱系书写与楚文化

《楚辞》之“灵”,所见57处,涉及诗文33篇。“灵”字的大量出现,暗示其与楚文化之间存在重要关联。楚“灵”作为楚文化的有效载体,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具体表现在祭祀过程中对楚“灵”身份与职级的严格划分,楚“灵”所选祭仪的精致性与科学性,楚“灵”所吟诵词与今之苗族巫师咒语的相似性,楚“灵”所奏祭祀歌舞集理性克制与感性娱神功能于一体的复杂性,以及楚“灵”所承载的楚地先民的登霞信仰等方面,呈现出递进式的文化谱系。对《楚辞》“灵”字进行系统且多方位的文化释读,不仅有助于溯清楚“灵”身份问题,使楚“灵”谱系得以具象化,更能管窥《楚辞》文本背后的文化渊源与创作动因。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师生身份确认与角色转换

众所周知,在整个20世纪,对知识的不同看法隐藏在教学理念后面,制约着、影响着人们对教学的认识以及实践。建构主义以其核心思想"建构、协商、提升"赋予知识新的特征。新的知识背景下,在合理身份的确证中,师生承担着多元角色。     

礼物流动中的身份与秩序——以清江流域土家族“打喜”仪式为例

打喜是清江流域土家族为庆生祈福而举行的诞生礼仪式,凡来参加打喜的人都要依据他与喜家的亲疏关系赠送一定的礼物,礼物是人伦情感交流与体现的重要元素。打喜仪式中,礼物表现为物,也传达着情,是孩子与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之间身份关系确认,孩子所在家庭与众亲戚、众乡邻之间社群秩序建构的媒介和纽带,具有深藏着情感交流和人际往来的社会化作用。     

超越旅游仪式论的是非二分——基于流动与固化调和的身份本体论

旅游仪式论是重要的旅游学基础理论。数十年间,旅游者身份本体论的固化与流动不相调和,加深了旅游仪式论的“是非二分”,并隐含“坐实”风险。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根据固化对应的结构导向本体论和流动性对应的过程导向本体论取向,在旅游仪式论范畴内提出固化与流动调和的身份本体论建构路径：以当代仪式判别标准构建身份连续体;以多元身份量变替代身份质变;以生命历程视角考察旅游者终生身份流动;以身份轨迹强化叙事;调和符号互动论与结构主义。经过重构,旅游仪式论在旅游纵向研究范式、旅游长期影响、旅游者生命历程、文旅融合等领域释放应用潜能。     

"以人为本"不能解读为"以个人为本"

把"以人为本"解读为"以个人为本",不仅在理论上会把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混同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而且在实践中会造成对贯彻新的发展观的歪曲.对西方人本主义作历史考察并对马克思清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逻辑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以个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之外绝大多数人本主义的普遍特征;"以个人为本"的"个人"是"抽象的人",是通过感性直观获得的一种假定;"以个人为本"无法真正实现对人的普遍关怀.通过"改造世界"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实质.     

以“初”为常与仪式叙事——从神话思维透视礼仪中国

鉴于当下来自人类学、神话学界和考古学界在文明探源研究中不约而同地呼唤神仪式、精神信仰等"软"视角对考古素材和人文阐释会通互释的关注及研究实践,笔者以<礼记·月令>中的仪式叙事为例,尝试探讨作为神话编码的"以初为常"这一认知与实践如何规约着仪式叙事与考古"物语"的程式化叙事,从而找到考古文化遗迹、文本文献与神话仪式叙事对接以互证互释的内在依据.     

“他者的我者性”:角色转换与福利认同——基于福利供给过程中“认亲”现象的理论解读

目前学界对福利供给的研究更多是从制度角度,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角度去思考和建构的。这是一种制度的视角,但同时文化的视角不可忽略。文章是对在中国语境下存在的本土做法或社会事实"认亲"进行的意义解读和理论建构。"认亲"的过程在于角色转换,通过身份建构、关系重组和能动肯定,实现着身份认同、社会认同和文化认同。"认亲"最大的意义在于在沟通理性的基础上实现了福利的认同。     

以人为本:国内外有关学术争鸣述评

"以人为本"目前在国外首先是在发展观论争中被凸现的。离开生产力标准,抽象呼求自由、平等和人权是西方人道主义的老毛病。在国内,周扬等人倡言人道主义,而胡乔木和黄楠森等先生从历史观上否定人道主义,形成两种意见。黄先生至今对"以人为本"的理论怀疑陷于过时模式,而薛德震先生对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交通安全法》体现“以人为本”

文章通过分析《交通安全法》颁布以前,法律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方面的规定存在的缺陷,从而阐明《交通安全法》是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三个代表”语境下“以人为本”的涵义和基本要求

在全党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语境下使用"以人为本"的概念,从根本上来说,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人民是根本"的思想,牢固树立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人民是基础"的思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夯实共产党执政的根基;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人民是目的"的思想,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坚持"人民是中心"的思想,根据人民的需要来制定政策和检验我们的一切工作。     

论“以无念为宗”的三重展开

《坛经》中“三无”思想被认为是六祖慧能思想之概括,“以无念为宗”尤重,慧能在《坛经》中多次阐述这一思想的内涵.慧能这一“以无念为宗”的思想,有其承前之思想渊源,既有般若空,又具佛性有,是般若中道之继承;又有与同时代教内之呼应,作为“最上乘”的基本特征,而超越作为“大乘”的教内,同时两者又有内在的一致性;也具有对后世禅宗理论之宗旨性意义,后来的大禅师虽以“无为宗旨”等不同表达方式表达禅宗的宗旨,但都只是与“无念”名异而已.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政治观

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的特征决定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政治观。国家权力要以人民为本,政治生活要服务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行动。     

三曹以气为本的哲学思想

哲学思想是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曹操、曹丕、曹植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哲学思想极活跃的时代,在当时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其哲学思想表现出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鲜明地反映出时代的成就与局限。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内涵与外延刍议

"民本"是一个现代学术界创造的概念,许多学术争论源于对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民本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理念与三个基本思路.核心理念是"以民为本",基本思路是"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据此可以推定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