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

儒家文化的"常道"是指从先秦儒学到秦以后儒学所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恒常而不变、具有根本的普遍意义的那些道理、原则、理想或理念.这个"常道"所包含的主要内涵或核心价值应该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其凝聚为<易传>中的两段话,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中国所以为中国"的"中华精神".     

孔子忠恕伦理思想辨义

忠恕关系是体用关系,不是恕涵盖忠;忠恕不仅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的含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包含忠恕两个方面,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没有达到仁的境界是不对的;忠恕之道在现代社会的贯彻应该注重其本有含义,也就是强调对自我的约束和限制,同时也要注重现代社会的特点,融入人格独立,彼此尊重的精神.     

传统儒家孝悌之道的现实观照

传统儒家认为,家庭成员之间有着生活情感上的本源,这是实施道德教育最可靠的基础;同时,家庭内的道德情感还具有很强的带动性和拓展性,于是采取了"家国同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对于各种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儒家尤为重视孝悌之道,将其视为治之始.关于孝,儒家强调的是孝养和孝敬;关于悌,儒家主张的是兄弟之间彼此友爱.重视家庭教育,继承和发扬儒家的孝悌思想,是解决人的道德滑坡问题、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关键之举.     

百合现象与“物哀”文化——日本动漫文化精神新探

百合系指女性之间的纯精神性爱恋,是日本动漫独有的题材,其渊源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化的"物哀"与"知物哀"传统中。百合现象对"物哀"的契合与发扬可以从三方面论之:百合之爱是一种"本然的人情",虽有悖德之嫌,但符合"物哀"对自然本真感情的认可;百合之爱是纯精神性的灵之爱,发扬了"物哀"中重精神、轻肉体的一面;百合之爱既体现了"物之哀",也体现了"事之哀",符合"物哀"理论所提倡的双重审美的人生态度。     

先秦商业文化的当代价值探析

先秦时期商业道德中爱国助民、善行广布的崛起之道,遵守"义重于利、见利思义"义利结合道德精神,注重"以诚为本、诚信经商"的从商之道,发扬"敬业奉献、勤劳节俭"的创业精神,不仅为古代商业活动的终极目标与商人精神世界起到了指引与推动的作用,而且在当代经济活动中依然具有现实价值。     

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情感研究

从道德建构角度展开对情感的研究,是舍勒的独特视角。舍勒指出,由人类基本情感体验构成的精神气质是充满伦理价值意义的系统,爱和恨是其中两种居于主导地位的激情建构形式。舍勒确立了一种"爱感优先论"的伦理学爱之本体论,认为理想道德的建构就是爱的秩序的建构。然而,随着基督教爱的伦理观的衰微,现代人情感之爱欲向怨恨转化。怨恨成了资本主义类型人的精神实质,它导致了伦理价值的颠覆。怨恨在现代社会伦理建构中惊人地活跃,它构成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动力。受怨恨支配的现代世界道德价值观的颠倒,意味着现代文明精神的"没落"。要摆脱这种没落,必须恢复和重建基督教爱的伦理价值观。     

《论语》中"道"的语义内涵新探

"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它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儒家著作中"道"的阐释,对于深化孔子思想的研究以及诠释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道学说极具重要价值.儒家经典文献<论语>是集中孔子思想主张的重要典籍,其中,孔子论及"道"的地方多达90次,且与"君子"、"天下邦国"、"德与仁"、"义"、"礼"等诸多概念相联系,也是指导和衡量这诸多后者的准则.结合<史记·孔子世家>、<礼记>、<淮南子>等史料中有关孔子"行道"的记载可见,前人"忠恕观"、"仁、义观"、"自然规律观"、"统治工具观"等对孔子"道"的解释偏于狭隘,不利于对孔子"道"之丰富内涵的体认和诠释.     

论新时期爱国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实现途径

完整的爱国主义是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有机统一.新时期爱国主义的内在逻辑要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塑文化认同根基;同时还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确立政治认同核心内涵,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儒家文化中的"忠恕之道"为现代爱国主义的实现提供了方法和思想资源.     

东西"情圣"的合流与唯情论的乌托邦——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与"浪漫爱"的兴起

"浪漫爱"的兴起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现象,它与传统的瓦解、现代个人的出现相伴而生,是人性解放特别是人的感性解放的突出表征."浪漫爱"带有"以情求道"倾向,它追求的是爱的唯一性、永恒性和至善、至美性,它在现代成为一种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超出性爱本身,具有了超越凡俗的精神意义.清末民初言情小说的兴起可视为这种现代浪漫爱的滥觞,其中<红楼梦>和<茶花女>的相遇,为这种浪漫爱的兴起提供了极大的助力.清末民初言情小说中的唯情派继承了明清以来以情抗礼的文学传统并与西方浪漫主义爱情小说实现了对接;他们所表现的爱情具有超凡脱俗的乌托邦特性,本土禁欲主义道德与西方纯情、浪漫之爱与此结成了同盟,这是现代性初兴时期浪漫主义反世俗的"人的自我神化"倾向在中国文学中的表现.     

论道德回报

道德回报是道德的内在本质要求，是公正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美德的充分彰显和具体体现，它使有序的社会伦理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是道德自身“利益”实现的必要条件。道德回报之道德既是现实性道德与理想性道德的统一，也是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道德回报之回报包括“对道德的内在回报”和“对道德主体的外在回报”两个方面。道德回报机制的建立有赖于政府的道德化，并主要通过对行政人员的“赏善罚恶”实现政府对公平正义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供给。     

善的哲学与善的布道——舍斯托夫论尼采道德学说

尼采曾经相信善的力量和道德理想.后来疾病使这一信念受到严竣考验,开始了道德批判.尼采道德哲学的新意在于把道德和"善"作为问题的形式加以提出和检验.他通过自己的苦难与不幸获得了对道德的新认识:善人也会受到良心之苦,良心也会起来反抗善;爱与怜悯的背后隐藏着软弱和虚伪.因此尼采批判传统道德,寻求一种更普遍的爱和更高级的正义.当这一寻求长久无果的时候,尼采便为了自我辩护而开始用"超人"学说、"贵族主义"和"爱命运"来进行善的"布道".这就是舍斯托夫对尼采的"心理学"解释.     

法律与道德:“分离”与“反分离”的困惑

在当代西方国家,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似乎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一方面,法律作为现代社会的守护神,其权威性地位日益加强,法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压力和人的心理惯性使人们的行为向“自然合法”转化,法律的制裁性大大减弱,法律的道德化、人道化成为共同趋势。另一方面,道德的法律化(即道德的法律     

论沈从文小说性爱观照的价值尺度

大多现代作家在观照两性之爱时,往往以社会属性作为价值尺度,符合这种尺度是美,反之则恶.而沈从文却另辟蹊径,在性爱观照中取一种有别于有传统道德意图的价值尺度:以"生命"尺度肯定性爱的原始性;以"自然"尺度强调性爱的合理性;以"感情"尺度维护性爱的纯洁性.     

制度信任与企业家的“道德血脉”

当前,经济领域提出的"企业家的道德血脉"论题遭遇到广泛的信任"寒流",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当今中国社会正遭遇结构性信任危机。解开企业家道德之"结"的关键,是制度信任的建立和完善。从企业家的创业治理之"德"看,由人际信任到制度信任的资源利用,标志着企业家创新德性的制度化转型;而企业家的合内外之"道",则涉及制度信任的外部供给和内部生产动机问题。制度信任遵循以法治代替人治、以程序伦理代替实质伦理的逻辑。"企业家"面对众多信任失灵的干扰,唯有回归其"精神"本义,通过企业内部的制度信任开出"企业家道德",或者为企业外部的社会制度信任之建设作出贡献,才能为"企业家道德"正名并重建企业的诚实声誉。     

谭嗣同"心力说"的原创性价值

谭嗣同作为"戊戌变政"运动的精英人物,又是近代道德转型的先驱者.因为传统中国所实行的是政治道德化与道德政治化的机制,因而人们对政治的态度实际上也即其道德人格诉求.谭嗣同进行"政体创新"与"道德创新"的理论武器是其"心力说"."心力说"对中国近代道德转型所起的奠基作用有:在道德本质问题上,用世俗的"人欲之善"取代了传统的"天理之善";在道德实践理性上,用近代性"平等自主"之美德扬弃了古典式"等级依附"之美德;在"集体关怀"的德性层面,用"平民主义"否定了"权威主义".     

再论荀子的道德教化何以可能

荀子通过＂性伪之分＂,使＂人之道＂与＂人之性＂分离,解决了＂为什么要教化＂的问题,为儒家的道德教化奠定了基石。但其目的还是要实现＂人之道＂与＂人之性＂的合一,使＂性伪合＂,成就善的道德主体,所以,他主张＂化性起伪＂,为儒家道德教化指明了路径。道德教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著诚去伪＂,使儒家之道内化于人们的坚定信仰,使人们自觉自愿践履儒家之道,这是儒家道德教化的最高境界。     

《孝经》伦理道德蕴涵的现代阐释

<孝经>是儒家阐发孝道的一部专著,也被公认为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之一."孝"作为必然的人伦关系,是从上下辈血亲关系中引出的一切人都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孝经>之"孝"已经不是纯粹的"养亲敬亲"情感了,而是从"亲亲"的家庭伦理出发,将人与人的关爱之情、责任之心,推而至于整个社会和国家,将其属于父子之亲、母子之情的伦常关系,与上下等级、友朋交谊、君臣之道、夫妇关系等结合起来,从而端正人心,纯化情感,改善关系,迭到和谐.<孝经>蕴涵了其深厚的伦理道德底蕴,它包括:"孝之始"的人伦道德,"孝,德之本","孝"与"忠"的不可分割,"孝"与"义"的紧密结合,"广敬博爱"的道德准则.     

在市民社会中阅读道德——从弗格森、亚当·斯密到黑格尔

市民社会是不道德的社会,因而从启蒙时期开始就有许多思想家开始思考如何把市民社会转化成一个道德化社会的问题.弗格森的转化方案是恢复古代社会的所谓"公民美德";斯密在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中提出了作为"内心的那个人"的道德情操,同时辅之以"看不见的手"去达成市民社会的道德化;黑格尔凭借其辩证法优势而提出了超越市民社会道德话题的设想.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其实包含着一个通向当代公共性问题的理论胚芽.     

韩柳道论四维

韩柳以"文以明道"为旗帜,他们的道是儒家之道,尤其是圣人之道、仁义之道和辅时之道。崇尚圣人、发挥仁义、辅时及物,既是儒家之道本有的特征,又经过韩、柳的突出与发挥,既是韩柳个人的道,也是时代共同的道,既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道,也是一种不尽成熟的道,它们还没有获得像如理学、心学那样的专名,呈现出由先秦儒学向宋代理学的过渡状态。这种不成熟降低了韩柳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对于古文的发展却是一种促进。     

论老子道德观视阈下人的自我和谐

塑造和谐心态、实现自我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和重要基石.自我和谐的理念可以从老子的<道德经>中找到历史依据.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根源,德是万物分享形上之道而各自获得的本性,二者皆以和谐为内核.从和谐的道德出发,老子反对世俗的价值观,主张人应尊道贵德、无私无为、修身养性,兼具高尚道德品格与高度社会责任感,成为自我和谐的圣人.老子关于和谐道德的论述启示人们:要实现自我和谐需要对人生的终极价值有所把握;需要在培养健康统一人格的同时,加强人的思想道德修养.而且实现自我和谐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社会的参与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