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视野中的打工文学与底层叙事

底层作家们描写底层人群的生存境遇,反映底层民众的苦难与艰辛,对底层民众内心的困惑、焦虑,精神上的漂泊,文化上的边际性,身份认同的危机表现出知识分子特有的悲悯情怀与"为民担当"的责任意识,并最终上升为对底层的终极人文关怀,但同时精英分子们自身亦需要进行自省与反思.从历史范畴与文学继承性来看,"找工文学"与"底层叙事"二者之间又有区别.     

新世纪底层文学的苦难质素

底层文学关注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匮乏的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它所涵盖的思想和文化意义构成了新世纪文学内在的精神元素,是新世纪以来的重要文学潮流。底层文学的精神深度来源于对苦难质素的书写与言说,其苦难质素表现为底层人城市“零余者”的身份焦虑,社会身份的艰难自我认同,道德伦理的拷问思索,及其对苦难的消解与超越等方面。     

浅论老舍小说的底层叙事

老舍的小说题材广泛,塑造了众多的市民形象,其中底层贫民形象在老舍的市民世界中占有显著的位置.源于特殊的底层出身和底层生活经历,老舍一生创作了大量描写旧社会底层人民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的小说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并形成了独特的底层叙事话语方式.     

底层叙事与批评伦理

底层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文学意义上的底层叙事,其内在矛盾决定了它无法成为一个有效的文学批评理论范畴.它的出现,只表明学院派批评试图改变学术自足与现实关怀彼此隔绝的窘境,但这种努力非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暴露了批评伦理的缺失.     

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

本文在认同“底层叙事”的前提下,着重探讨了女性创作与“底层叙事”主体身份的同构性。认为,女性文学的历史并不缺少“底层叙事”,特别是新文学史上的三四十年代,女作家笔下的底层故事、底层妇女形象成为左翼文学的重要实绩,构成了一种文学传统,因此,在女性文学领域“底层叙事”久已有之,并非当下的新创构。其次,女性群体与“底层”同为弱势群体,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具有立场和身份的同一性,“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平等心态形成了女性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文性特征。再次,女性天然的母性犹如圣母博爱众生,她们以母性的光芒烛照底层的时候,叙述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自然形成了一种互为依存的“母子关系”,同构性自此生成。     

新世纪乡村叙事的底层观照

新世纪乡村叙事集中、充分地书写农民/农民工身份的卑微、生存的艰难与生活的贫困,鲜明地传达出一种疼痛的感觉,具有观照历史、批判现实的价值。     

底层叙事:言说的理路与歧途

沿着历史和当下的脉络可以梳理出当前关于底层的各种叙事——作为市场消费对象的底层仍然是一些成规化符号的缝合，底层真实的状况仍在遭遇失语。从话语角度考察底层如何被叙述、各种叙述背后的权力机制和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些意识形态的冲突正在导致一场新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     

纯文学的迷思与底层写作的陷阱

底层写作的潮流和当代知识分子阶层自身的焦虑有关.于是,虽然以现实关怀、批判性的面目出现,底层写作只不过是支离破碎地呈现了下层生活的苦难片段,却无力、也无心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激情去批判性地呈现民众的真实生活场景.所谓底层写作仍然在暗中借用＂纯文学＂的主题与模式,这决定了所谓底层写作的局限.     

新时期安徽乡土苦难叙事的文化形态

新时期的安徽乡土苦难叙事表现为三种文化形态,即选择关注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民间苦难形态、直面社会转型视域下的现实苦难形态,以及以“新”视角透视的历史苦难形态.文化形态的呈现与历史语境、文化境遇和地域特质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更是源于叙事主体的文化旨趣,即关注乡土苦难本身、探索苦难社会价值和实现苦难精神超越.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神秘想象与叙述

有人认为,进入现代文学时期以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鬼魅灵异叙述传统戛然而止,传统神魔玄怪的文学想象绝迹灭踪。但实际情形是:进入现代以后,文学中的神秘想象与叙述虽曾一度受到抑制,但这一传统并未中止,它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和承续着,不时在文学作品中显露出丝丝缕缕的印记。     

从《太平狗》看底层叙述的偏离

2005年以来底层叙述成为当代文学最大主题,陈应松的中篇小说《太平狗》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作品之一。在同类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作者笔下地狱般的城市在现实中并不具有普遍性,无法作为“典型”;作者将农民工等同于道德的纯洁,更简化了这一群体丰富的心灵感受。《太平狗》暴露出对底层叙述的种种偏离,使得这篇小说可能会造成某种程度的社会影响,引起更多人对农民工这一底层代表的关注,却无力进行更深层次的引导。     

“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考查维度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动物叙事”这一特殊叙述方式与表达形式成功地介入到“底层文学”当中,无疑给“底层写作”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陈应松的努力与尝试就是一个很好的表征,他的《太平狗》很具有说服力,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较为完备的写作范式。当然,还有诸多优秀的作家参与到该题材类型的创作当中,并呈现出了底层“动物叙事”所可能达到的向度。作为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一个重要考查维度,“底层写作”中的“动物叙事”显示出了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价值诉求。     

虚拟生活中主体想象发展的本体论意义

虚拟空间是被技术实现了的人的想象空间,虚拟生活是主体想象创造并控制的生活。虚拟生活也激发主体的想象。在虚拟空间中,开放、多元、自由、宽容、共享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开放与共享,意味着主体可以相互启迪着想象;多元与宽容,意味着主体可以启动创造的意念,自由地想象。虚拟空间排除了现代科学理性和市场逻辑对自由想象的挤压,有效地抵制想象的齐一化、单向化。虚拟空间想象的发展还有利于反抗现代文明对主体创造生活的压抑。由此,虚拟生活中主体想象的发展又有了本体论与人学的意义。     

左翼知识者的底层叙述——兼论夏衍的报告文学话语

作为真实性与立场性兼具的现代报告文学,不同于虚构性文本的小说与影剧,它所提供的是一种关于底层经验的真实想象方式。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知识者,因克服代言底层民众的诸多障碍,拥有了代言民众的合法性地位,并且将底层经验推向思想文化的公共空间。夏衍等左翼同仁在"左联"的观念形态框架中"真实"书写底层经验,其文本体现着各种不同的话语力量所进行的剧烈碰撞与利益博弈。     

痛苦·听任·绝望——存在主义视角中的雷蒙·福斯卡

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中,萨特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对“痛苦”、“听任”和“绝望”这三个词进行了解释。《人都是要死的》以文学的形式体现了这三个词的存在主义含义。运用“痛苦”、“听任”和“绝望”这三个词语,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解读雷蒙·福斯卡这一人物形象。     

“归来”作家的苦难叙事与自我认同

新时期"伤痕"、"反思"小说的苦难叙事与其自我认同有着深刻的关系。虽然"归来"作家揭示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政治运动对人的精神与肉体的迫害摧残,但他们的用心显然在于刻意强调自我无怨无悔的忠诚。在新时期之初,这正是知识分子获得历史主体地位的必要前提。但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放弃了对苦难、历史必要的追问,复杂的民族国家历史、个人情感记忆就此被简化,被悄悄重构。     

想象力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初探

翻译是一种再创造。文学翻译使用的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特殊的艺术语言。这种语言要通过译者生动而合理的想象 ,再现作者凭借创造性想象所表现出来的艺术世界 ,在译作读者和原作者之间架起一座沟通与理解的桥。文学翻译者作为原作有特定任务的读者 ,必须具备与作者同等的想象能力和描述能力     

不同历史想象中的女性形象——论《长恨歌》与《白鹿原》叙事中的两性差异

《白鹿原》与《长恨歌》先后于上世纪90年代问世,两部长篇小说都将笔触指向了“历史”,但两者对于历史的建构却是大相径庭：前者建构的历史是一种“斗争模式”,后者则是“合作关系模式”。在不同的历史想象中,两位作家又分别塑造了“妖女”、“圣女”、“女人”三种不同的女性形象。不同的历史想象与女性形象背后折射出的是复杂的性别意识话语,反映了女性主体建构的困境,更引发了我们对于如何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去完成女性自我建构的再度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