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缺席”到“在场”——女大学生村官对农村妇女公共参与的影响

自中共中央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以来,女大学生村官成为一支充满活力的群体活跃在新农村建设中。对部分女大学生村官和农村妇女的访谈调查显示,受女大学生村官的影响,农村妇女的公共参与由传统的缺席逐渐转向共同的参与与成长。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妇女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妇女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也面临诸多的挑战,如农村妇女的就业择业机会仍然不多。总体上农村妇女较城市妇女还是处于弱势地位,她们除了需要自己的努力,还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关心和帮助。     

教育增权与撒拉族农村妇女发展

近年来,撒拉族农村教育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教育结构特征没有改变,撒拉族农村妇女受教育权益的实现程度依然很低,严重制约了其自我发展能力.因此,对于撒拉族农村妇女,增权尤其是教育增权,是消除贫困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发展的工具和基础.这种增权可从识字教育、项目参与、技术培训三个层面展开.     

“半工半耕”的区域差异与农民家庭发展

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并渐趋稳定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主要的经济模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半耕”的状态,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则决定了“半工”的状态。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的区域差异塑造出了强弱有别的、差异化的“半工半耕”形态。“半工半耕”的强度直接影响了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奠定了农民家庭发展的基础。经验视野中的“半工半耕”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它不仅是理解转型期农民家庭和村庄社会的重要维度,而且也是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维度。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参政研究

我国经历了漫长的以等级次序为准则的封建社会,男女性别及地位差异在"夫为妻纲"的规范之下愈益强化.这一突出的社会性别文化给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带来了严重的阻碍.应该通过构建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先进性别文化来不断提高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水平.     

政治文明视域下农村妇女的有序政治参与

妇女政治参与的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妇女解放程度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当前我国农村妇女政治参与总的评价是进步与问题同在,但总体上农村妇女的政治参与状况不容乐观。文章剖析了多元分化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现实强化了农村妇女政治参与难度,试图探寻以有序政治参与理论来解决妇女政治参与不足的深层次问题,以避免体制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泛化,有助于拓展我国协商民主渠道,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及政治文明进程。     

公共政策视角下我国农村妇女参政的现状及对策

农村妇女参政是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为促进妇女参政,我国实施性别保护的倾斜政策,但农村妇女参政状况仍然不够理想。文中以公共政策为视角,分析公共政策对我国农村妇女参政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并针对我国当前农村妇女参政的现状与不足,提出了相关的完善措施。     

新时代农村妇女典范人物事业发展的 经验启示

新时代,农村妇女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事业有成的典范人物,其主要类型有：生产经营型、政治引领型、文化传承型、社会建设型和生态治理型。她们的典范事迹丰富多彩,体现出爱国爱党、心系农村,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艰苦奋斗、勤劳俭朴,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精神特质。她们事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启示人们：农村妇女事业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强化妇女综合素质、立足农村社会现实、彰显妇女独特作用。     

基层妇联的“作”与“为”——农村妇女对基层妇联的期望和评价

为了全面了解妇联干部对妇联工作的认识和评价,了解她们的工作方法,为制定妇联干部社会工作专业能力提升计划提供依据,选择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四川省西昌市、罗江县和山东省济阳县进行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1、农村妇女对妇联的期望因民族、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的差异而不同;2、不同民族、文化程度的农村妇女对基层妇联的工作满意率存在差异。为此,需要对基层妇联干部进行社会工作方法的培训,提高其为广大农村妇女提供服务的能力。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促进农村妇女发展

回顾新中国建国60年,农村妇女发展经历了多次波折。建国初期,农村妇女作为妇女解放的主体,在国家的高度动员下,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此外,妇女在婚姻、土地权益方面都得到了保障。从1949-1978年的妇女发展体现了高度的平等性。但是,从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不仅重新塑造了中国农村,而且也对农村妇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制度安排直接影响了农村妇女的发展。农村年轻妇女大量涌人城市,     

社会性别视角下陪读对农村妇女的影响——以四川省泸州市B镇为例

以四川省泸州市B镇为例,解读从乡到镇的小范围迁移下陪读对农村妇女的影响,发现妇女成为陪读家长的主力军,对农村妇女的影响呈现出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但无论是积极影响还是消极影响,都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导致农村妇女走出家庭、再次就业困难重重.在自我感受方面,农村妇女对陪读持肯定态度,但面临着陪读和就业难以兼顾的矛盾.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和传统的性别分工是陪读妈妈现象产生的根源.因此在宏观层面应进一步关注和加强农村教育,倡导性别平等;在微观层面应将对陪读妈妈的服务纳入专业的社会工作之中,通过积极开展农村妇女职业技能培训、为农村家庭提供儿童服务等方式,帮助农村妇女实现自我发展.     

民间法视角下的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研究

在民间法视角下讨论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问题,需要我们从民间法与制定法遭遇之间寻求解决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的途径.理顺村规民约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肯定村规民约对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尤其是对农村妇女权益保护的重要意义,对于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建设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并且从原权利以及救济权利两个维度来探寻如何保障农村妇女土地权益.     

农村妇女问题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际政策干预

文章通过对过去几十年与农村妇女相关的人权公约、国际会议文书、联大决议及联合国系统有关机构的部门政策进行的系统梳理,揭示了伴随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和国际发展范式的流变,国际社会对农村和农村发展中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深化。1975—1995年间召开的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将农村妇女问题纳入国际发展议程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北京行动纲领》仍是当下促进农业和农村中社会性别平等和引领农村妇女赋权的主要立法和政策框架。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进入21世纪之后,农村妇女/社会性别问题成为新一轮国际政策干预的一个重要议题。     

从“缺场”到“在场”:乡村振兴背景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而村级治理的有效性则依赖于农民的积极参与。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主体,参与村级治理既可维护自身权益,又可提升村级治理善治水平。但在传统文化和宗教因素的长期影响下,少数民族农村妇女一直处于村寨权力体系的边缘。基于性别、话语、权力的维度,构建分析框架,从性别制度、话语权、村寨权力体系及自组织方面探讨了村级治理中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缺场。鉴于此,须通过多维赋权来提升少数民族农村妇女的性别认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村级治理主流,推动其从“女能人”向“治理精英”转变,进而激活内生动力,培育外源动力,从而实现在村级治理中从缺场到在场的转变,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秦汉的“婴女”

秦汉社会的“婴儿”称谓,或指“始生”儿、“初生”儿、“新生”儿,与现今“婴儿”语义接近;或指幼儿,与“大人”相对应,义近令人所谓未成年之少年儿童。秦汉字书又有“女曰婴,男曰儿”的说法。《焦氏易林》数见“婴女”称谓。其中“爱我婴女”句所见“贱下”或者“下贱”,或许体现了当时社会的性别差异观念已经严重影响了未成年女子甚至女性婴儿的生存境遇。这一现象,应与秦汉时期弃婴行为所见女婴居于更悲惨境地即“产女则杀之”的情形联系起来理解。     

现代妇女发展与女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

高等教育是现代妇女发展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未来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女性提供的机遇和挑战来看 ,当前女大学生心理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若干普遍性的问题 ,主要体现为创新精神和主体意识不足 ,高等学校应从妇女发展的高度重视提高女大学生群体心理素质的意义和途径     

家庭结构转型下的农村妇女自杀研究

利用一项回顾性质性调查数据分析了1980年至2009年间187例农村妇女自杀状况的基本分布和趋势演变,通过引入出生队列分析,发现了1920年至1939年间出生的“传统代”农村妇女在2000年至2009年间的“老年时期”自杀,而1960—1979年间出生的“现代代”农村妇女则在1980年至1999年间的“青年时期”自杀。由此建构了理解出生队列、家庭结构转型与农村妇女自杀的转型象限理论。通过这一理论分析,家庭结构的权力轴与观念轴的转型不同步是导致两代女性自杀的主要原因,当两者转型同步完成时,农村妇女自杀可能会退潮。最后援引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主要数据对之进行了简要的支撑论证。后两次的数据所揭示的妇女地位提升的增量,实质上都是由新出生队列的妇女进入调查样本序列而贡献的,而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所构建的理论框架的有效性。     

《离骚》“女媭”为女星宿名的文化诠释

《离骚》中的人物性质争议最多的是“女媭”,王逸认为女媭是屈原姊。后世承王说者,往往加以附会以证成其说。一是以文物遗存来附会,以《水经注》及其所引袁崧说为代表;二是从文字音训来附会,以洪兴祖《楚辞补注》为代表。游国恩肯定了张凤翼“妇女之通称”的说法。袁崧《宜都记》所载文物遗存是真实的,其附会女媭庙为屈姊庙,使材料自身存在矛盾,在秭归境内无屈原庙（祠）而有女媭庙,于理难通。女媭庙中“捣衣石犹存”揭示了女媭的身份,秭归之女媭庙、捣衣石的文化遗存,证明其是纪念“媭女”星的,而非屈原姊。媭（婺）女,是二十八宿之一。《离骚》中的“女媭”为二十八宿之一的“女”星宿。     

男女共同参与社会下日本农村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

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构建"男女共同参与社会"的目标,以全方位提高妇女地位。其具体实施路径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制定法律和出台政策措施,为实现男女共同参与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在农业农村领域,建立了以农林水产省为主导,以多项政策措施为保障,地方农业相关部门、农业生产者既相互配合又分工合作的联合推进体制。法律政策执行的效果是优化了农村妇女的成长环境,促进了妇女对农业生产的深层参与,切实提高了其经济地位,构建男女共同参与社会体现了对农村妇女的深度关怀。     

“女”人与汉字的男性化

女人作为人的一个性别归类,和"女"字作为一个符号所表达的内涵,为我们证明了一个事实:在《说文解字》时代,女人仍然更多的是一种物品,是一种被男人审视和把玩的物品.但更重要的是它证明,创造汉字,或者更准确地说,当汉字发展到《说文解字》时代,女人失去了(或者就从来未曾拥有过)对汉字的驾驭和控制.汉字被男性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