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文学的守成与式微——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个案分析

<文学杂志>是20世纪30、40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坛颇具特色的文学刊物,是后期京派的文艺阵地,它的发展变化与京派文学休戚相关.从<文学杂志>前后两个时期作品内容、作家阵容、版本编排的发展变化透视京派文学的艺术特征,展示京派文学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     

《大公报》文艺副刊与现代主义诗潮中的京派诗歌

《大公报》文艺副刊是一份与京派作家的文学活动密切相关的刊物。19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更是京派诗人的重要园地,它以其独特的角度记录了京派诗人在1930年代的诗歌活动,展示了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以及作为群体的京派作家对现代主义诗潮在1930年代的勃兴所做的努力。     

《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与京派散文的生成及运命

真正文学史意义上的京派散文是以沈从文、何其芳、李广田、萧乾、师陀、林徽因、吴伯箫等为代表的以纯散文创作为宗旨的作家群体。在其发展史上,大公报＂文艺副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艺副刊＂影响了京派散文的发展形态和变异,形成了京派散文作家队伍和京派散文的创作规范、散文美学,制约了京派散文的文体形式等,没有它,京派散文难以成派。而京派文学之其他刊物如《骆驼草》、《水星》、《文学杂志》等与京派散文同样休戚相关,它们与大公报＂文艺副刊＂一道共同生成了京派散文,由此系列报刊,大可管窥出京派散文的兴衰历程。     

以他者话语质疑、批评"五四"文学非写实潮流--成仿吾对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借用

创造社作家成仿吾以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文学论>的基本理论为内在话语,质疑、批评了"五四"文学一度出现的非写实潮流.他不仅以<文学论>关于情绪为文学中心的话语质疑"五四"初期诗坛尤其是小诗热,而且借<文学论>关于智的要素难以引起人之情绪的话语质疑、批评"五四"初期文学注重思想的哲学化倾向,还用<文学论>关于文学的真实性不同于科学真实性的话语质疑、否定"五四"文坛在自然主义文学影响下开始出现的庸俗化写实倾向. 在质疑、批评中,他努力探寻"五四"文学走出困境的方案.     

《晨报》副刊办刊特色探析——兼论其对当今报纸副刊的启示

<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它在"五四"新文化传播潮流及其新式副刊发展历史上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试图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对<晨报>副刊在社会文化启蒙、编者个性和副刊与正刊的关系等方面所体现出的特色及其对当今报纸副刊的启示进行一些考察,旨在从另一个视角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和把握<晨报>副刊.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沿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是较狭义的政党政治.从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为政治服务不仅跃升为国家的文艺基本方针,也被明确地阐述为要为执政党的具体政策和任务服务.60年代,文艺又被要求完全服从于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执政理念.1980年,作为国家文艺方针的为政治服务始为"二为"取代,在实践形态方面,为政治服务自新时期文学肇始起已有根本改观.     

追求生命自由的精神境界--解析《庄子》

<庄子>与<老子>同是道家重要的文献,但<庄子>对<老子>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庄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追求生命自由的精神境界."道"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基本的范畴;"安命无为"是追求生命自由的理想手段;"逍遥而游"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高心灵境界;"万物齐一"是追求生命自由的必然世界观;"真人"是追求生命自由的终极目标.<庄子>追求生命自由精神境界的思维方式对于我们现代人仍有借鉴意义.     

浅析“新记”《大公报》时期的文学副刊

从《大公报》的办报思想,创刊宗旨为切入点,尤其是针对"新记"《大公报》的文学副刊,对20世纪30年代京派文学尤其是诗歌的分析,梳理二者间的相关性,以此阐明这一阶段《大公报》文学副刊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影响,揭示其副刊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试论"清"作为文学理论概念在《文心雕龙》中的确立

"清"在<文心雕龙>中被大量引用.它既是文学构成性的概念,又是文学审美性的概念,这种交叉使"清"作为文学理论概念在<文心雕龙>中得以首次确立.这种确立与"清"所表征的审美趣味、美学理想和玄风荡拂的六朝思想文化以及刘勰原道宗经的传统儒家文化精神密切相关.     

《催醒术》:1909年发表的"狂人日记"--兼谈"名报人"陈景韩在早期启蒙时段的文学成就

陈景韩主编的<新新小说>以"新新不已"为追求目标,不赞成梁启超的改良立宪模式,而要利用小说的社会作用建立一种"侠主义"."侠主义"有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次为设立一种无视当时政府的权力系统,第二层次是介绍外国的革命精神、反抗侵略与压迫的精神,第三个层次是传统的"劫富济贫".1909年10月,陈景韩与包天笑共同主编的<小说时报>创刊号的首篇是陈景韩的<催醒术>,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相比虽然有很大差距,但这篇小说表明了陈景韩的思想站在时代的前列.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狂人世家"是有一个发展谱系的,同时应该认识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就开始了,陈景韩的作品可以为证.从<新新小说>到<小说时报>,陈景韩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近代早期启蒙者的"经世致用"思想

中国近代早期启蒙者,创立了近代"经世致用"的文艺美学理论.其主要代表龚自珍倡导关心"民生饮食"与"尊史",以此阐明其文艺美学"经世致用"观;魏源发表了"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的理论见解,主张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基础,发挥文学的治政作用;包世臣强调文学不能脱离"民事",把"悠关国家"作为文学的最高目的和最大价值;冯桂芬呼吁发挥文学"考镜得失,匡时济世"的社会作用.他们的思想虽都鲜明地表现出"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对于更新时人的文艺美学思想,促进文学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推动作用.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 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导致“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成功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笔者认为,“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互动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文章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外国文学和国语的历史、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意识形态裂缝与历史显现——论马舍雷文学“生产”的内在逻辑

在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中,"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的表述主要不是指"文学生产出了意识形态",而是说,文学既不是"创造"也不是"反映",是对意识形态的加工变形.正是这一决定性的变形,打破了日常意识形态虚假的同一性,从而让人们得以逼近被这种同一性所掩盖的历史真相.     

"新感觉派"命名质疑

把以刘呐鸥、穆时英与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创作笼统地命名为"新感觉派",这是对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误读,这种误读一直在影响着我们对于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深入理解.事实上,不仅刘呐鸥诸人的创作与日本"新感觉派"差别很大,而且刘、穆与施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把刘呐鸥和穆时英的创作称之为"都市感觉小说",而将施蛰存的创作归于"心理分析小说",这样也许更符合现代中国文学的基本史实,同时也更有利于文学史的一般描述.     

多元视角中的深化——京派文学近30年研究综述

京派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学流派,其命运在现代文学史中几经沉浮。由于历史原因,京派文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处于相对沉寂的阶段,从80年代开始,京派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与文学流派渐渐被研究者所关注。详尽梳理京派文学近30年来的研究概况,从它的历史、文学观、思想内涵、艺术风貌及其与中西方文化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把握京派研究成果,对推进京派文学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乡下人”的自由主义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艺术创作既表现出与其他自由主义作家共通的一面,又体现出其作为“乡下人”的鲜明特色。对文学作为艺术本体的坚持实与其强调“偶然”、“情感”、“原料”的思想认知系统与信仰世界相关联的,同时也是其作为“乡下人”自由主义立场在创作上自然而然的表现。     

“文学自觉说” 与汉代文学风貌

本文梳理了"文学自觉说"的学术史,并藉此探讨了汉代文学风貌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文学自觉说"最初只是就魏晋时代的理论批评风气而发,它也只是在理论批评的层面上才具备科学性。后世学者的种种建构和解构,背离了"自觉说"的初衷,增大了"自觉"一词的涵义混乱,同时也模糊了"文学"的概念。这段学术史,不断加深着人们对汉代文学风貌的辨析和认识,但也存在矫枉过正之弊。事实上,从文体、修辞、内容三方面看,汉代文学仍有诸多模糊、依傍、质朴之处,其更多地延续了先秦文学,而与魏晋文学之间差异明显。因此,就"断限效应"而言,"魏晋文学自觉说"仍具有合理性。     

“俗文学”概念二题

厘清“俗文学”的概念是俗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学术界一直强调“俗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区别,其实“俗文学”就是“民间文学”,今天所谓“民间文学”的概念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产生的。“俗文学”不同于“俗文化”,它应该是“俗”与“文学”的紧密结合体,二者缺一不可。     

重读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

梁实秋并未蓄意鼓吹“与抗战无关”论,只是他的自由主义文学观的自然延伸,但在抗战情势下,更加不合时宜。批评文章易见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显示了论争另一方观点和方法的片面性。更多的史料表明,粱实秋的“有关”与“无关”,实乃“直接有关”和“间接有关”之谓也。     

"样板戏"叙事:"他者"观照下的女性革命神话

从女权主义的角度看,"文革文学"中的"样板戏"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两性话语权力交锋中不可多得的另类版本。"样板戏"大多以女性作为剧中的主人公或主要英雄人物,但她们身上却缺少真实女性应有的性别色彩。这一女性革命神话虽然表面上改变了女性的从属地位,但却并没有改变女性作为"他者"的历史命运。"革命"只是在形式上解放了女性,然后又通过"去性"及"花木兰化"的方式把女性重新约束在以"革命"来命名的男权话语之中。这一"样板戏"叙事模式,在看似抬高女性的革命言说中其实不自觉地潜隐着男性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