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重构:乡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经历了革命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下的人民公社体制,到改革后多种组织体制并存的局面,乡村社会组织体制的重构日益显示出对推进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意义。这是基层社会对超大社会管理能力和单一制国家整合能力的挑战。本文在分析了改革后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组织形式的基础上,提出从认识论的角度理清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组织重构的前提。文章最后指出,打破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从组织体制上培育基层社会的社会自主性和维护国家的政治一体化,抛弃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论从组织体制上保持基层社会的发展持续性和巩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     

乡村社会记忆的提出及其重构

改革开放近40年以来,现代性下乡进程的稳步推进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长久持存,使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社会记忆理论视域出发,厘清乡村社会记忆的基本特征与存在样态,剖析乡村社会记忆式微的现实归因并据此拟构乡村社会记忆复归及其重构的可行路径,进而为促进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新的省思视角.     

文化重构乡村从小康到现代化的选择

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实现现代化是几代人的梦想。但只到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才逐步走上了现代化建设的正轨。１９８４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第一步,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９０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第二...     

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实现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如何创新社会治理,创新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和思路是什么,这是当下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和梳理的课题。在本期专题讨论中,张康之认为,社会治理对权力的依赖带来了诸多问题,甚至在今天使人类陷入风险社会和危机事件频发的状态。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去探求社会治理终结权力依赖的可能性。近代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已经有了权力意志与权力相分离的思路,只不过我们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建构中抛弃了这一主张。现在,人类社会的后工业化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机遇,让我们可以在这一思路中继续进行探讨。范逢春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价值取向出发,通过理念、制度与过程的三维重构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葛先园则从公法与政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的"国家观念"入手,认为根据社会宪法把国家作为"理性人""道德人"观念的逻辑脉络,国家的社会治理思路应有新的改变,民生保障国家的社会治理和建设目标应是建设有价值目标、积极进取、给付有度、平等和谐的永续发展的国家。通过上述文章的论述,我们期望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并期望更多学者关注此问题的研究。     

就业市场化的社会心理基础重构

近年来,对我国出现的就业市场倾向,社会心理有什么反应?实现就业市场化目标,社会心理承受能力怎样?如何重构社会心理基础,深化就业体制改革?为此,1987年8—10月,我们在上海范围内,对一百多个企业和政府有关部门中的一千多个人进行了座谈,问卷形式的调查。下面是这次调查的初步分析结果。     

社会现代化与当代都市生活方式的重构

社会现代化本质上也是一场重构当代都市人生活方式的深刻革命.伴随着"后现代社会"、"后现代化时代"的到来,全球都市公民都更重视生命、生存和生活的质量.社会现代化对当代中国都市生活方式的影响通过资本全球化、全球都市化、文化大众化、休闲普遍化、消费多样化表现出来.评价当代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新变化的基本观点是伴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必然会出现生活方式的解构与重构;对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新变化不能作简单的价值判断,必须有科学理性的态度;要让都市成为满足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生活需求的美好的社会空间.     

重构“社会联结”:互联网何以影响中国社会的基础秩序

社会秩序是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基础,随着社会构成变动而发生改变,在中国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反映出最基本的社会整体性变革。本文从个体、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改变出发,探讨互联网作为新的社会联结要素,对单位制、城乡格局、政治参与、公民权利等的冲击,从一个侧面阐释互联网在实践层面上如何部分替代原有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联结要素、改变传统的资源分配模式、强化个体权利生成的可能性,并最终促进社会各部分之间的新型协作与互动关系。     

整合与细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

本文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与趋势。最初社会调查的观点集中于乡村社会的自我封闭和与国家对抗上;而20世纪引进宗族与士绅研究后,则倾向于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共存合作,强调士绅的中介作用;在新世纪初的整合研究中,则出现了"第三领域"、"文化网络"等多元理论。跨学科综合与研究对象细化必将成为今后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方向。     

行政程序法制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对市民社会基础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理解我国的行政程序法制现代化.市民社会一般理论指出,市民社会的思想根源是保护个人自由和弘扬市场经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扩张,模糊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通过行政实体法已难以遏制行政权的专横与滥用,于是通过行政程序法,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沟通"互动角度定位和规范行政程序法.这样,行政程序法就能提供行政机关在行使其权力时必须遵守的程序,以防止行政恣意对市民社会的专横干预.基于我国市民社会现状的基础,构建我国行政程序法制生长的市民社会基础,需从公权与私权的界定、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建构以及理性公民文化培育三个方面入手.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集体认同的变迁与重构——社会管理创新的组织基础研究

理论层面看,有效社会管理的基础之一在于中间社会以及其承载的集体认同的强大.实践层面看,集体认同的重构正是我国社会管理生态变化的现实需求.“单位认同”削弱之后,“集体认同”呈现多元化、发散式的发展趋势,但总体上并没有培养起符合时代要求的新的集体认同模式,社会呈现失范状态.而在转型期重构新的“集体认同”,应当拓展公共空间,挖掘新的集体认同资源,多层次、多侧面推进集体认同模式的转化,同时促进公共精神的孵化.     

走向合作制组织:组织模式的重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从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状态向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状态转变的过程中,致使社会生活和活动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冲击。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已经实现了组织化的社会,一切社会生活和活动都是通过组织展开的。然而,我们正在使用和已经习惯了的官僚制组织却是在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构起来的,显然不再能够适应于我们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社会生活和活动的需要,以至于我们必须去构想新型的组织,以求实现对官僚制组织的替代。这种新型的组织即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是具有充分开放性的组织,在合作普遍化的意义上,它既不允许任何封闭自我的倾向出现,也不排斥任何可以被纳入合作行动之中的因素。合作制组织将走在人类社会专业化发展的轨道上,但将改写以个体的人为标识的或能够还原为个体的人所承载的专业化历史,从而实现由组织行动体系承载的专业化。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与乡镇社会工作站的促进功能

在中西部农村的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是一项重要任务.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包括修复性再生产和发展性再生产,是对乡村的强基增能,需要政府、乡村居民、社会力量在发展社区经济、活跃农村经济社会生活、实施和发展公共服务、发展乡村社会资本等方面共同努力.新兴起的乡镇社会工作站应该承担乡村社会基础再生产的职能,这也需要政策和制度设计上的支持.     

哈贝马斯重构社会批判理论基础之探究

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在现实的层面仅仅展现为工具理性,理性已在客观理性消逝的过程中走向毁灭。这种悲观的信念导致早期批判理论家们最终放弃对理性的信任而使得批判理论走向消解。哈贝马斯为重建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从生活世界的日常交往的言语行为之中挖掘出交往理性,建构出一套具有规范基础的社会批判理论。但他基于交往理性重构出的批判理论向度本身也仍值得我们理性的省思。     

环境管理的社会基础——从单位组织到社会组织

伴随着社会转型的进程,我国环境管理经历了从单一化的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到社会力量介入环境保护与管理机制的发展历程,社会转型在客观上为社会力量介入环境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民间环保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中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在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中有政府而无社会的单一格局,有助于协调和谐环境与社会的关系。     

传统乡村文化重构: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选择

中国传统乡村文化的形成是长期以来自然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儒家伦理文化思想和国家社会政治结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着注重实际、重义轻利、勤劳节俭以及长幼尊卑等思想价值。然而在历经了建国初期、改革开放时期和新世纪以来的现代化解构影响,现阶段传统乡村文化呈现出日益解体的传统乡村伦理、空洞虚化的乡村文化精神、逐渐消失的乡村文化价值以及流失匮乏的乡村文化资源等衰败迹象。因此,当前亟需秉承消除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的总体原则,以先进文化价值思想引领为理念,以培育乡土文化人才为保障,以发展壮大乡村文化产业为基础,以完善乡村文化制度体系为支持,从而保护和传承传统乡村优秀文化,真正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从组织传播到大众传播: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策略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通过组织传播策略,依靠文件、开会、口号和广播等路径,将国家意志传递到乡村,从而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大众传播已经成为国家整合乡村社会、开展乡村治理的主要策略.相对于组织传播而言,大众传播是一种“软性”治理策略,并且建构了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三角”关系,容易形成乡村社会博弈力量的均衡,有利于趋向乡村善治.     

乡村治理:组织和冲突

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农村冲突正在呈现出新的特点。冲突主要起源于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不适应,组织本身正在衍生出一种对于乡村社会的掠夺特性。化解冲突、改善治理的核心环节是改造基层组织。这种改造必须要有大动作。     

城市化:空间变化与社会重构

城市化过程中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发生了变化,城市空间格局沿着功能分区与社会分区的方向调整和变化,同时,职住分离成为新的城市常态,以单位为主体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逐步向以社会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空间结构转变,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社区,不同社区的区位及其环境各异,表现出不同社会阶层空间资源占有的不平等和社会阶层分化。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部缺少交往和交流,不利于人们的平等发展、全面发展,不利于人们和谐相处,产生一系列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