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

陈寅恪先生于1968年10月7日逝世。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研究者撰写的记述寅恪先生治学的文章多篇。我也曾写过三篇小文,陈述我对寅恪先生治史方法的理解与体会。现在重读自己的旧文,很不满意。我从寅恪先生受业多年,读先生书,但却不足以知先生之学。这几年反复研读先生的书,并以先生之学来教导学生,对先生的学风和治史方法似乎理解更多一些,写出这篇小文,请读者指教。     

陈寅恪留学哈佛史事钩沉及其相关问题

20世纪初哈佛出版的大学目录、登记手册和哈佛教授的论著,可以帮助我们从时间和空间上考察陈寅恪在哈佛留学期间的生活,以及他与同学和师友的交游。将其放在当时哈佛的学术制度中考察,又可以揭示有关其留学生活的地理和文化状况,有助于我们了解他早年学术发展的日常生活背景。在寅恪先生的留学时代,哈佛聚集了相当多学习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中国留学生,如俞大维、吴宓、汤用彤、韦卓民等。这些学生与哈佛教授和其他同学之间相互促进、教学相长,从他们的日常生活交往可以看出民国初期中国学术复兴所受到的域外影响。     

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

李源澄先生著述甚丰,"所涉范围之广,所论亦颇精湛".先生之论今古也,承廖季平先生及蒙文通先生之说而又更进,且明确提出以"经"与"经说"分别为说之论.先生以经学即是经义之学,"经学为中国文化之源泉",为中国文化之总汇.是先生以经学即内圣外王之学,惟于历史中求经学,始能见经学之意义.先生亦提出"经学将来之正路"在于出入西大学术,吸取、改造西方优秀文化,排斥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反而求之六经",弘扬民族文化中之优良传统,消除民族文化中之消极因素,从而兴起新儒学.     

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孤独地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     

最具诗人气质的现代学人——论吴宓先生的旧体诗

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学者之中,吴宓先生无疑是其中最具诗人气质的。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诗人气质是伴随着中国民族现代性情感的启蒙和发育而生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由于这种现代性情感主要是以个体意识之觉醒和现代爱情婚姻观念之确立为代表的。而从这两方面看,其代表人物无疑就是酷爱写诗同时又一生坎坷的吴宓先生。如果说学人之诗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与其所学之专业密切相关,那么对于20世纪学人之诗影响巨大的无疑是现代西方学术。而对于精通多种外语、一生主要从事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文学史、新人文主义、中西比较诗学讲授与研究的吴宓先生,当然尤其如此。尽管吴宓先生以文化保守主义者自居,但由于这种选择是建立在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之现代学术基础上,因而他的学术旨趣则可谓是更加西方化和具有现代性的。而这种充满现代性内涵的个体生命,其归宿可以说至今仍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     

文史大家徐嘉瑞

徐嘉瑞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史学者、教授、诗人,他的学术成就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以口述者的亲历亲闻,追忆徐嘉瑞先生的学术人生,展现其学术贡献与学术精神。     

吴宓诗论浅窥

吴宓(字雨僧,1895——1978)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颇有影响的知名学者。他不仅是诗人、教授、中西文学专家,而且是文学理论家、教育家和真诚的爱国主义者。他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早在二十年代就创办了《学衡》杂志,主编过《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先生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积极吸取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以促进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正如《学衡》宗旨所言:“论究学术,阐述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     

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邓正来先生的终身关怀及其思想与实践

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堪称邓正来先生的“终身关怀”.他关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自主性”的思想,同时强调国内向度的学术规范化和国际向度自主于“西方文化霸权”,并遵循这一思想推进自己关于“中国社会秩序之正当性和可欲性”的学术研究,及作为学术组织者对学术刊物、学术平台、学术机构、学术丛书和学术活动的组织和策划.现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现的基于“科学化”的学术国际化趋向及“智库化”趋向,彰显了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回应这些问题既要超越邓正来的相关思想,亦是对其历史贡献的学术承认.     

饶宗颐的民间信仰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关注到饶宗颐先生及其学术著作的重要,并从不同的学术领域从事专门性的研究,如词学、敦煌学、古文字学、藏学、琴学等,为饶学的发展和研究开启了新的门径.涉及饶宗颐先生宗教学的民间信仰之评述,则仍未见.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古代神明和原始道教的探索研究方面,是具有突出贡献的一位学者.其研究古代神明、信仰、思想等论述文字,越发体现出饶宗颐先生学识之渊博、征引之繁富、论述之详明,于古代性别信仰、地域文化、思想,养生与巫文化等,都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学术意义、价值与贡献.     

《红楼梦》精神的“守夜”者——周汝昌先生学术述评

周汝昌先生是脂砚斋之后200余年红学史上唯一一位将一生精力与才华都献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学术大家.先生不仅在《红楼梦》作者家世考证、版本真伪考辨、文本内蕴阐发乃至红学学科体系建设以及红楼文化传播等方面,作出全方位开拓性巨大贡献,诗词、书法、戏曲、音律等中国传统学人所应熟悉的几乎任何一个领域,亦均可独标一世.先生坚守中华本土文化之学术立场,融会考据、义理、辞章于一炉之治学方法,历尽磨难而痴心不改之为学态度,更是值得后人珍视的学术遗产.     

陈寅恪与20世纪汉学

从年谱、日记和书信等材料,可以了解20世纪上半叶陈寅恪与西方汉学界的交往情况,他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与把握情况以及他与一些西方汉学家之间的相互评价。整体而言,陈寅恪对西方汉学界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西方汉学界对他的了解程度。毫无疑问,陈寅恪在长期留学西方的过程中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尽管受到西方汉学界的影响,陈寅恪在建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过程中却不拘泥于西方汉学思想的束缚,既以西方近现代学术为衡量标准,又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之特殊性对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深远影响,其视野最终超越了单纯的学术研究,上升到重建现代中国文化体系以求再现中国文化辉煌的高度。     

华夏人文学术之现代重建———陈寅恪先生人生志业考论简

陈寅恪先生之于华夏人文学术现代重建,经历了“本国学术”独立意识之形成、“广义宋学”之建构与“新宋学之建立”三个阶段之演变过程。这一学术历程,与陈先生治学方向变化之轨迹大体一致,亦与陈寅恪先生之文化理想密切相关。陈寅恪先生关于华夏人文重建之思路与业绩,不仅是陈先生人生志业之集中体现,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宝贵精神遗产,亦是“留赠来者”的关于华夏文化复兴的学术蓝图。     

梁漱溟东西文化观论析

去年仙逝的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毕生致力社会改造运动和东西文化研究,无论在社会活动中还是在学术领域内他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遗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中国文化要义》(1949年),《人心与人生》(1984年)是代表他一生心路发展的三个里程碑.这三本书以它独特的立论,细密的分析,入情入理的思考赢得了不少学人的喜欢,在海内外享有盛名.本文想对梁先生的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关于中西印三系文化比较研究的三个基本观点作一论析,以奠先生英灵.     

姚奠中学者书法之大境界

姚奠中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唯一健在的弟子,曾得到章太炎先生的指点,悟得笔法,书艺大进.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云中,姚先生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形成了刚健清新的书法风格,并与自己的人格襟抱和满腹经纶相激荡,成就了一种厚重儒雅的学者书法文人书风.姚先生是学术与书法相结合的书法家,他强调文化对书法本体的优先性,其作品体现出一种大境界.他的书法是“守正创新”的书法,其书法美学呈现出“正大气象”.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学者书法意味,很好地表达了他深厚的文化内涵,笔墨线条中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姚奠中先生的学术和书法成就荣获书法界最高荣誉奖——兰亭终身成就奖.     

文坛名探 发幽揭谜——谈苏雪林的古典文学研究

苏雪林先生集学者、教授、作家于一身,在诸多方面都卓有成就,对古典文学研究更是钟爱有加,成果颇丰.其治学喜探新路线,常发人之所未尝发,得人之所不能得,有"文坛名探"之誉.其古典文学研究注重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相结合、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相结合、学术感悟与考证相结合、经史子集互证互通,这些都给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以借鉴和启示.     

吴景超先生的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

吴景超先生属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之一。其学术生涯可分为四个阶段,每阶段各有成就、特点及其成因。最后阶段虽成就最少,但先生之坚持最感启后人。吴景超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宽广,视野现代,视角科学,成果卓著,社会关怀突出,诸多结论具有前瞻性,在中国社会学学术史上留下了里程碑意义的建树。吴景超先生的学术风格,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他的学术境界和学术功力。     

梁漱溟的文化比较模式析论

梁漱溟先生是我国文化哲学和比较文化研究园地的开拓者。人们可以对他的有关论著提出种种批评,但人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筚路蓝缕之功。八十年代重开文化大讨论以来,时贤追溯、反思东西文化问题论战的历史,时常论及梁先生关于文化比较的若干结论,而鲜有进一步发掘、评估梁先生文化比较研究之方法论者。笔者的兴趣,在于通过研读梁先生早年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中年成熟作(《中国文化要义》,1949)和晚年定论(《人心与人生》,1984),摸清其文化比较模式,剖判它的得失,作为当今之文化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借鉴。     

陈寅恪——孤独的中国文化“托命之人”

作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之人”,陈寅恪先生的文化态度与思想精神是一种学术态度和思想精神。在那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大转型的时代里,他选择远离政治权力风暴的中心,孤独地徜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文化长河中,在已凝固的字里行间,窥测贯注于其间的生命律动。先生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体现着一种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沉重的文化承载;先生的学术经历与人生磨难,曲折地呈现给学人的是一望无际、郁郁葱葱的精神森林。     

礼学与宗教学研究的融通——邹昌林新著《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的学术新视野

邹昌林先生新著《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以《周礼》为主要研究对象。他择取宗教学研究与礼学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新视野,从文化源头上对中国古代国家宗教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他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探讨我国古代国家宗教的起源、发展及其与之相关的诸多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孟子与韩愈的论辩艺术浅析

孟子与韩愈是在儒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贡献的历史人物,孟子素有“亚圣”之称,他对孔子的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使儒学得以广泛传播.韩愈则是新儒学的中兴者.张清华先生在1993年4月20日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给韩愈以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韩愈是复兴孔孟儒学传统的倡导者和奠基者,相当大程度上规范了唐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作为一代巨儒,孟子与韩愈不仅“道统”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传授手段即论辩艺术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孟子处在战国中期这个“争于气力”的大变革的时代,他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极度不满,力图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来改造社会,他终身为此而奔波,他曾雄心勃勃地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为描绘自己理想的社会图景,他周游列国,不辞口舌之劳,以“善辨”名闻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