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魏晋风骨与书法境界

文章紧紧围绕魏晋时代精神和书法自觉时代去阐释王羲之的书法所蕴涵的重要文化意义和审美境界,认为王羲之处在魏晋时代氛围中,受老庄玄风的影响,其审美情趣已经逐步从古趣质朴转向自然洒脱,而儒、道、释、玄的融汇,使士人崇尚清谈,寄情山水,从而将中和之美发挥到极致,形成传承古代精髓、独标新意的尚韵书法美学理念。王羲之守正创新而形成的中庸、中和、刚柔相济的书法,获得"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之美誉,并雄霸书坛一千六百多年,使得帖学的潇洒流美之风成为中国书法史的主流。王羲之所张扬的神采韵味,从内容和形式和谐入手臻达神采和形质的完美统一,成为中国书法文化中最为亮丽的风景,滋润并影响了一代代书法大家。     

略论魏晋时期世家大族的书法传承与革新

家族式的书法传统肇始于东汉中期以后,父子、兄弟相承授者不乏其人.魏晋时期,这种书法传统发展到了顶峰,其形成与士族注意家风的培养和家学的传承有关.魏晋世家大族在书法传承上的主要贡献有四:士族身份对书法的传播有重要促进作用;纸笔等书写工具在士族间的使用,对书法的传播有直接推动作用;世家大族在书法传承中曾经引领潮流;其时的书法理论著作主要产生于世家大族之中.从同为士族的河东卫氏与琅琊王氏的书法比较中可以看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书法既需要继承传统,又需要大胆创新,如此方能适应艺术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     

兰亭雅集与魏晋风度

《兰亭集序》是文学史、书法史上的重要文献。围绕《兰亭集序》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论争:一是关于这篇序文是否出自王羲之之手;二是关于参加兰亭集会及写诗的人数;三是关于《兰亭集序》是否为王羲之的书法。历时性地考察魏晋风度的时代特征,可以总结出三点:从德与才的论争,可以透视汉魏之际高门与寒门的较量;从药与酒的沉溺,可以窥探竹林七贤的无奈选择;从道与佛的兴盛,可以探析东晋名士的追求。作为魏晋风度的具体体现,兰亭雅集名士在享受集会欢乐的同时也颇流露出人生的无奈。     

魏晋六朝玄学之风与书法批评理论

魏晋六朝是玄学之风昌炙的时代,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其间,玄学风尚充斥的人物品评风气、清谈玄理充斥的有无之论、言意之辨等哲学论思对书法理论与书法批评的建构与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魏晋六朝时期的书法理论与书法批评呈现出了重筋骨、重神韵、重意象批评、重书家主题情思的理论批评特征。     

魏晋六朝文论之特色及形成背景

魏晋六朝文论所由以产生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 ,即门阀士族制度下 ,儒学仍是统治形态的思想基础 ,吸纳了玄、佛义理 ,取得学术上的进步 ,继续影响文人的思想意识。与此同时 ,文学形式日益丰富 ,对文学本质规律的探讨进一步深化。这两方面共同作用 ,使文论的综合特点表现为 :在政教伦理批评的框架下 ,总结文学新变 ,经世致用与抒情言志不可分。魏晋六朝文论奠定了其后文论的基本样态 ,其消极影响是 :压制了对文学自身规律的深入探求     

论魏晋时期佛教与巫术的关系

巫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很悠久的传统,自商周以来,巫术虽逐渐从精英文化中被排挤出来,但仍然对国家的政治、文化等社会活动有极大的影响。汉代以后,表现为国家宗教和民间方术两大类型。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二教的兴起,更与巫术有密切的关联,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对巫术由依托到批判的转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也产生重大影响。     

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与书法艺术的自觉

魏晋时期,由于受当时流行的玄学的影响,人的自我意识开始走向了觉醒,也唤醒了个体的艺术创造意识.汉字作为最重要交流工具,人们认识到汉字除了有使用价值之外,还有审美价值,随着人们审美认识的提高,汉字的书写逐渐走向审美化,成为了一门独特的艺术.伴随着书法创作的自觉,书法理论也走向自觉.     

云门寺与王氏书法之传承

云门寺与王氏书法传承渊源极深,晋时为王献之故宅,陈隋间王羲之七世孙智永居云门寺,藏<兰亭序>真本并授法于虞世南,唐贞观中,唐太宗于云门寺赚得<兰亭序>并大加推崇,从此确立了<兰亭序>古今法帖第一的地位.云门寺自东晋至唐以来一直是王氏书法的重要传承之地.     

关于魏晋时期自然观的形成和对中国绘画影响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大变革的特殊时期,随着整个社会的重大转折,人的文化意识形态也会随之改变,玄学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转变的主要理论之一,它对中国文化中自然观念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催化作用。同时,也对中国山水画的开端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使处在萌芽状态中的中国山水画完全脱离了以前只作为人物画背景的状况。     

论秦汉魏晋时期的厚葬与薄葬

秦汉魏晋时期厚葬的成因有经济、认识、道德伦理、统治者提倡等等,归根结底还在于统治阶级选择丧葬制度的着眼点在于能不能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厚葬、薄葬都在其次。该时期的厚葬特点一是长丧久葬,二是事死如事生,后者具体表现是大、多、广。汉文帝“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的诏令确实实行过,但并未全面提出“禁厚葬”的措施,薄葬的局限性很大,尤其是开创了“凿山为穴”的新葬制。魏晋的薄葬特点是短丧、不封不树、明器减少。局限性是薄葬区域性强、阶段性突出、新葬制的出现。因此,厚葬始终是汉晋时期丧葬活动的主线     

魏晋书学中崇尚“自然”的审美观研究

魏晋时期社会剧烈动荡,儒学信仰产生了危机。魏晋士人开始追寻对人生意义的深入探求,把思想引向了玄学。史家称此为“人的觉醒的时期”。人们主张个性张扬,追求“简约自然”的艺术神韵和趣味。这种崇尚“自然”的审美思潮,充分反映在当时的书法理论与创作之中。文章旨在探讨魏晋书法理论创作中自然观的思想渊源,书法创作中主体所具有的“心斋之心”,以及书法形态、书法品评过程中所反映出的自然观念以及对后世书学的影响。      

魏晋书法摭谈

讲求符号、结构、线条艺术的书法艺术,发展到魏晋时代,已跳出了"饰文字以观美"的萌芽更新阶段,使眼底观照的对象和心中契悟的真意流露于笔端,书法家的心迹、神识得到了本质的显扬.在中国书法艺术和书法美学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阶段.     

试论魏晋书法的空间美

本文试图通过探讨艺术的空间性,进而探讨魏晋书法的空间美,即魏晋书法在内容上表现写意的人,人的心灵空间和对历史与宇宙的观照;在形式上表现书法的空灵和哲理。     

魏晋自传文学的嬗变

中国古代的自传文学,有一个由书籍自序式自传至诗文自传、由附属于正史子书到诗赋自传独立状态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在魏晋时期得以完成。子书类自序式自传和自传诗充分体现这一点。前者自东汉起便以突出自我为中心,而至葛洪《自叙》标志着纯粹自传的成立。后者由场景诗演变而来,自魏至东晋逐步发展,从蔡琰、嵇康至陶渊明,终于发展为成熟的自传诗。自传性是陶渊明诗、文的本质特征,他的创作标志着中国古代自传文学的成熟。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魏晋禅代与司马氏霸府

司马懿凭借自身的政治才能、家族的力量以及朝廷大臣的支持,通过高平陵政变,建立起霸府,控制曹魏政权;经过司马师、司马昭的发展,终于由司马炎以晋代魏。司马氏霸府的规模经历了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司马氏霸府依靠架空朝廷、曹魏朝廷官僚霸府化、军政一体化等措施来发挥权力中心的功能。     

论王渔洋的魏晋情怀

王渔洋的诗歌及其神韵说理论一直是诗学界颇有争论的议题。本文打算从魏晋情怀入手,由人及诗,对渔洋本人及其创作、主张进行一番重新的审视,以求在此方面有所突破。首先是愤世嫉俗的思想。它主要集中在渔洋的早期,由于时代的关系,这种精神包裹得很紧,要寻其蛛丝马迹并不容易。我们姑且从他自号阮亭谈起。士取号渔洋在顺治十八年,此已见于《自撰年谱》(《入吴集自序》也提及),而何时号阮亭,不见记载。可以肯定的是士自号阮亭要比号渔洋来得早。顺治十四年,在济南大明湖诗人集秋柳诗社,赋有《秋柳四章》,一时和者颇众,他的表兄、至友徐夜…     

论魏晋玄学派系之别与阶段之分

本文首先以袁宏《名士传》之说为线索 ,把玄学分为正始、竹林、元康三个阶段 ,并指出正始玄学以老学为主 ,属老学系 ;后面两个阶段皆以庄学为主 ,属庄学系。复从学理的角度对这一观点加以进一步的伸述 ,指出正始玄学沿着以体摄用的理路 ,竹林玄学和元康玄学沿着以用显体的理路 ,从本体论的高度论证了自然与名教的关系 ,使时代所关注的中心课题获得了圆满的解决。东晋时期玄谈虽依然很盛 ,但于玄理没有根本的创新 ,故不可视作一个独立的阶段。     

王羲之父子书贴中的魏晋习俗语词

王羲之父子书帖是晋代书帖的代表作，其中融入了大量的魏晋习俗用语，口语化程度高于同时期的其它作品，是研究汉语词汇史的宝贵材料。但迄今未见有较全面的注译和研究。本文选取王氏父子书帖中四十多个时代习用语词进行诠释，援引书帖及同时期作品例证，并略析源流，说明词语的时代性特点，为汉语词汇史提供一些语料，并与书帖爱好者共飨。     

魏晋玄学的形成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玄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时期。玄学的发展 ,使老庄之学兴起 ,并与传统儒学争地位。自然与名教的冲突 ,不可避免地要从思想界反映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来。魏晋玄学的本质 ,就是自然与名教的矛盾与统一。要在名教的范围内得自然之趣 ,并真正达到二者的合一 ,有一个长期而曲折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