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与宪政实践（专题讨论）——论人民与人口治理——对“八二宪法”第25条的规范解释与重构

自1982年人口条款入宪至今已有30年，在此尝试分析并解释这一宪法中颇受争议之条款——第25条。现代政治是人民统治的政治，然而谈及中国现代法治进程，涉及的不只是一个谁统治谁的合法性问题，还内含了一个人口治理的维度。人口是人民这一精神性事物的肉身，它的基本单位是家，现代性在中国可表达为从“小写的家”客观化为“大写的家”。就此而言，现代人民统治的基本结构就不是“个体自治一公共自治”的二元模式，而是“公共自治一家庭自治一个体自治”的三元模式。据此，第25条应当从人口治理的角度加以扩大性解释，即应解释为“国家实行人口管理，使人口的变化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     

宗教与现代公共治理的互动剖析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对当前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都具有很大影响,也对价值判断、组织结构、公民社会、政治与民族关系,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在公共管理日益成为管理新范式的今天,宗教与现代公共治理也存在密切关系.宗教是影响社会乃至政府的因素之一,宗教带给每个人未来无穷尽的希望,能净化人们心灵,而且在维持社会稳定、全球事务方面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反过来讲,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来鼓励宗教进步,同时对宗教中的一些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因素加以限制,使宗教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宗教与公共治理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当前公共政治文化建构含义

当今公共领域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异质性但价值混乱，这根源于公共政治文化的缺位。单位社会治理无法解决公共社会治理的价值共享和利益共享问题，（所以）也不能在个体与公共组织之间建立新的文化和政治联系，换言之，对于公共领域而言，公共法律的功能是调整人们的基本关系，但公共政治文化才使公共领域具有价值和意义。因此，建构公共领域价值的关键在于重塑公共政治文化，这要求公共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建构现代公共性社会关系，而且后者形成的政治与文化联合体建立在利益组织化协调机制与社会公正维护机制紧密无间的政治联系上。     

我国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

马拉松赛事作为一种社会生活消费品，其供给过程归属城市特殊事件，其供给质量辐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领域公共治理镜像。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是多维利益博弈、多元主体参与的复杂系统。马拉松赛事供给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其供给质量受“个域”共同体限制，存在外在合乎规定性质量评定问题、放射式质量治理权力问题以及反应式逆向质量决策问题等。马拉松赛事供给质量治理应推进治理的公共善意，实现供给质量治理的“公共理性”，达成供给质量善治的“公共的善”；同时，应构建共担共治共享共赢机制，建立治理共同体，明晰治理关系，调控治理全过程，以助推马拉松赛事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共赢。     

治理理论对我国治理变革的启示

治理理论是当代有关政府和行政改革的前沿课题，该理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权威体制对当下治理改革的影响，认为治理是由“主体间性”和社会性构成的，要走出当下“中国式”治理的困境与误区，除了公共管理的团体施动者(政府)应当从角色定位、文化属性和组织偏好等方面予以重新建构外，在个体施动者(社会)方面，也应通过构建公民文化，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使公共管理活动获得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     

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的模式演进及融合——基于Q 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

公共治理不同模式之间的有机交融和顺畅衔接,有利于增强公共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对Q市“绿色出行”治理模式变迁的案例研究表明,公共治理的“新时代特征”、公共治理的“问题导向”与公共治理传统模式的“反功能”分别构成了转型演进的制度动因、体制动因和机制动因,而转型演进的结果则是等级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实现了公共治理在不同现实场景中的“区别性组合”,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政府和社会的作用,由此增强了公共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推进3种模式的交替融合,以契合“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需要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的同时,明晰主体间的权责关系;在充分发挥政府“元治理”作用的同时,限制其“合法伤害权”;在对治理技艺进行边际改进的同时,避免陷入“技术依赖”陷阱。通过对Q市“绿色出行”项目的考察,等级治理、市场治理、网络治理等公共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获得了实证检验。     

商业、正义与现代文明——论休谟商业观的现代性意义

“商业”是理解休谟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不可忽视的核心构成。休谟强调财产权是一个社会的基础，确立以财产权为核心的正义规则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商业”的繁荣，从而带来公共效用的积累和社会美德的增长。以财产权及其正义规则为内在要求的“商业”，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进而形塑了“现代”道德世界和政治世界。从对商业的讨论可以发现，休谟的正义理论并非一种纯粹的财产权理论，而是一种正义如何促进公共美德和塑造现代制度的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深刻说明，也是一种为现代商业文明提供多层次辩护的道德与政治理论体系。     

公共危机治理的两个理论追问——"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

围绕公共危机治理“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与考察,认为在伴随全球化到来的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公共危机的特性以及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自身所固有的缺陷,已使得国家单中心治理模式日渐式微,必须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与此同时,公共危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也为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它要求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能动性与合作精神,实现公共危机的复合治理。     

跨区域环境治理如何实现“携手共进”?——基于多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跨区域性公共环境议题不断涌现，地方政府在跨域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横向协同非常重要。从发展差异、政治势能、政策环境、组织载体和治理能力五个维度构建理论框架，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发现跨区域环境治理有“高位主导型”“辐射带动型”和“全面支持型”三条路径。其中政治势能是跨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的必要条件，通过释放政治压力和晋升激励，形成驱动集体治理行动的约束力量。政策环境和组织载体为充分条件，提供集体治理行动所需的合作空间和行动载体，共同为区域环境协同治理供给约束规则。发展差异需要同具体条件组合而影响协同效果。在强制约束力量和完善规则交互作用下，跨区域治理主体间能携手迈向协同共治。对揭示区域环境横向协同治理内在逻辑，探索更优环境横向协同模式具有积极意义。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公共之“道”与理性之“路”

职业教育质量治理是一个关涉多元主体参与、多维利益博弈的“公共性”复杂系统。“个域共同体”因个体理性的有限性限制，在质量管理上易引发“由外至内”“自上而下”和“从出到入”的混沌逻辑。公共理性指引下的职业教育质量治理之“道”，即在思维逻辑层面确立一种“公共”思维意识，通过遵照普遍的公共意志，建立在质量治理上的公共理性思维；在实践逻辑层面，须寻求在“理性”指引下的共治之“路”，以助推最广泛公共领域发展的共生与共赢。     

民族民间宗教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为例

民族民间宗教是学术研究的薄弱部分,也是宗教工作存在的软肋,至今鲜有研究涉及民族民间宗教的治理问题。应将传统的单一管理模式转化为多元治理模式,对民族民间宗教进行准确的社会定位、信仰定位、文化定位、研究定位和治理定位,推动宗教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民族民间宗教治理应基于“国家-社会-市场-民间”四元框架,形成协同参与的现代化宗教治理体系。     

宗教私人化的现代反思

面对现代化和宗教世俗化的浪潮的冲击与挑战,宗教正由＂公共领域＂退隐到＂私人领域＂。宗教私人化的趋势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并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现实意义。     

走向混合论坛的科学治理——公众参与科学的进路考察

公众参与科学的组织形式经历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治理是社会协作的新形式,它意味着社会机构与个体行动者之间有更多水平互动。治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组织参与以达到理想的结果。治理有其内在的规范维度,又涉及互动过程。基于共生产模型的＂混合论坛＂概念既容许规范的分析,又容许经验的描述,是研究治理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当政府公信力遭遇塔西佗陷阱:当下中国网络社会的公信力反思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意味着社会治理领域的结构性转型。伴随网络社会的兴起,民间"草根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活跃于公共话语领域,成为社会治理格局的新生力量。与此同时,也加剧了与政府权威主体间的话语权竞争,继而引发政府公权力的信任危机。政府如何跳出网络社会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法律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同时,政府必须放下权力身架,主动融入公众话语流,构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平台,由"老大哥"式的全能主导走向平等、协商的"合作共治"才是治理之道。     

基于共识的治理：后现代情境下政策共识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日益分化,对现代公共治理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契机。现代公共管理者们需要在日益复杂的公共场域中寻求民主与效率的均衡点,而传统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政策途径无法满足这种全整性的治理要求,为此我们需要探求思考公共治理的新视角,为协调和统合日益分化的公共生活提供指引。从共识如何达成这一视角来理解和分析现代公共治理的实现途径这一问题,这是现代民主政治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共同和谐发展必须要正视的基本问题。     

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区的合作治理：现实层面的解读

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有效路径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必然选择。在借鉴前人已有的测量指标和结合我国实情的基础上,通过对长沙市社区公共服务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现状进行考察,从居民个体背景特征、上级支持状况、控制状况、沟通和交往状况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深入剖析政府与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服务治理中的合作关系的影响机理,探讨构建社区社会组织和政府平等合作关系的良性互动机制,以推进社区公共服务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开展。     

“乡财县管”后乡镇基层政权合法性与乡村治理

"乡财县管"使乡镇债务危机得到了较大的缓解,乡镇政权的正常运行得到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同时也束缚了乡镇财政的自主性与灵活性,造成乡镇治理资源萎缩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为了应对千头万绪的管理事务,财力匮乏的乡镇在乡村治理中更多地借助于非常规资源,运用非制度化手段。然而,在公共服务能力不足时,非制度化手段的运用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消解了乡镇基层政权的合法性,使得乡村治理内卷化,"乡财县管"并不能最终解决乡镇的治理困境。归权于民,开展乡镇干部直选才能从本质上提高乡镇公共服务能力,使乡村治理制度化,从而建构与巩固乡镇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乡村。     

公共卫生全球治理的法理基础与争端解决

为有效地指导和推进公共卫生全球治理,需要确立必要的国际法原则和法理基础,"保护的责任"将成为一种可能的法理指导和方法。为此,国际社会应当在公共卫生全球治理领域形成"保护的责任"的特有内涵。对于公共卫生全球治理中的各种争端,可根据不同的争端情形适用"保护的责任"予以应对处理。     

“合作生产”与廉政建设:合作治理逻辑的延伸

20世纪90年代,合作治理已经成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手段。合作治理的局限性在于其可能导致腐败新形式的产生以及旧形式的扩大。合作生产则可以通过激励个人反腐来促进廉洁合作治理的公共价值。美国的Qui tam诉讼是以合作治理的逻辑来激励全民参与反腐的一种尝试。     

论“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的基层治理

"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根源于"利益冲突",现实生活中"民意→民怨→民怒→冲突"的演变逻辑,凸显了作为基层政府在执政理念、职能定位、制度建设、管理方式以及治理能力上可能存在的不适应性。基层政府亟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为核心导向,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构建基层治理网络,建立治理主体合作共赢新秩序、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提高危机处理能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