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城市电影：历史的性格决定命运

中国当代城市电影是一个历史的特定的概念,是中国当下现代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它的发展走向是与中国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所呈现的由南而北的区域历程相一致的。当城市电影的创作由南粤而进入北京、西安等具有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内陆城市时,文本表现出人对现代都市的强烈的“震惊”体验,呈现出鲜明的“反城市化”创作特征。它无疑具有很大的社会认知价值,即便是在历史评判的尺度上,也是具有实质理性的。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具有自己特定历史内涵的中国当代城市电影,也就日益显示出其局限和落寞而逐渐走向了边缘。     

国家叙事与主体间性——论新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叙事嬗变

从国家叙事与主体间性角度,新中国电影60年叙事的发展进程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即“单纯的社会主义现实叙事”,“极端的政治权力话语叙事”和“走向多样化和市场化的新电影叙事”。三个历史时期的叙事嬗变表明,电影叙事的辉煌与繁荣,与电影叙事中的主体及其主体间性保持动态平衡、和谐互动的良性循环状态密不可分。其中代表国家叙事层面的权力-机构主体,其对叙事-创作主体的叙事创新与追求和接受-观众主体的趣味与反馈具有主导性的支配作用,是构筑新中国电影叙事总体风貌和主导模式的关键因素。     

“中国梦”：想像和建构新的认同 ——再思六十年中国电影

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六十年。六十年间,中国电影和这个国家一齐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和转折。电影当然是一种娱乐和休闲的形式,但它也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想像,是一个民族国家的重要的文化形态。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刻,回顾电影发展的六十年是对于中国在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的“大历史”进程的反思和探讨的一部分,也是对于中国的认同建构重要部分的重新认知。从“公民身份”建构的角度对中国电影六十年发展历程进行简单回顾,可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思考的角度和空间,而通过对电影发展六十年的轨迹的分析可以发现和思考“中国梦”的轨迹。六十年来中国电影的道路正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一部分,在中国认同的创造中,电影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电影直接参与了“新中国”的认同的创造,也直接参与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电影的发展之间相互扣连及相互依存的关系和它与“中国梦”展开的过程的关系是异常紧密的。中国电影六十年的历程有一个贯穿其中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公民身份的建构和转变的历程,也就是确立“公民”和“消费者”的同一,“英雄”与“凡人”的同一的进程,这也是一个“中国梦”展开的过程。      

当下喜剧电影创作的类型化与寓言性

中国当下颇为繁盛的喜剧电影创作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暨喜剧电影的现实性与现实主义精神等问题无疑值得深入探析。以电影的“寓言性”为研究视角,以“现实文本化”和“主题寄寓性”这两个“寓言性”特点为切入点,对当下中国喜剧电影中有代表性的三种喜剧亚类型的艺术特点、寓言性以及与现实的关系等进行分析阐释可知：喜剧是当下电影与现实发生关系,即“接地气”的重要电影类型,这也是喜剧得到受众喜爱,票房屡创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类型的喜剧对现实的折射或“寓言化”各有不同,甚至也有歪曲和扭曲,但无论是黑色喜剧的价值解构和社会缝合,还是都市爱情轻喜剧的中产阶级超现实梦幻,抑或是冯氏喜剧的世俗关怀,都是当下中国现实某一方面的影像化、寓言化呈现。通过分析喜剧电影对现实的寓言化表意以及对社会中人的造梦治愈和心灵抚慰等功能,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喜剧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与我们这个“娱乐化”的“大喜剧时代”产生的复杂关系。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动因与文化心态考

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进程历经四个不同阶段,总体上“走出去”的步伐显得迟缓,既受制于各个时期特殊的历史境遇,也折射出迥然有别的驱动因素及文化心态。在解放前,中国电影输出海外仅有零散个案;解放后17年,国产电影具有计划经济时代“内向型”特征;在新时期,中国影片频频亮相国际影坛,却陷入“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处境。抚今追昔,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历史机遇和历史担当,已经降临在当代电影人跟前,我们不是应该而是必须有所作为。       

商业与精英的两极 ——从冯小刚、姜文试论中国电影雅俗共赏之“殊途同归”

  冯小刚、姜文作品是世纪之交中国电影最具代表性的影像实践,前者的草根心态、话语狂欢表现出当代中国电影所罕有的市民气质,但冯氏想像抚慰、调侃语调的自我解构表达方式,使得其电影的怀疑精神转向批判与颠覆的反面,呈现出虚无主义与现代犬儒式的人生态度;姜文以一种近乎“偏执”的艺术精神在工业化浪潮下追求“经典”与“不朽”,成为《黄土地》以来中国人文/艺术电影最执着的“灵魂叩问者”。他怀抱“古典”电影艺术观,认为电影的思想艺术性是在拍摄过程中慢慢“生长”出来的,其间的意外、磨难、痛苦决定影片最终可能呈现出任何形态,但唯独不可能成为工业流水线上的标准产品。尽管冯小刚对商业元素的极致操作和姜文视艺术性为最高目标的努力并未达到各自的最佳状态,但他们的作品还是构成中国电影引人注目的“两极”探索,有望为已进退失据的中国电影提供一条摆脱“好莱坞效应”的本土化之路。     

“影戏”传统对“十七年”电影叙事的影响

 虽然“十七年”（1949—1966年）电影从中外文化中汲取的滋养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多祖”现象，但“影戏”作为一种电影观念对新中国电影创作产生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又是其它电影主张所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影戏”传统可以描述为：故事是第一位的，注重矛盾冲突，注重电影的教化功能以及影像的辅助作用，而这些要素在“十七年”电影中能够找到明确的对应，“十七年”电影虽然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稍有变奏，但主体部分是和“影戏”传统一脉相承的。     

社会保险权利主张与女性融入城市的策略

女性是多样性的存在。在广州某美容机构工作的外来女性职工表现了有别于一般研究词汇中女工或农民工的新特质。她们的社会保险状况和对社会权利的取舍,正是这种新特质的重要体现;而她们对社会保险权利的主张,表达了力求融入城市、实现身份城市化的诉求和策略。社会保险政策之窗为她们连通了融入城市之路。她们的身份城市化沿着“像城市人”、是“城镇职工”、成为“市民”的轨迹而变迁,但她们完成“城镇职工”和“市民”身份转换并最终融入城市的道路依然崎岖。     

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 ——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

在中国大陆,作为一种成规模的学术和思想运动,文化研究是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才真正开展起来 ,到2004年,形成了一股“文化研究热”。这个“热”至今仍在延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学院体制运转的需要,二是社会现实的刺激。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更为重要,并且比较复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上海,文化研究的研究、教学和与之配套的学院建制活动相继展开。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文化研究机构。其后的4年间,上海各大学陆续建立了类似的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吸收了来自文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传媒研究、电影研究等方面的有志于文化研究的学者。其人员亦互有交叉。在这些研究活动进展过程中引发了一系列具体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困难。首先是文化研究与现有大学体制之间关系的问题。文化研究是反体制的,但是中国现有的体制又无法改变,所以在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的同时,尽可能开拓和保持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为此,将“当代支配性文化的生产机制”,以及这个文化与那一段“社会主义”历史的相互生产的关系,确定为今日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用“双线”来勾勒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它既是“批判性分析”,也是“促进性介入”,借用一对1950年代的政治概念,既是“破”,也是“立”,二者互为条件,相伴共生。其次是文化研究在不排除关注城市文化的同时,如何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农村,从而解决文化研究教学与社会改良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保持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关键一点自然是直面当代中国人的活生生的日常经验,并汲取中国革命的思想和实践历史的丰富资源。也就是直面日常的生活感受,承继“中国革命”的丰富记忆,追究现实内部的压迫性结构。     

“一带一路”战略与民族海洋意识提升

 实施“一带一路”这一中国历史上最为宏大的空间战略、经济战略、跨越海洋走向世界的大发展战略,导致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时空转换,必然要求强化“向海的社会意识”。“一带一路”战略为海洋意识提升预设了逻辑步伐：“一带一路”现实要件应然要求并设定海洋意识从传统边缘化状态中剥离,型塑为社会意识的重要内涵;战略目标实施方式与海洋意识演进机制的契合必将促成“向海的社会意识”上升为民族精神的重要因子。海洋意识由传统薄弱状态转化为社会意识的关键要素,再上升为民族精神因子这一逻辑进程与精神嬗变,必然提振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而推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两者之间现实应然、过程使然、规律必然关系之有效确认,必将有助于把握和挖掘这一伟大战略实施的当代社会动力源。     

论琼瑶电影的中国性与台湾图像

琼瑶电影对台湾电影史的影响一直未被评论界给予充分的肯定。在华语电影研究中,研究者对台湾电影史的关注点往往也是从早期的台语片、健康写实主义电影直接跳到台湾新电影,忽略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创造票房奇迹的琼瑶文艺片。事实上,琼瑶电影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有助于台湾电影开辟富有特色的文艺片类型,并继承了自中国电影诞生以来不断发展的通俗文化色彩浓重的商业电影传统;同时,琼瑶电影还运用通俗情节剧的模式演绎了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并在社会中产生教化、抚慰的作用。追溯中国电影的发展历史,将通俗剧模式与中国的道德伦理、政治问题、文化反思等联系在一起,一直是中国电影历来的传统。琼瑶电影对通俗情节剧模式的运用,不仅表明了它与中国电影传统的深厚渊源,也表明了它与中国文化传统血浓于水的关系。另外,琼瑶电影在表现爱情王国的浪漫时,也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台湾图像。琼瑶电影在台湾影史上共掀起了两次为时较长的观影热潮,在这先后两个时期里,影片的故事背景、人物关系、情节设置等方面也相应地有着一定的变化,这也反映出了台湾社会的时代变迁和台湾民众在思想观念上的转变。     

上海郊区化过程中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

文章认为制约上海大都市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是由于人口的单中心聚集,空间形态"摊大饼"式的发展,交通设施配套滞后于产业布局,郊区的交通格局不完善以及城镇体系的非均衡发展等原因.提出要从两个层次来优化上海城市空间结构,一是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协调发展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二是上海市辖范围内城镇空间系列的构成;提出要构建一个以轴向发展模式为出发点的"多圈、多级、多轴、多核、组团式"发展的城市空间结构体系.     

怀旧电影与上海文化身份的重构

怀旧电影特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上海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影片。与20世纪30年代电影中的上海形象相比,怀旧电影中的老上海淡化了政治色彩,被赋予国际化、消费化和世俗化特征。怀旧电影作为一种大众媒介,为当代上海形成国际化的目标身份和日常消费文化,制造出一种上海想像,与上海的文化建设构成互动共谋的关系,影响了当下上海的文化走向。     

论中部地区在新一轮崛起中的战略定位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使中部地区迎来了新的战略机遇。中部地区在新一轮崛起中的战略定位是:打造"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培育充满活力的城市群、形成"两纵两横"经济带、繁荣社会公共事业,以充分发挥地缘优势,实现区域价值,在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大有作为。     

论柯灵的电影剧本创作——纪念柯灵百年诞辰

  　　摘要：  柯灵是我国著名的电影剧作家、评论家、小说家、散文家和编辑家,作为文坛大家和报界翘楚,柯灵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单就其在电影领域里的成就而言,无论是电影剧作还是电影评论,均成绩显著,风格独特,在中国电影史上颇有影响。仅就其电影剧本创作而言,无论是原创还是改编,他都积累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首先,他十分重视电影剧本对社会现实和人生命运的真实反映,并由此表达了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与看法。其次,他十分重视电影的群众性和通俗性特征,力求使剧作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和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能使广大观众感到亲切和熟悉,并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另外,他注重创造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准确地刻划人物的思想感情,写出其性格的成长过程。由于他深知电影剧本是为了拍摄电影而创作的,所以注重凸现电影艺术的特点。他创作的剧本被拍摄成影片以后,在不同历史阶段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了欢迎和好评。史迹绵延,薪火相传,前辈的历史功绩,应该得到后人真诚的怀念与尊敬。         

中国城市治理：理论、问题、战略

城市治理是当今城市现代化管理的最新理念,但在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背景下,真正的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本文根据社会治理理论,分析了我国城市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新世纪我国城市治理的几项战略对策。     

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都市小品文的兴盛原因

九十年代都市小品文是对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大众文化语境下都市散文创作较为恰当的概括。时代背景的嬗变、创作主体的更替、读者期待视野的变化使九十年代都市小品文得以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