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的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主流实践与理论诠释

本文对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发现,其发展逻辑与经典判断有诸多悖离。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影响的同时,农牧民家庭经营并没有被专业合作社所取代,反而更加巩固,农户小资产所有者身份也得到加强。按照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工业化来定义的"发展"的观念,在上述专业合作社的实践层面来看是狭隘的。相对于农牧民的经济机会、政治自由、社会条件、透明性保证以及防护性保障而言,笔者认为市场经济中的藏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流实践存在更全面的诠释可能。     

西藏新型农牧民经济合作组织生长机制分析——基于适应性视角

西藏新型农牧民经济合作组织的成长受到了政府扶持、市场推动双重引擎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如何提升组织的适应能力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以西藏S村牧业经济合作组织的成长为个案,通过"适应一挑战"理论分析,认为:西藏新型农牧民经济合作组织虽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但组织适应能力不强,仍然面临诸多挑战,除受到外部因素干扰外,还存在组织结构不完善、职能界定不清晰、应对对策存在风险等方面的内部问题。因此,应妥善处理政府与组织的关系、地方性知识与组织治理的关系、以及组织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以便解决组织适应能力不强的问题。     

认同再造:农牧民合作社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的逻辑证成

在特定地域内通过共同的经济组织使得各族群众得以维系一种共同的经济生活,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建构具有塑造作用。农牧民合作社作为民族地区广泛存在的经济组织,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就契合逻辑而言,在历史维度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合作化运动增进了族际关系协调,价值维度上合作社内涵与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内核存在着共通性,空间维度上合作社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机场域,这些逻辑契合点意味着合作社可以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组织载体之一。就认同逻辑而言,农牧民合作社通过增进对政府绩效认同、民主参与过程认同、政治价值观认同等多结构的层次而嵌入各族社员的政治认同,在形塑共同利益与疏导利益分歧中整合各族社员的利益认同,以及在合作社的群体本位理念及合作互助精神中凝聚各族社员的心理认同,最终使得合作社所具备的认同作用在新时代得以再造。     

西藏农牧民消费结构变化分析

西藏全区人口中大部分居住在农牧区,在＂非典型二元＂结构下,占人口大多数的农牧区居民却不是全区居民消费的主力军。因此,西藏农牧区居民的消费状况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参考依据。文章研究了西藏农牧民的收入来源、消费结构升级与变化趋势;分析了西藏农牧民消费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提升西藏农牧民生活消费需求的对策,首先要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其次应引导合理消费,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优化西藏农牧民消费结构。     

西藏"安居工程"建设:基于公共产品视觉的分析

由于西藏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条件,其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仍比较差,自我发展能力还比较弱,因此,西藏新农村建设也有别于内地其他省区,实现广大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安居工程便成为西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成为农村准公共产品。文章对西藏“安居工程”建设模式、实施及成效进行分析,提出了“安居工程”建设持续推进的对策建议。     

西藏农户经济演化特征:基于农村住户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所作的农村住户调查资料,以1980-2003年为基本考察期,对西藏农牧民家庭经济的演化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分析表明,总体来讲西藏农牧民家庭收支都有结余,且有不断上升趋势,家庭经济活动仍然是西藏农牧民主要的经济活动方式;食品支出是最主要的方面,反映出西藏农牧民生活普遍处于比较贫困之中;工资性收入增长是西藏农牧民总收入增长的一个"亮点".最后,文章提出了加大缓解西藏农牧民贫困的政策力度;引导西藏农牧民从传统的家庭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进一步采取措施继续保持西藏农牧民工资性收入增长政策.     

西藏农牧民进城务工的价值引领与法律制度保障

西藏农牧民进城务工有增长之势.职业选择范围窄、劳务工资较低、生活素质较差等问题,折射出西藏农牧民工在劳动技能、职业素质、竞争能力等方面与当下市场经济要求存在一定距离.对此,既要引领农牧民工重视自身素质提高、增强竞争意识,自觉参与劳动技能教育与培训,更要敦促政府完善地方法规,从法律制度上保障各地县的农牧民接受劳动技能培训,建立提升农牧民参与现代化城市建设能力、提高农牧民物质生活的长效机制.     

西藏农牧民收入问题研究

西藏农牧民的收入水平在过去的13年里一直趋于增长,但势头不如全国平均水平,也不如本地区的经济增幅,农牧区相对贫困的状况有加大的趋势.但与1992年以前相比,西藏农牧民的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事实既经得起理论上的探讨,更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西藏农牧民群众的财富欲相对不强、粮食生产与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两个长期不变"政策边际效益递减,以及缺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市场和机制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西藏农牧民增收的几个关键因素.     

安居工程与西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西藏,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新农村建设也就显得十分"特殊"。在这种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必须正确分析当前西藏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重大而基本"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找到西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从目前西藏新农村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着力解决好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的收入便成为西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即实现广大农牧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安居工程便成为西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突破口和切入点。     

牧民专业合作社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的基础要素与逻辑链路

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并蓄的牧民专业合作社是边境牧区治理的重要嵌入主体之一。边境牧区场域内存在着本土经济精英创设型、本土政治精英领衔型和非本土社会力量引入型三类组织建构模式,代表着牧民专业合作社的不同实践形态。边境牧区的制度规范、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等基础要素对牧民专业合作社的塑造是内在而深刻的,这赋予合作社嵌入边境牧区治理以合法性资源,并有助于滋养治理思维、优化治理效度。就嵌入的逻辑链路而言,牧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增进共同富裕和民主参与意识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理念,通过推动多元治理主体协同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结构,通过巩固牧区发展、安全与稳定而嵌入边境牧区治理过程。要进一步引导牧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在真正发挥其嵌入作用中助力边境牧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     

从帐篷到定居房——循化县岗察乡游牧民定居工程调查研究

游牧民定居工程是国家对于生活在高寒地区的牧民的一项民生工程.本文对循化县岗察藏族牧业乡游牧民定居工程做了实地调查,这项工程改善了游牧民的生存状态,但同时对游牧社会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哈萨克族牧民定居的文化心理变化与心理疏导

哈萨克族牧民定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定居方式也因地而异.无论何种方式的定居都使其传统文化发生着变化,文化心理意识的变化随之产生,表现在文化心理结构的转化等方面.定居既给牧民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造成了相应的心理压力,因此对定居牧民进行心理疏导,是牧区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途径之一.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个案研究

研究发现,农牧民对这一制度的认知方式、农牧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原因、农民参合后未得到报偿时对这一制度的基本态度以及农牧民参合后最担心的问题等方面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应当以满足农牧民自身实际需要为基本出发点,真正实现新农合制度的基本目标。     

牧民定居及其牧民未来发展——以雀尔沟镇为例

本文以新疆呼图壁县雀尔沟镇哈萨克族牧区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分析目前该地区牧民定居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就定居牧民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出己见,本文认为当地政府制定地区发展计划时需倡导参与式发展、让当地居民受益的理念,并探讨了生态环境保护、水利资金投入和限制当地牲畜数量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穆斯林饮食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以中国新疆哈萨克游牧民为例

"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人关于吃的理性定位。吃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居于人类"基本需求"之首。本文拟以新疆哈萨克草原上的游牧民为例,探讨一个族群吃的文化中深层潜在的象征内涵。     

转型期西蒙古牧区社会生活变迁的实证研究——基于内蒙古与青海蒙古牧区的实地调查

本文基于对西蒙古牧区社会实地调查的材料,首先从牧民的人口和家庭模式、定居点建设、家庭收入渠道、生活设施以及牧民财富观念的转变、社会交往和信息流通等方面分析和描述了西蒙古牧区社会生活在各个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其次,对西蒙古牧区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增长的人口与有限的草场之矛盾、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草场纠纷以及传统文化面临的困境等进行了描述;最后,为如何协调好转型期越来越突出的人口、生态、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策性建议,为牧区社会转型和发展提供参考和思路.     

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发展探析

在辽朝统治者对中原先进儒家文化的认同、大量擢用汉族文人儒士,实行科举制度、大量收求中原图籍,以及汉人与契丹等游牧民族杂居等因素的影响下,辽代上京地区的官学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设置了国子监、国子学、上京学、府学、州县学等教育机构,在辽代上京地区出现了一批文臣儒士。但是,辽代上京地区的官学教育并不十分普及,呈现出地区间不平衡的态势。辽代上京地区官学教育的迅速发展,使得北方游牧民族能够大规模地、系统地接受中原儒家文化教育,为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原儒家文化的逐渐认同作出了重要贡献。     

汉武帝时期属国文化地位辨析

属国是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间经济文化交往的特殊形式。汉武帝增属国,因故俗统治归降民族人口,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在其中直接交融,形成当时两种文化交往最繁盛和草原文化保持最浓厚地区。     

饲料工业的发展概况

全世界每年生产混合饲料5亿吨，而且每年以2％的幅度增长。我国配混合饲料的生产量为4858万吨，应居世界第三位，在品种结构上逐步合理化，并且每年以14％的速度增长。这样的增长势头在饲料工业的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中国边疆史之“边缘社会”的管辖范围问题——以“匈奴模型”为例来探讨中原文化如何看待西北边疆地区的民族

我们对于中国西北边疆发展史进行研究分析时,不管是何种历史阶段都必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所谓"中原文化常规模式(Chinese norm)"①及其与"边缘社会(marginal societies)"的互动和交流程度在于何种发展阶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草原的游牧部落逐步引入到中原文化的社会模式而演变为其常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心"与"边疆"(centerand periphery)在各自文化模式中的张力平衡和调节程度;从上述这两个文化模式显露的混合社会(mixed societies)及其复合型结构。本文在此强调的是边缘社会内的某些群体可以同时属于两个文化圈,即置身于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之间,从没被赋予其文化身份的合法性,逐渐发展成游牧半农耕社会独有的生活方式。无论是何种历史朝代,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游牧社会与中原之间的关系是沿着中国的边疆互动格局的演变而变化,也是上述三方面问题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