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时代”与明朝覆亡

“成化时代”,商业化之城镇及文化自觉中的市民,连同“灾区化”乡村社会及人心浮躁之民众,同体异质诸元素耦合变异,一并把明王朝拖进一个城乡对立、危机与生机并存的“灾害型社会”早期商业化之特殊时代.是时,明王朝未能因势利导以富民强国,而是因循苟且,漠视时代,反倒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而最终丧失其“政治统治”,为“时代”所否定.所以说,明之亡,非亡于万历,实亡于“成化时代”.     

“人遗矢”“鬼唱歌”解辨

《江汉学报》本年第7期刊载了《“遗矢”一典再释》一文,该文认为毛主席《送瘟神》中“遗矢”一典出于贾谊《过秦论》:“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说“‘亡矢遗镞’既然是一个迭词,矢与镞又无法分开,倒过来说‘遗矢亡镞’也还是一个意思,把迭词改作单词,说成‘亡矢’或‘遗失’,仍然是一个意思。”因此“千村薛苈人遗矢”“就应该是许多村子都长满了野草,很少有人踪迹。”我觉得这样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既然“亡”“遗”意义相同,为什么不迳言现成的事实“亡矢”,     

从“人文”两字说起

从“人文”两字说起肖云儒陕西省文联副主席、研究员我五十年代末在京求学时，就读《人文杂志》，这一读就读了大半辈子，由英气勃发读到乐天知命。我是“人文”的老学生，“人文”是我的老老师。老师逢大寿之喜（复刊百期），我应执弟子之仪。现代信息社会使时空浓缩、心...     

“八王之乱”爆发原因刍议

西晋王朝亡于外族匈奴刘氏,而祸端于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八王之乱,近几年来,围绕八王之乱爆发原因问题的讨论,可谓众说纷纭,一曰“大封宗室为其后八王之乱的     

王忠孝与郑成功

王忠孝,字长孺,号愧两,惠安沙格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六月二十三日(阴历,下同)生,清康熙五年(1666年)四月二十八日卒于台湾,享年七十四。忠孝比郑成功早三十一年生,晚四年死,曾与成功共事隆武帝,隆武亡后曾合谋举义抗清,忠孝举兵失败后又入厦依附成功,相处达十六年之久。关于忠孝与成功的关系,史籍极少记述。《泉州府志》王忠孝传仅记:“丙戌(1646年)、丁亥(1647年)之岁入海不返,卒于台湾”。《小腆纪传》王忠孝传也只记:“闽亡,依朱成功于厦门,……王师克厦门,复徙台湾,卒”。现存未刊《惠安王忠孝公全集》抄本,却提供了这方面的珍贵史料,兹考述如次。     

秦汉简所见女子“去夫亡”考

一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中,记录了一个女性“去夫亡”的案例:女子甲去夫亡,男子乙亦阑亡,相夫妻,甲弗告请(情),居二岁,生子,乃告请(情),乙即弗弃……。整理小组认为,“去夫亡”即“离夫私逃”。女子甲以非法的方式私自逃离夫家,之后再与乙结合。从秦简记载看,当时这一类已婚女性逃亡甚至逃亡后再婚的情况或并不少见,如:女子甲为人妻,去亡……。(《法律答问》)甲取(娶)人亡妻以为妻,不智(知)亡,有子焉……(《法律答问》)“为人妻,去亡”亦即“去夫亡”,而“娶人亡妻以为妻”则是“去夫亡”之后再婚,同于“女子甲去夫亡……相夫妻”条。另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二则

一、《四库提要》史部地理类三《梦粱录》: 自牧自序云:“缅怀往事,殆犹梦也。”故名《梦粱录》。末署甲戌岁中秋日。考甲戌为宋度宗咸淳十年,其时宋尚未亡,不应先作是语。意“甲戌”字传写之误欤?按:“甲戌”不误。吴自牧《梦粱录》并非亡国之后追忆都城繁华而作,而是南宋未亡时记杭城之繁盛。其自序云:“时异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风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畴昔哉!”是其恐日后繁华消歇(或已看到南宋将亡)而撰,以记录当日繁盛。考该书末卷(卷二十)有“顷于景定年间”语,可知其撰写时间距景定不远。景定为宋理宗年号,尚在度宗咸淳前,距南宋亡还有15年。又该书所记最晚为咸淳间事,从未提及度宗以后的德祜、景炎、祥兴时事,益知其书成于咸淳时。四库馆臣不当因“往事”二字便指该书为亡国后作,因而疑“甲戌”为传写之误。     

催生“能本家”阶层

1996年,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欢呼一个社会阶层的崛起(参见拙作《苦土行吟》,1996年2月4日《河北广电报》)。这个“新阶层”,就是20年来在中国改革开放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家。但三年来,这个阶层中的一些人倒下了,是金钱把他们击倒的,他们倒在了“温柔乡”里。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兴起和部分人的沦落,就像一次“农民起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再议

清华简《系年》第二章言周幽王被杀后,"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是为攜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随后,晋文侯立周平王于京师,立三年乃东徙于成周。按照此段文字之语法关系与语序,"周亡王九年"应理解作攜王被晋文侯杀后,周王朝乃有九年无王,而周平王是在无王九年后方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正义引《汲冢书纪年》云,在攜王立前平王已以太子身份先立,并被称为"天王"。攜王被立后,出现"周二王并立"局面。可见《系年》实际是不承认攜王在位时平王先已被立为王,而《纪年》则强调平王之太子与"天王"身份。二者所以发生差别的原因,应是缘于各自所本记述此段史实的史官之立场与史观之不同。依照《系年》,周平王被晋文侯拥立时间与史载晋文侯及与晋文侯共同辅佐平王的郑武公等人的生存年代有悖,《系年》所云攜王二十一年被晋文侯所杀,很可能是晋文侯二十一年之误,与一说古本《纪年》自殇叔四年(即周幽王元年)后以晋纪年合。     

西路军究竟消灭了多少马家军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于1936年10月下旬至1937年4月下旬,在河西走廊与国民党之马步芳、马步青部浴血苦战半年,究竟消灭了多少马家军,迄无确切统计。近读青海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血染河諻》一书,略有所知.1937年6月1日,国民党骑五师师长马步青在“青海省各界追悼剿匪阵亡将士大会”上的祭文中说:“阵亡之数,七千有奇”。新二军军长、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马步芳,在1938年元旦讲话《代理省政之过去与现在》一文中,在与西路军作战中“阵亡将士,共三千余人”。那么,马家军究竟“亡”了多少呢?若将马步芳和马步青所说数字简单相加,会以为共亡一万余人。我以为这种简单相加是不妥的。因为马步青所说的“阵亡之数,七千有奇”,是在“青海省各界追悼     

《韩非子》的流传与编定

《韩非子》的流传与编定,秦王朝是起了作用的。秦代是一个短命的王朝。秦始皇又推行了焚书、坑儒的政策,这就给人们一种印象;秦朝在学术文化上没有任何建树。我认为,秦朝的学术文化政策,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秦始皇三十四年以前为一个时期;此后至秦亡为另一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除招徕大批方术之士外,秦朝建立之初,就建立了博士制度,设博士七十人(一说为七十余人),这个数目,至西     

清华简“周亡王九年”新释

"周亡王九年"不应该是携惠王被晋文侯杀后的九年,而应为周幽王亡后的九年。"廿又一年"应属晋文侯二十一年(公元前760年)。周幽王亡年(公元前770年)与晋文侯二十一年中间正好相隔整整十年。考虑到文侯迎立平王需要一个过程,时间可能会有一年半载的差异,那么九年之说也就顺理成章了。     

《辞海》正误一例

《辞海》(修订本)沃沮条云:“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败满孙右渠后,在沃沮国地置玄菟郡。”这段文字中,有两处有误。其一,“满孙右渠”应是“卫满之孙卫右渠”之意,《辞海》误将“满孙右渠”作为一人之名。卫满,燕人,西汉初乘燕王卢绾亡入匈奴之机,率千余人奔朝鲜,被立为朝鲜王。事见《史记》卷115《朝鲜列传》,《汉     

以道为本与明心悟道——以朱熹、王阳明为例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中国哲学的底色。天地人三才,以人心为主宰,会通成就了天道、人道、地道三位一体的道体。道乃宇宙生命之大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各家皆得道而立。诉诸良知揭开道学的真谛,辨析朱、王的悟道之法：朱熹侧重道问学而尊德性,其明心悟道“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王阳明侧重尊德性而道问学,主张讲学以明道、体道而见道：“心体明即是道明”。这充分说明阳明心学是彻底的心体统领下的致良知实践之学,即明心悟道之学。     

“仟伯”新诠

在《汉书·食货志上》晁错给汉文帝的一篇上疏(《论政事疏》)中,指责商贾“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颜师古注:“仟谓千钱,伯谓百银也。”他把文中的“仟伯”解释为钱币,此释不妥。我认为此“仟伯”应指土地。 第一,从晁错上疏的上下文看,在论述商贾“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之后,接着就说:“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这里把“仟伯”之得作为农民受兼并而流亡的原因,显然是指土地。 第二,从汉代商贾家赀看,其财富数目惊人。     

汉宣吏治简论

西汉王朝的统治,到了武帝末年,已经危机四伏,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几乎重蹈亡秦旧辙。然而秦朝短命,二世而亡,汉武之后却出现了昭宣之治,汉祚得以延长将近百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我以为,除了其它原因外,昭、宣之世积极推行休养生息方针,并为贯彻这一方针整顿吏治,选用“良民吏”,是个基本原因。汉宣帝刘询长自民间,勤于政事,励精图治。他在位二十五年间,竭力安定社会,整饬吏治,力求解决武帝末年以来的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了生产,从而一改武帝末国家“盛极而衰”的局面,使汉代社会出现了“吏安其职,民安其业”的小康局面。本文拟就宣帝在吏治整顿方面的特点及作用试作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     

《齐物论》“啮缺问乎王倪”寓言发微

《庄子·齐物论》“啮缺问乎王倪”寓言中所谓无“正处”“正味”“正色”或无同一之“是”,是对“诸处”“诸味”“诸色”与“诸是”的简别与区分;而真正为庄子所称述的“道通为一”之境,是对此简别与区分的一种超越.“知”与“言”相互关联,由王倪三答“吾恶乎知之”之旨趣以至“至入神矣”的致思理路,略可领会庄子之学的神致:世界本浑然为一,而人为之“言”却改变了其浑朴面目;唯有齐其“物论”,方可达于万物齐一(“齐物”)之境;唯有“齐物”,方可泯除物物、物我之别而彼此“无所待”;唯有“无所待”,方可达于“逍遥游”之境;而唯此“逍遥游”之境,方可称得上“至乐”.     

甲午战争与教育改革

甲午战争与教育改革王守中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康有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①“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干朝廷，而赔于八股。”②徐勤也大声疾呼地正告说：“覆吾中国，亡吾中国者，必自愚民矣，...     

楚简《语丛》前三篇思想论析

一《语丛一》第１８简云:“天生百物,人为贵。”人之所以为贵,自然是与天生之百物相比较而言的。在此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天生百物,天何以能生百物？而人之所以为贵,与天命到底有何内在的关系,与诸物相比到底有何所以为贵者？天命是“天生百物”的生生之原,而天自身才是此生生系列所从出的根柢。天命自身即无即有,天命之纯命是一种创生的活动力,而天命之所命则是命物的内涵或结果,从天命之纯粹自身性到天命诸物的生生过程中,其中必然涵摄“物由亡生”的原理。不过纯从天命的直线性下落来看,它也只是一个生生的过程,物的形成则是其结果。天…     

太公望与“天亡■”

<正> 传世宗周铜器《天亡(?)》为最早,清道光末年与《毛公鼎》同出土于陕西西岐山。刘心源在《奇觚室吉金文述》中,论定作器者“天亡”,因名曰《天亡(?)》,而吴式芬撰之《捃古录金文》则定为《大丰敦》。后来丁山先生、唐兰先生则称之为《朕簋》,定名之异,代表了各家的认识不同。郭沫若先生曾两次论述《大丰(?)》。在他1930年写作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中,曾将全文作为韵读如下:乙亥王有大丰△ 王凡三方△ 王祀于天室降△ 天亡尤王△ 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 事熹上帝文王监在上△ 丕显王作相△ 丕肆王作唐△ 丕克三衣王祀 (凡△处皆通韵)铭文至此成一小段。丰、降二字可作东冬隔句韵,亦可以与方、王、上、相、唐为阳东冬通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