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皇权对三大政治集团的态度

东汉末年皇权对外戚、宦官和官僚士大夫都加以重用,亦加以防范,基本上形成了以皇权为核心的三大政治集团鼎足而立的政治均势和相互制衡的政治体系。不论哪一个政治集团侵犯了皇权,都会遭到打击。此时期不仅发生了“党锢之祸”,亦发生了“外戚之祸”和“宦官之祸”。桓、灵二帝基本上可以运作皇权     

明代监察制度衰败成因分析与启示

明代官员监察制度构建有中央与地方两元的监察体系,结构完备、层级分明,在明前期有效运作,澄清吏治、朝堂清明为明朝前期兴盛奠定优良的政治氛围。但皇权及其附属的腐化,监察制度在明朝中后期趋于衰败。通过衰败的成因分析,可得出咎由皇权至上、缺乏外部监督、信息不畅等原因监察制度在明中后期无法发挥反腐败作用,甚至成为腐败滋生源。结合成因得出启示与教训,为我国现阶段国家监察制度改革提出相应对策。     

论顺治“罪己”

顺治“罪己”通常采用颁罪己诏、下罪己谕旨及祭告天地、太庙、社稷三种方式,其主要内容有列举自己的罪过、不称圣、不接受朝贺三个方面。“罪己”基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认同古代帝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信条,认为自己是天下共主、公众利益的代表,有责任使天下太平,“一夫不获,罪在朕躬”。二是相信“天人感应”、“变不虚生”,天灾人祸“皆由人事”。它是在清初复杂政治局势下皇权政治在多重矛盾中运行的产物,与顺治亲政后的政治密切关联,反过来它又对当时的政治统治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公共天下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基于西方主流理论假设缺陷的视角

本文在分析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学术传统与主要理论流派假设局限性的基础上,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下为公""大道天下""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与伦理意识引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假设设定与分析框架,在学术界首先提出公共天下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概念并据此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学术流派,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拓展和创新。公共天下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人类成员共同体假设、人类成员分布理性假设、人类成员善恶概率分布假设和国际社会准政府状态假设作为立论基础,从全球、区域、国家的综合横向和跨层面的纵向角度研究天下人及其构成的以国家为主要代表的社会行为体的经济资源配置与政治权力竞争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规律、影响及治理问题。在基本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建构和解释体系完善则是公共天下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诸神之争”:现代政治理论的价值纷争与整合

"诸神之争"是马克斯·韦伯用来指称现代西方走出一神统治之后的价值多元局面的一个命题。在价值多元的局面中,不同价值立场的政治理论阐释者相互攻讦,陷入了意识形态化的对峙僵局。其实,在多元价值竞争的处境中,各种价值主张背后都有其学术传承和论证脉络。只要免除意识形态的固执,就足以在政治理性的基础上达成某种底线共识:从韦伯保持清明头脑到罗尔斯"政治的"思考切入,人们拜谒诸神,凸显诸神认可的政治共识。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论地主阶级的阶段发展及其历史功能

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 发展的三个阶段 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代表其总体利益的皇权进行的,因此,地主、农民和皇权构成为封建社会内部矛盾的三个基本要素。地主阶级就处于两类基本矛盾的运动中发展:作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作为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其各阶层向皇权展开分享政治权力的斗争。主要是由于这一矛盾的历史演变,使地主阶级由其产生到成熟,经历了三个阶段: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制约

中国古代皇权的制度性制约包括谏官言谏系统以及以相权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制度性制约的目的在于维护以皇权为代表的皇族利益,限制性权力与被限制性权力具有非对等性带来了制度性制约的弹性而非刚性。"天""德""民"对皇权的非制度性制约是以造成皇帝的天谴、内省、恐惧为基础的。制度性制约与非制度性相互融合,制约的广度与深度高于现代西方,而缺乏的是刚性。     

南宋权臣政治的断裂——论宋孝宗的用相方略

南宋权相辈出,而孝宗朝却是唯一没有权相的朝代,这应源于孝宗独特的用相方略.为防止高宗朝宰相秦桧专权蠹政之弊再度出现,孝宗从相不久任、长期缺相、不次拔相、并相分权、用而存疑、监督宰相等方面采取措施调整用相方略,限制相权,加强皇权,从而成功遏制了权臣政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政治体制.     

论孟子的国与天下观

<正> 笔者曾指出:孟子思想是由个体论,社会论、天人论三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的系统整体(参见拙著《孟学新探》,济南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18—19页)。在孟子的“家—国—天下”社会系统中,国与天下是建立在家庭之上的两个重要层次,亦是孟子追求的政治清明、天下统一的美好理想社会的两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是家的扩大和延伸,天下又是国的扩大和延伸。本文拟对孟子的国与天下观念、国与天下的根本要素及其结构和功能作一综合考察。     

百家将为天下一——《荀子·非十二子》的学术史意义辨析

诞生于百家争鸣氛围中的《荀子·非十二子》,并不止于批驳某家某派的学说,而是对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十二子进行了系统的批评,甚至对同属儒家的子张、子夏、子游之流也进行了辛辣讽刺,其目的在于,实现学术的"天下一"。《非十二子》将天下的一统和学术的一统结合起来思考,采用一套政治话语策略来考量、批评诸子,反映了战国末期"百家将为天下一"的趋势。《非十二子》的学术史价值在于看到了天下学术将一统的趋势;在于看到了"一天下学术"必须以"一天下"为基础,换言之,看到了意识形态的一统需要有国家的一统作为保障。     

宋代文化政策宽明原因新探

宋代文化政策之宽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是由多种历史条件交合作用而形成的。首先是宋以前中国多元文化格局及宽明文化政策历史传承的结果;其次是宋代抑武重文集权措施之偏倚所造成;另外,“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使士大夫思想自由、精神独立,对皇权进行约束,是宽明文化政策之保障。     

宋高宗与秦桧的君相关系析论

从宋高宗的治国理念、用人原则与近幸势力看,秦桧执政期间的宋高宗的皇权不存在象征化趋势,最关注皇权的君主本人对皇权的设想是专制性的。当皇权落实到政治实践中时,专制则因用人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冲击,但专制的实质并未动摇。     

黄宗羲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作为明末清初儒家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黄宗羲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精要,以为国为民的“经世应务”精神为根本出又发点,提出了洋溢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的政治伦理主张,即,“天下为主,君为客”的君民观;臣“为天下,非为君”的君臣观;立“天下之法”与“有法治而后有治人”的德法关系观。     

秦汉至隋唐王朝的皇权象征与权力运作

中国古代王朝的整个政治结构与权力运作，是围绕着皇帝和各级官吏发展起来的。皇权又是封建王朝基本权力的渊源。皇权的表现形式，既有其各级政府机沟内部的决策运作，也有令其臣民望而敬畏服从的外部象征c二者互为表里。互相配合，形成封建王朝政治的核心。本文拟对皇权的外部象征作些探索，以就教于方家。一、都城与宫室都城与宫室是皇权最重要的外部象征之一。西汉初年，刘邦与项羽争战时。丞相萧何留守长安，修建未央宫，立东阈、北闭、前殿、武库等宏大建筑。刘邦返长安，见其壮丽，很不高兴，对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来…     

"以法理天下"的君道理论与隋唐法制的政治特征

政治制度是政治思想的重要载体之一,因而帝制的制度原理和政治特征是研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传统理想政治模式理论的重要材料.本文从理念与制度结合的角度,考察"以法理天下"的君道理论与隋唐法制的政治特征.从政治思想研究的角度看,隋唐法制体现了一批重要的政治理念,其主要政治特征是强调"德本刑用"理念,注重法律在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依法断罪理念,维护在既定法律面前的司法公正;强调官吏守法理念,把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放在优先的地位;贯彻礼法结合理念,全面维系政治的、社会的和家族的等级结构;强调皇权至上理念,严格区分君臣界限,重点维护皇权尊严和特权.     

“允执厥中”的理论内涵与实践价值

“允执厥中”作为舜帝身体力行的治国理念，就是要诚实守信地坚持天下之正道；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就是要以诚信的态度，广开言路、广纳贤才，实现政治清明，提高公信度；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就是要“中和”天地自然的客观规律，寻找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亦即适宜、适度的平衡点，以实现个人心境、社会需求、自然生态的三大平衡。     

中国古代佛教势力发展变化中的皇权政治因素

在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外来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变革历程,是受中国皇权政治的改造日益世俗政治化。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佛教依附皇权政治而发展,其兴衰存亡,制约于世俗君主,受专制皇权所直接控制支配。其二,儒佛合一,佛教接受儒家统治思想的改造而成为皇权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份。其三,参与世俗政治,佛教表现出"辅助王化"、服务专制皇权的特殊政治功能。     

中国封建政制的权力监督与制约几点评估

皇权、相权与察权是中国封建政制的三项基本权力。三权之中，皇权至上至尊，相权与察权为皇权所派生，是实施皇权的工具。这种不平衡的三权结构，是中国封建政制的基本特征，也是其根本缺陷。当相权与察权不仅受到皇权的监督制约，皇权亦受到相权与察权一定程度的监督制约，即三权比较协调，存在某种制衡关系时，便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封建盛世。但是，在中国封建史上，更多的情况是皇权的独断而无制约，因而朝纲紊乱，政治昏暗，导致无数次农民起义和周期性的王朝更迭，通过封建朝廷权力的重组，使失控的皇权有所扼制。这是对暴虐、腐败的绝对皇权的绝端的制约。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也积累了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某些有益经验。     

明初政局论析

明代极端君主专制政体的奠基者是朱元璋 ,其核心精神为“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明初强化皇权的政治运动并非某种单一历史条件的产物 ,而是由当时诸种社会矛盾和多方面客观政治因素造成的。朱元璋主要采取四项重大措施加强专制主义皇权统治。一、废罢丞相制度。二、诛杀“元功宿将”以“振纪纲”。三、“封藩”以使诸王统兵。四、整肃吏治。准确地分析和把握明初政局发展变化的内在历史动因 ,对于深入进行明代政治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