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牙人、牙行的职能与商牙关系的探讨--以明代小说材料为中心

明代牙人除了代客买卖以外,牙行与客栈结合形成了歇家牙行,为客商提供食宿,并代为雇佣船脚夫,客观上保护了商人的旅途安全。他们掌握行情,稳定物价,维护了商人利益和市场平稳。本文选取明代小说材料来考察明代牙人的商业活动,以全面认识牙人在明代商业活动中的意义,同时考察明代牙人对商人的利益侵害,揭示出明政府对牙人牙行的控制力日趋衰微。     

论西北回族重商文化形成的原因

回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一个善于经商、鼓励经商、崇尚商人的民族,回族先民以商业活动为主业.西北地区是我国回族比较集中的地区,西北回族重商文化的形成除了宗教方面的影响外,还由于它所处的环境而有其特殊的原因,因此,对于西北地区回族重商文化的形成可以从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聊城山陕会馆碑刻分类及其史料价值

聊城山陕会馆始建于乾隆八年。现存碑刻19幢,将其分类并探讨其史料价值,对研究清代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活动以及清代运河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明清陕西山陕会馆的特点及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陕西山陕会馆创建和分布的若干特点,探讨了这些特点形成的社会经济原因,并对陕西商人在陕西本土建设会馆的特殊现象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明清陕西山陕会馆所包含的市场化因素。     

清代中叶聊城商业规模的估算——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商人会馆碑刻是目前所见能够藉以对古代商镇规模进行估算的最好资料。对聊城山陕会馆碑刻资料的考察可见,清代中叶山陕商人在聊城的经营规模增长迅速,乾隆初年仅数十万两,嘉庆时增至一百数十万两;道光年间即便以千分之一的抽厘率从低折算,山陕商人的年经营额也达210万两,与乾隆初年相比翻了两番。嘉道年间是山陕商人实力最强的时期,汇聚聊城的山陕商号至少有三四百家,最多可达八九百家;其中年经营额超过万两的大商号有四五十家,个别商号的经营额甚至高达七八万、十数万两。全城合计,嘉庆年间聊城的商业规模在200万两上下;道光年间以千分之一的抽厘率从低折算为300万两,若以万分之三的抽厘率折算则高达1000万两。     

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会馆建设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河南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

通过分析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贸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甘肃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于推动明清甘肃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中西部区域经济文化交流的积极作用。     

仁义道德的折射 社会交往的追求——论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商人的诚信观念

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描写了很多商业活动和各类众多的商人形象,小说中阐述了商人对价值观念的独特理解和认识,诠释了诚信观念是仁义道德的折射和社会交往的追求,可以从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商业活动本身的需求、社会交往以及作家自身的创作理念等方面观照小说中商人诚信观念及其产生的渊源,以及商人对诚信观念的守成.     

“二拍”的商人及商业文化

"二拍"78篇短篇小说中有23篇是以城市工商业者特别是商人为主要人物或重要人物来描述的,塑造了商人群体形象。这些作品从众多的方面展示了明代中叶以后经济、政治以及习俗等方面较大变化的社会风情。晚明的商业活动是社会变化新的活跃点,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文化。     

清代乾隆至光绪年间的聊城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聊城借漕运之便,经济地位提升。山陕商人为经商方便,建立会馆,遗留碑刻资料记载了大量山陕商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到光绪年间聊城的商业面貌。     

一个多元管理体制的典范——“荆襄”管理体制初探

"荆襄"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在明清两代所指实为楚豫陕川四省交界地区。成化年间,明朝开始在此构建繁复多元的统治网络。荆襄"控制三藩",是明朝加强多省交界地区统治的典范;荆襄界邻数省,管理难度极大,其军政体制的形成,是一个与湖广分省相应,并不断调适的过程。明代荆襄虽然具有"省"的一些特点,但其本质上是"边"与"镇",而非省。     

论聊城山陕会馆的戏台与戏曲流动

聊城山陕会馆为京杭大运河漕运鼎盛时期所建,除了承载明清时期山陕商人的祭祀、买卖、社交等功能,也满足着他们对于娱乐的需求。会馆内戏楼后台处的墨记与会馆内现存的石碑记录着各地戏班在当时的演出资料。各地的戏班在此交流,唱腔在此融合,戏曲这一古老的艺术形式在此得到了延续和发展。     

西北地区历史文化村镇研究述评

在探讨历史文化村镇概念渊源与内涵的基础上,对西北地区历史文化村镇进行简要回顾并总结该地区历史文化村镇的研究进展,认为已有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聚落形成变迁研究、资源保护利用研究和传统民居专题研究3个方面,初步形成了基于文化、社会、建筑视角的三大研究模块,而在聚落发展与社会变迁互动关系、历史文化村镇的定量评价与保护规划、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与跨学科的交叉融合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     

民国时期与内地贸易的维吾尔族商人研究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充分发挥了他们善于经商的传统,与国内外商人开展各种形式的贸易活动。与内地贸易的维吾尔族商人,通过在新疆与内地商人贸易或直接到内地开展商业活动等形式,积累了雄厚的资本。然而,国外资本的入侵、战乱频繁、交通不便等因素又严重影响了他们商业活动的进一步拓展。民国时期与内地贸易的维吾尔族商人,对边疆的稳定、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丰富多彩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边塞地域考

从历史文化视野考察"边塞"的概念及其特指地域,至今没有一个准确且恰当的阐释."边塞"词源所指向的地域主要包括河套及河西走廊在内的西北地区;唐代边塞诗词所阐释的边塞地域涵盖了除陕西以外的西北地区,延伸至安息四镇,这恰与唐时的陇右道行政辖区大致吻合.从历史地理所体现出的中国古代疆域变化特征来看,"边塞"就是要塞遍布且军事、经济战略地位极其高的陇山(陕、甘交界的华亭一带)以西的西北地区(包括河套地区),这也与唐代的陇右道行政辖区重合.     

新世纪以来“三言二拍”涉商类小说研究综述

白话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诞生在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明代中后期,其中有关商人形象和商业活动的描写极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行,人们市场观念的增强,学者们开始关注探讨"三言二拍"中的涉商类小说,尤其是21世纪以来,对其研究更加全面、深入、细致,并开阔了全新的视角。本文试从商人形象及其思想意识、士商关系或官商关系、比较研究、经商技巧和地域性研究五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三言二拍"涉商类小说的研究现状(仅限论文)进行梳理。     

多元文化视域中的回族商人——以20世纪初甘肃临潭回族商业实践为例

洮商即临潭回族商人,是近代中国商业群体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变迁和社会发展中,他们依托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接地带的特殊位置,发挥重商传统优势,充当边地藏族与内地汉族之间商品交换的"中间人"角色。20世纪初,以皮毛贸易为带动的临潭回族商业发展繁盛,回族商人在经营方式、经营种类等方面形成了适宜自身发展实际的商业活动特点,成为西部商品流通贸易的主力军。回族中间商沟通内地与藏区的商业活动,有效地加强了汉、藏、回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互补、文化沟通和心理联系。     

试述明代广告发展的原因

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君主专制制度进一步强化，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明代广告的发展受到商人阶层社会地位变化、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白银货币大量流通等经济因素的影响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明代民间商业信用--兼及消费信用

因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民间商业信用得到了发展,既有商人提供给生产者的信用,也有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信用。另外,消费信用也得到了发展。商业信用及消费信用深入到各行各业、各个地区,加速了商品交易,节省了资金,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