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几点思考

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应在以下六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改革户籍管理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管理制度;二是保障农民工基本劳动权益,缩小其与城市市民的差异;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四是创新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管理制度;五是建立形式多样的廉祖房制度,解决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六是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救助体系.     

从城乡一体化看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难题 ,“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的一项很必要也很及时的举措。其实 ,“农民工市民化”其根本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对立 ,农民工产生的根源在于“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隔离 ,因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 ,以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从城乡一体化看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问题越来越成为我国城市化的一个难题,"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的一项很必要也很及时的举措.其实,"农民工市民化"其根本在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对立,农民工产生的根源在于"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的隔离,因而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推进城乡一体化,以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     

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不足及其提升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抉择,直接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不畅,除了受阻于客观的制度障碍,还受制于主观的市民化能力不足,这体现在农民工由于制度制约以及受教育程度低所形成的就业能力弱、工资收入低等。这些因素直接阻滞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改革,通过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和能力,继续破除现有体制机制障碍,为农民工市民化开启便利之门。     

农民工市民化:破局体制的“顶层设计”

在中国,农民工市民化具有牵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神经的全局意义。农民工市民化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义特别重大,其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进而促进人力资本存量的扩张效应也是难以估量的。如果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依附于其上的各种城市公共福利制度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的话,那么,分税制体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上的制度现状,则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衍生性的政策体制障碍因素。在兼顾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立场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母体性制度和载体性制度的户籍制度全面改革的问题;在统领中央-地方发展的最高层次上考虑农民工市民化制度方面的顶层设计,就要涉及作为衍生性的政策体制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负担的重新调整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及可行路径

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城市的超前发展,农民工落户城市的成本上升;农民工流入地地方政府缺乏激励,推进意愿不强;城市居民的歧视,增加了定居城市农民工的心理成本。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行路径有实行以人为本的制度安排,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民工就地转移;构建城市居民和落户农民工的互信;稳定农业发展,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农民工市民化与农村宅基地退出的互动关系研究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目标。农民工市民化与进城农民工退出农村宅基地之间关系密切。从互动机理来看,农村宅基地退出可以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持,农民工市民化则对宅基地退出提出了现实需求;从互动机制来看,新型城镇化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的最大动力,而促进农业人口转移为市民和实现农村土地高效利用是重要的运行机制。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引导农民工退出宅基地具有可行性。为了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宅基地退出互动,应加强"房地一体"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建立农村宅基地价格评估和管理制度,构建新型城乡空间体系,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的实施保障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有效机制构建

受城乡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市民化进程包括农民的城市进入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两个阶段。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已经解除,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还受到种种因素制约,很多农民工因而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必须创新城乡统筹发展机制,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社会整体发展框架;创新就业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进入;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城市融入;创新农村土地制度,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有效农村退出。     

市民化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质量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前推进城镇化的一项重要任务,高质量就业是农民工立足城市并最终成为市民的关键。当前,农民工总体就业质量不高,就业歧视、收入水平低、就业不稳定、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严重阻碍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进程。大力促进农民工就业、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大农民工培训和权益保护力度等,是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进而推动其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顶级阶段",它要求在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新农村建设和农村城镇建设来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并最终消解城乡二元结构.与此相应的农民市民化需要多头并进,除了继续推进农民工、城郊农民向城市转移外,还必须根据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加大居村农民市民化的力度.居村农民市民化理当成为我国农民市民化的重头戏,其进路在于:城乡一体化为居村农民市民化拓展、建构了可能空间,而农村公共服务的城乡等值化建设则让这种可能变成现实.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

本文从农民工与市民的群体性特征差异角度出发,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政策必然选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有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力,二是政府有公平、公正地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从有效破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福利政策、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制度、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现实障碍角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及社会政策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包括住房保障政策的二步实施路径、推进城市教育公平、实施降低农民工市民化个人成本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政策;建立统一、公平、规范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长效机制和有效构建引导性社会资本.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测度——基于TT&DTHM模型的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并不是单一的或一蹴而就的过程,在市民化进程中存在各种内部或外部之间、内部各影响因素之间以及外部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TT&DTHM模型在理清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异质性、非异质性特征,以及农民工被动边缘化、主动边缘化与双重边缘化等新障碍的情况下,用来深入评价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双三重螺旋指标体系,包括内部农民工因素和外部制度因素两个方面。其中,内部农民工因素包括市民化能力、市民化意愿、市民化承受三个部分;外部制度因素包括市民化制度、市民化法律以及市民化环境三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为50.2%,刚刚跨过中市民化率的门槛水平。农民工市民化程度最高的为市民化承受,达到71.6%,程度较低的为市民化环境和市民化法律,分别为33.4%和43.1%。政府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将农民工市民化纳入规划,保证政策的系统性、独立性、持久性,最终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的促进措施研究

受二元社会制度制约,我国的市民化是不完全的,农民工职业转换与身份转换不同步,进得来城市但融不进城市。表现为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市不同权,收入低,市民化能力弱,绝大多数只能居住在城中村、棚户区,居住条件十分恶劣。顺利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构建"半市民化"进程中伴生的不良现象的预防机制,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加快社会制度改革,赋予农民工市民权,逐步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能力。     

中国“半城镇化”问题与农民工的理性选择

"半城镇化"是典型的中国特色问题,根源于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相对于政府和学者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热心,不少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却并不强。这种农民工的理性选择,主要在于城乡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和土地价值的提高及其保障功能。"半城镇化"现象,既有消极一面,也有积极一面。解决"半城镇化"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应从长计议。     

农民工市民化转型中的权益谱系与匹配机制

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是城乡权益资源重组的过程,遵循着城乡之别、城市之别和区域之别的理论逻辑。从农民工市民化转型看,经历"转移"和"转户"两个阶段,涉及农民基本权利和核心权利、农民工拓展权利、市民基本权利及其三种身份的转换,需要转户福利增进的"兼容型"匹配机制、转户条件限制的"甄别型"匹配机制、城乡部分权益可置换的"替代型"匹配机制与之相应。为此,应以差别化落户政策为导向,科学设定落户门槛,探索居住证与公共服务资源匹配方式,完善跨区域农民工城乡权益转移衔接制度,并试点推行,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转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不是由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单纯的制度问题导致的,而是经济和制度共同作用下的产物.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经济方面和制度方面的主要障碍,并针对这两方面障碍,分别提出了相应的可行性对策.     

缩差、并轨与融合:G市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索

农民工市民化重点解决的是农民工与城市户籍居民享有同城同待遇问题,即城市给农民工提供就业、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其实质是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过程。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性,关键在于"缩差""并轨"与"融合"的相互关联,建构农民工市民化的融合模式,目的在于提升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     

农民工市民化的代际实现——基于农户兼业、农民工就业与农民工市民化比较的视角

若以年龄为标准.目前农民工群体可以粗略分为中老年农民工和青少年农民工两个亚群体.在市民化的进程中,两者表现出了明显的代际差异:中老年农民工倾向于兼业型就业与回流,呈现出"去城市化",进而"去市民化"的倾向,而青少年农民工则大多采取"完全离农型"的劳动力转移方式,非农就业和"市民化"特征突出.农民工的市民化应该是个代际实现的过程,农民工市民化的主体是青少年农民工.但是,由于现实的种种约束,当前的青少年农民工只能被称作"准市民",青少年农民工完全市民化的实现将是一个较长时期和多维度的渐进过程.     

以人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路径分析

以人为核心的城乡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这一目标的实现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在农村收入较低时,农民能够顺利转移到城市;二是留在农村的居民能够充分利用土地等资源提高收入水平;三是提供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居民不因其居住地或户籍而受到公共服务方面的歧视。目前城乡一体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促使农民工在城市扎根的问题;赋予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平等在城市建设用地市场的平等权利,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与城市一致的基本公共服务、城市内部农民工与户籍人口一致的公共服务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市民化能否实现,受到培训与就业、居住、社会保障、子女教育、融入城市过程的文化冲突和心理问题、户籍及与之绑定的福利政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性,不能将单一因素割裂开来进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遇到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从传统的户籍制度找到根源。当前,虽然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然而仅仅取消城乡户籍差别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由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不公平政策才是直接影响市民化实现的核心问题。因此,改革与户籍绑定的相关政策才是解决市民化问题的根本措施。但考虑到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相关改革只能逐步实施,从而在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下确保市民化的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