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丘明是《左传》还是《国语》的作者?

《左氏春秋》原名《春秋国语》《左氏春秋》这一书名,最早见于《史记》。《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写道:“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吕不韦……为《吕氏春秋》。”历来都认为《左氏春秋》指的是《春秋左氏传》,省称《左传》。我认为《史记》在这里记叙的《左氏春秋》,根本不是指《左传》,而是指《春秋国语》,省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沭、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春秋史记皆史籍通称

公羊荘公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解诂曰「不修春秋史记也。古者谓史记为春秋」此言汉时所谓史记与古之春秋,异名同实也。案盖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离娄下。是春秋为鲁史专名。然墨子云吾见百国春秋李德林答魂收书,见隋书本传。案史通六家篇,亦有此语。则已为史籍通名矣。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     

《春秋》《左传》十二公文本的生成及蕴意

《春秋》《左传》有十二公,《史记》《汉书》有十二本纪,中国早期史书形成以十二为体的传统,人们多认为与孔子和《春秋》有关,但各家围绕孔子和《春秋》所作的种种解释或多或少有不通之处,根源是十二之体非《春秋》所创。十二之体最早生成于"《左传》原本"的十二公,源自史官所熟悉的历法数字十二及月令文献的十二月体。左丘明以十二表达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历史哲学,借这一"天之大数"赋予史书以神圣性和权威性。《左传》十二公也说明其作者就是与孔子基本同时的那个左丘明。"《左传》原本"是孔子教授《春秋》的参考资料。因为《左传》只记载十二公的历史,故孔子重点讲授这十二公《春秋》,所以,只有这十二公《春秋》流传、保存到今天。     

《左传》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左传》的作者是谁?它成书于何时?至今未有定论.《厦门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发表陈茂同的文章认为:同意杨伯峻的看法,不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史官左丘明;全书引用孔子评论历史时事的话共三十条,可见其作者应是孔门信徒,杨伯峻说是"儒家别派"似不可从.清姚鼐在所著《左传补注序》中说:"《左传》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如果姚鼐所说的这个传     

论历史学家的存在与本质

一、史学史对历史学家的存在与本质的掩盖在中国古代史学上，从孔子开始，关注历史学的道德素质和人格培养就已经成为一个令历代史学家不断思索的问题。孔子曾高度称赞不畏权贵的晋国史官董狐是“古之良史”。①孔子又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怒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②即使我们不把这个“左丘明”看成是《左传》的作者，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段话也必定与史家的人格修养有关。而《左传》则以肯定的语气表彰了董狐、齐国大史和南史的直书精神。“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末出山而复，太史书曰：‘赵盾…     

国语选序

一司马迁在“史记自序”和“报任安书”里都曾经提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国语”二十一篇于『春秋家』内,下面也注着『左丘明着』。因此历来大多数人认为“春秋左氏传”和“国语”都出于左丘明一人之手,说二者互有捐益,正可以两相发明。也因此产生了内外传的说法,把“左传”称为『内传』,国语称为『外传』。“汉书艺文志”虽说没有提出『外传』之名,但在“律历志”引“国语”“周语”『王以二月癸亥夜陈』句,却说是『故外传曰』云云,以区别于“左传”。王充“论衡案书篇”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需之实书也。』就更清晰地说明左氏以“国语”为外传了。刘知几“史通六家篇”云『国语家者,其先亦出于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     

读《吕氏春秋》随札

读《吕氏春秋》随札冯瑞生《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过这样的话：“昔西伯拘麦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坟》，《诗》三百篇，大抵圣...     

《左传》称名略说

春秋时期,《左传》还没有被作为书名,因为该书是解释《春秋》的,故仅沿用鲁史《春秋》的名字;西汉时,为与孔子修订的《春秋》相区别,人们称之为《左氏春秋》;到东汉,由于经今古文之争,出现了《春秋左氏传》的名字,人们简称其为《左氏传》、《左氏》、《左传》等。此后,《左传》因为作为书名简洁明了而被普遍接受。     

《春秋》称名管见

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既是各国史书的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这实际上是一种调和的说法。"春秋"从鲁史专名到史书通名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春秋》原是鲁国史官所作,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解孔子《春秋》而作了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原名亦为《春秋》。随着孔子《春秋》和左氏《春秋》的传播,"春秋"逐渐成为史书的代名词,从而演化为史书的通名。     

杜预和《春秋左氏经传集解》

《左传》或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是以诠释《春秋经》的。《经》是提纲式的,其文“约其辞言,去其烦重”,按照鲁国旧史作成。顾炎武云:“《春秋》不始于隐公,盖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泊于中世,当周之盛,朝觐会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礼》(非今本之《周礼》),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惜乎自伯禽至惠公的一段早佚,我们无从看到,能见到的,只是隐公至哀公共二百四十二年的一部分。孔子以“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因鲁史策书成文。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左丘明——一个被遗忘的大儒

左丘明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为解孔子<春秋>而作<左传>.从天道观、政治观、人生观、历史观分析左丘明的思想,发现其思想与孔子思想有显著的一致性.这与二人为同受鲁文化影响,二人同好恶及<左传>的写作动机都有很大的关系.左丘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大儒,他在儒学史上的地位应当予以重新评价.     

《春秋》《左传》与孔子的史学地位

<春秋>为孔子晚年依据鲁史所选择、整理的教科书,左丘明以"鲁太史"和"鲁君子"的身份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料,编成<左传>,<左传>因此而与<公羊>、<谷梁>二传明显不同.后世儒家学者以经学今古文标准匡范<春秋>及<左传>,其实孔子在<春秋>中寄寓的"微言大义"渊源有自,承袭着古代"记事"、"实录"以外的另一史学传统,同时古代"记言"、"微言"的史学传统也因孔子整理<春秋>而发扬光大.     

《左传》历史观初探

《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以下簡称《左传》),是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年編成的一部史书。虽然作者十分推崇孔子的所謂春秋笔法,而且基本上是以《魯春秋》为其綱目写成的,但是它在我国史学史上的地位却远超过《春秋》,成为古代第一部粗具規模的历史著作。古代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誠都把《左传》看作是编年体史书的鼻祖。刘知几說:“……既而丘明传     

刘歆的春秋学思想新探

对于刘歆的春秋学,向来认为其是左氏学,并且把其与公羊学、穀梁学对立起来。从现有材料来看,刘歆的春秋学虽然以左氏学为主,但并不意味着其排斥公羊学和穀梁学,因为可以发现其有引用《公羊传》《穀梁传》的情况。刘歆之所以推崇《左传》就在于在他看来左丘明受到孔子的亲自教诲,而《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则出于七十子之后,因此他们之间有着“亲见”与“传闻”、详细与简略的区别。这样看来,《左传》毫无疑问要优于《公羊传》《穀梁传》。刘歆对于《左传》的贡献在于其“引传文以解经”,以《左传》来解释《春秋》,使其与《春秋》经文相对应,并创造了左氏学的义理,从而使得左氏学章句、义理都很完备。刘歆的春秋学不仅表现在左氏学的义理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对《春秋》的总体看法,即认为《春秋》是一部反映“天人之道”的著作。     

从人物形象论《论语》的文学价值

一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产生了两部优秀的散文著作——《论语》和《左传》,揭开了我国古代文学史的新的一页。《论语》的编写,据《汉书·艺文志》说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论语》邢昺疏引郑玄说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总之它是孔子一些弟子所共同编写出来的书,记述了孔子的言行,还记述了孔子一部分弟子的言行,是一部哲学著作,是表述儒家思想的一部最早的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试论《国语》的文学价值

《国语》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优秀的史传散文。 《国语》的编写体例、思想倾向,语言风格均与《左传》有所不同,成书年代当略早于《左传》。作者不象是鲁国的左丘明,而很可能是一位晋国的史官。他以晋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