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末蒙地开发的两个问题

清末蒙地开发是清政府“移民实边”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一政策的实施,对蒙古地区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的蒙古社会,在政治体制、隶属关系以及对蒙地占有形式都不是划一的。因此,蒙地开放的具体做法在不同地区也不尽一致,从而产生的影响也不可能相同。以往有些论者对此往往注意不够,对事件本身缺乏具体、详细的分析,而满足于一般地笼统叙述,所以在评价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币制政策及措施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面临着种种困难,但是仍然制定了一系列的货币金融政策,力图改革清末以来混乱的币制金融体系,这一措施的实行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出台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它的实施对大学生就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在其实施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和相应的就业指导体系,以便促进大学生的就业。     

略论明治政府对特权阶层的改造政策及其影响

明治政府在特权阶层改造方面能够成功的运用暴力强制和怀柔安抚的两方面,实施过程中保持政策实施多元的思路,维护了当时社会的稳定。是当时日本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对日本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论“大学生村官”政策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

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出台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它的实施对大学生就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在其实施的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和相应的就业指导体系，以便促进大学生的就业。     

试论赫鲁晓夫解冻政策与宗教整肃的内在张力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国内的政教关系经历了该国历史上又一次的紧张和冲突。从表面上看,赫鲁晓夫的解冻政策与当时苏联在内政和外交上解冻和缓和的总的方向并不一致。然而,这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却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体现了当时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人对社会主义以及宗教问题的认识,满足了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并且有效地服务于苏联树立社会主义先进国家形象的战略目标。     

先秦农业管理政策探析

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是先秦时期农业管理政策的核心与灵魂.这一政策对秦汉以后的中国历代封建朝政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实行高度重农的管理政策在当时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16-17世纪英法两国政府工业政策的比较研究

16—17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资木主义商品经济已开始形成,领土上、政治上统一的民族国家已经建立。正在集权中的两国政府都开始推行一些相对连贯的经济政策,制订和实施一系列工商业法规和措施,对工商业经济活动加以支持、干预和控制。这些工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对当时乃至以后英法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面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英法两国工业政策及其作用作些比较分析,或许有助于理解英法两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异同。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康雍乾三帝天主教非“伪教”观与相应政策

康熙帝对天主教政策有着由允许到基本禁止传教的转变,雍乾二帝发展为全面禁教政策。这种变化,出于对天主教认识的改变。禁教后传教士申诉,说天主教不是"伪教",雍乾二帝认同此说(应当说康熙帝亦然)。传教士的非"伪教"说,意思是天主教不是伪装正派,是真正宗教,不同于邪教。康雍乾之认可,是将之视作与佛道回教相同,是宗教,相对于儒学是异端,但与白莲教、斋教之类煽动造反的邪教不是一回事。乾隆帝在观念上容或有邪教之意,然未出诸口,仍有分寸。基于非伪教的认识,又因它是外国人信仰的宗教,康雍乾禁教之后仍允许在华技艺人员信仰,而禁止他们传教和国人信教。在康熙帝容教令实行的近30年间,天主教在中国大发展,促成清朝前期中西文化交流高潮,禁教之后大退潮。而禁教之发生,是因罗马教廷实行禁约令,向中国皇帝的权威挑战、挑衅,康熙帝予以回击。禁教后西方传教士非法潜匿、潜入传教,为清朝驱逐、惩治,此种不幸之事的出现,是禁约令无可避免的后果,咎在教廷。     

清代归旗制度行废述论

归旗制度是满洲统治者为防止驻防官兵丧失本民族特性、渐染汉习而采取的一项措施。但却在要求归旗的同时,也默许了一些驻防官兵居留驻防地。满洲统治者于此间流露出的无奈之情,乃是时势所限。而归旗制度的废止,却为满族不同社会群体的形成,尤其是分布全国的驻防群体的形成拓平了道路,是清朝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清朝人才选拔的民族政策研究

清朝自建立之日起,满族统治阶层一直认为民族政策是治国安边之道。因此,在处理边疆少数民族关系,尤其是人才选拔方面,一直十分重视落实民族政策。本文通过梳理与解析清朝人才选拔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措施,试图对其进行较客观的评价。     

中越民间文化的比较研究

中越文化交流历史悠久。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基层文化。中越民间文化之比较研究 ,具有重要意义。女娲是中华母亲神 ,越南也流传 ,但“越南化”了。“灰姑娘型”故事是世界性的。采录最早的是唐代学者段成式 ,采录了壮族先民李士元讲述的《叶限》。 2 0世纪广西学者采录到壮族《达稼和达仑》、京族《糠妹与米碎姐》 ,越南留学生采录了越南故事《糠妹与粞姐》 ,几篇故事极具可比性。越南阮朝诗人阮攸 ,出使中国后 ,把明末清初小说《金云翘传》改编为同名越南民歌体长诗 ,长诗流入民间 ,化为故事 ,流入中国京族 ,广西学者采录到《金仲与阿翘》 ,这是中越文化交流的硕果。越南采用中国农历。中越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时间相同 ,节日活动同中有异     

“由仁义行”：一个重新认识晚明人文思潮的角度

晚明人文思潮中的"由仁义行"思想向来未被研究者注意."由仁义行"是阳明心学把自己与程朱理学区别开来的重要命题之一,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都对孟子的这句话作了很多阐发.他们都认为"由仁义行"与"行仁义"在境界上有高低之别,只是程朱理学从众人和圣人有别,以及"格物致知"出发,看重"行仁义"对芸芸众生的现实可行性及必要性;相反,阳明心学尤其是王学左派,由人人自具圣人之心,以及"致良知"出发,则更推崇"由仁义行"的真实、自然、不加矫饰,并论述了其对众人而言的现实可能性.如果对这一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晚明人文思潮中的学者们并非"反封建",而是试图用"由仁义行"思想将晚明社会出现的纵欲、私心私欲的风气重新纳入"原儒"意义上的"仁义"范围,希冀以此解决当时社会存在的普遍危机与人们思想对儒学的偏离.     

近代以来清代汉军旗人研究的回溯与反思

清代汉军旗人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自孟森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迄今,汉军旗人研究成果可观。此方面研究大体分为汉军个体与群体研究,后者比前者更体现汉军群体特征,主要集中在汉军旗人组织、地位与历史作用、文化与民族认同等方面。总体来讲,近代以来的汉军旗人研究不断向纵深方向拓展,同时还存在对群体阶层关注不够广泛、与其他群体关系混淆等不足。     

清代文学与审美文化

从审美文化的角度探讨清代文学,目的在于探讨清代文学与同时代其他审美文化之间的关系,展示清代文学与整个时代文化互相影响的状况,同时也为观察清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一个背景。文章分三个方面进行陈述:文学与绘画,文学与工艺,文学与风俗。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八旗满洲官宦世家考——以富察氏家族为例

清朝世家是清朝政治史研究中的焦点,“八旗满洲官宦世家”的存在和其特殊作用的发挥是理解清朝政治的重要视角。满洲镶黄旗富察氏家族就是这种官宦世家的代表,该家族祖孙父子相继在朝为官,历任高爵显位。从富察氏家族子弟的入仕为政的轨迹可见,由于满族统治中国的民族特点和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特殊性,权力的最高掌控者对于“自家人”投注了更多的希望。     

清代庄浪满城述论

公元1644年,清八旗劲旅大批入关,此后陆续驻防于全国各地的军事要塞,从而形成驻防八旗.其驻防地视情况分别修筑了满城或满营.庄浪满城是清代西北地区一个相当重要的驻防八旗地.本文试图从庄浪满城修建始终、满城规模及清政府对其管理直到清末满城的衰败这一历史过程的叙述中探讨庄浪满城修建的主要目的、所发挥的作用及后期的衰落原因等问题.     

晚清文化保守思想家与近代儒学的新陈代谢

自晚清开始,儒学经历了新陈代谢的过程,对此,张之洞、康有为、章太炎等文化保守思想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化的忠诚信奉者和坚定捍卫者,他们改造儒学,期望使之重获生机与活力,却适得其反,加速了儒家经学的衰落。从中虽见历史的大势所趋,然而对其个人来说,难免是个悲剧。同时,他们为儒学的转变和新生作出了贡献,如对现代新儒学有所启发。尽管这一转变尚未结束,对其努力还不能定论,但由此体现出的思想解放意义和怀疑、批判的精神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对当时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