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廷政治与江西士风和文风

元朝中央实行了一系列对南方士人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决策和用人制度,这些政治措施成为江西士风、文风变化的风向标。江西士风随元廷政治发生的变化,集中反映为出仕之风、科举之风、出游之风。元廷政治也使元代江西文学风貌发生的改变,主要体现在颂美元廷思想的流露、江西文士融入京师文坛、江西文风从奇崛向平易转变三个方面。     

“士至于道”与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以春秋战国时期为核心的考察

“士至于道”是传统“士文化”核心价值体系的根基所在。为了坚守道统,并与政统相抗衡,人格独立客观上成为士之为士的第一要义。对于与道相违的“无道”社会,士人必然要对之进行无情批判,因而他们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道的“人间性”客观上要求士必须“经世”,这突出表现为士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高度关注与参与热情。为了保证道的尊严,士人又必须高度注重自身的精神修养。以身载道、人格独立、批判精神、经世传统、注重修身,这些文化价值共同构筑了传统“士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成为传统士人的理想人格范型。这种独特的“知识人”文化传统于今天仍然彰显出不可忽视的强大精神能量。     

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及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晚明士人自我意识转变和文化人格转型的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 ,其思想基础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中国古代治理中的君士互动

治理作为一种互动行为过程,在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中突出地表现为君士互动。在先秦以前,国家治理中的互动表现为“君士共治”,从舜、禹、武王等的问政,以及最初的巫、觋与王权的积极互动,都表现为“共治”的互动。但是,大一统体制建立之后,君士互动的模式中,重心明显偏向了君权一方,而又由于对君权无法制约,“以吏为师”的结果就是“士贱君肆”。两千多年的大一统政治构架,士人在君权之下总是惴惴不安,当然也不乏谏政、议政之士人,但能善终者并不多见。即便如此,中国古代士人的“入仕”与“入世”情怀,永远是为维护和巩固君王权力效劳。当古老帝国遭遇西方列强侵略之后,士人的政治目标第一次发生了“位移”,即从维护君王的政权转变为挽救国家的救亡图存。这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也表明了中国古代士人的转型过程。     

乾隆"盛世"中的狂怪之士

乾隆后期存在着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其行为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可,因而被称为狂怪之士。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些士人被称为狂怪之士的原因,指出这种士人群体的存在是盛世政治的独特产物,也是清朝社会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     

世俗人生:儒家经典生活的窘境与晚明士人社会角色的转化

传统儒家基于“志于道”的终极理念而确立起的士人经典化的生活模式 ,在晚明社会的变迁中陷入了极大的窘境之中。“贫”、“穷”、“抑”成为晚明士人最为重要的生存困惑与社会呼声。晚明士人也于这种生存压力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促动下 ,走上了世俗化的生存道路 ,开始了由“道德人”向“世俗人”社会角色的转化。这种转化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但同时也潜在地促动了“士”与社会之间的交融与互动 ,拓展了其通过社会而存在的能力。     

布衣及其文化精神

在中国古代,布衣原指人的身份,即身处下层的平民。但是到了后来、尤其是到了唐代,布衣几乎成为未仕的士人的代名词,即所谓的布衣之士。布衣之士不同于普通的平民,他们是平民中的读书人。布衣之士虽身处贫贱,却以通经籍、明道义而自高。布衣之士,虽然始终没有形成自觉的阶层意识,但是却在历史上形成了士文化中一种突出的现象:布衣精神。主要表现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情怀,即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安贫乐道的士人气节,即不以贫贱为耻、乐道安贫、寂寞以守志的情操;平交王侯的布衣立场。总结这些布衣精神,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的士人出处之道。     

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其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精神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试析乾隆朝官宦、士人风气之嬗变──以和珅为中心

乾隆朝是清代的鼎盛时期，也是社会风气和人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特别是官宦、士人阶层风气变化尤大。表现为（一）穷奢极欲的奢靡之风彻底形成；（二）官宦、士人“幸喜南风”，“狎优蓄童”之习成为时髦；（三）一改往日的清高，重财、重利， 向商人靠拢，想方设法捞取钱财，甚至有的人也经营起工商业来。这一切既体现了清代统治阶级腐朽、没落的一面；但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会生产力提高，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 展，从而冲击了“重农抑商”观念，预示着社会将要发生重大变革。和珅可以说是当时仕宦阶层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试论战国王权的几个问题

战国国君不断改变称号直至最终称王体现了战国王权的形成过程.国王通过赋税征收制度、符节制度、官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并辅以神权来加强王权.王权的强化与相权产生了矛盾,因而国王利用俸禄选士、严刑峻法和设置大将宠臣等手段来分化控制相权.与诸侯的君权、周代王权及秦代皇权相对照,战国王权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战国王权是诸侯君权的扩张,其专制性与西周王权有本质区别,其不成熟性则是与秦代皇权的主要差异.     

文化形态史观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进

在20世纪40年代,几位中国学者依据文化形态史观对中外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其中以雷海宗为首的战国策派颇具影响,从而在中国现代史学上留下引人注目的一页;到50年代以后,有的学者仍在运用文化形态史观探讨世界历史,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战国游说与唐人行卷--论策士与举子的进取方式和精神状态

战国策士的游说对后来的唐代士人的政治生活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唐代士人的行卷与战国士人的游说都是人才的自我推销 ;游说所表现的挑战精神强烈地表现在行卷的每一环节。行卷是对游说的一种深层的理解与认同。     

《鹖冠子》为先秦杂家著作考

鹖冠子为战国晚期楚国人,其著作《鹖冠子》是成书于战国晚期中后期的一本先秦古籍。虽然对《鹖冠子》一书,吕思勉、李学勤、吴光、孙以楷等先生已确证其非为伪书,但是也并非如许多学者所言为黄老著作,而应该是先秦杂家的著作。对《鹖冠子》的重新定位研究,对于认识战国秦汉之际南北文化的交流、中国哲学以及整个文化思想学术的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研究评述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官制最为完整,最具特色,因此,楚国官制研究一直受到学界密切关注,论者颇多。论者对楚国官制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但是,对于楚国官制的总体,即职官设置、职能及其特点涉猎的较少,有待进一步深化。目前,国内外关于楚国官制各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很丰富,但是仍然存在着不足。     

战国“出奔”考论

"出奔"是春秋战国时期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战国"出奔"虽在数量上少于春秋"出奔",但仍然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战国时期的"出奔"是由政治斗争、战争等多种原因引起的,"出奔"者在"出奔"之前都会慎重考虑"出奔"目的国,但是由于自身和政治环境的差异"出奔"者的结局也各有不同。与春秋相比,战国"出奔"呈现出"出奔"次数较少、士阶层成为"出奔"的主力军、"出奔"多属个体性行为等特点。"出奔"对宗法制的进一步崩解和封建官僚制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才,促进了人才及以人才为载体的文化的交流。     

《左传》成书战国说综考

啖助认为《左待》成于后代学者之手。赵匡则明确提出“左氏非丘明”。否定了左丘明作传说。两宋承啖、赵绪余。议论蜂起。《左传》成书战国说更趋流行,代表人物是叶梦得、郑樵和万见春。元明两代继续做了一些探索。入清以后,虽然康熙御定左丘明作传说。但战国说仍然得到一些学者的中持。民国以后,战国说以其理据逐渐占据了学界的主导地位。其论证的方法手段都有不少新拓展,并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了同属战国说而具体年代与作者互有歧异的种种结论。     

夹缝之水——战国策士流性思维管窥

战国策士的思维在本质上具有中国水性文化的融通、柔性,更有着隐含的动态和力量.这种特性在战国时代及由此造成的生存和心理三重夹缝的压迫下,激化为湍急的流性思维,具有激进的联系、变化、延伸的特征,以期在各国关系的张力巨网中实现自己意志的决控力,具体表现为泥沙俱下、流无定向、能毁能成、善于抵隙等思维特点,是中国谋略学蔚为大观之时的突出代表.     

纵横术与唐人干谒之风——从李白《与韩荆州书》说起

通过阅读唐人著作可知,滥觞于战国时期的纵横之术,在唐代亦成为一种时之常态, 并为伺侯于权贵之门, 奔走于名利之途的士子们广泛运用于当时的干谒活动之中。     

从尚贤到禅让——战国政治思想变化的一个侧面

在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界,“尚贤”理论为当时号称显学的儒、墨两家所竞相鼓吹。随着宣传尚贤热潮的进一步高涨,尚贤的极致———把最高统治权让贤的禅让学说在战国前中期也曾盛极一时。但这种带有浓厚理想色彩的政治学说到了战国末期,受到各个学派的摈弃,最终被更为务实、适时的理论所取代。考察这一变迁,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窥视到战国时期政治思想及其时代所发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