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鱼鳞图册看徽商故里的土地占有——以歙县《顺治十年丈量鱼鳞清册》为中心

清初徽州府歙县鱼鳞册所见,各阶层土地占有量低,宅基地在册登记,地权呈零细化。明清歙县长龄村郑氏家族为著名徽州盐商,在故里占有屋地。册载土名反映,富商与自耕农、佃仆的居住条件不同。明代徽州地权渐趋分散,至清代占有土地多者不过数百亩。自然环境和赋役政策使得经营土地无利可图,徽商在故里占地以非生产用地为主。明清宅基地纳入田赋,徽州非生产用地约为在册登记土地总面积的10％。歙县清初土地清丈考虑到徽商在外,注意维护其在故里的土地权益。     

让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辉

徽州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它以徽州地缘为纽带,以程朱理学为核心,以徽商经济为基础,崛起于两宋,鼎盛于明清,影响遍及全国。其内容涉及徽州土地制度、徽商贸易、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州篆刻、     

徽商兴衰的现代启示

徽商是旧徽州府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六县商人集团的总称。真正意义上的徽商始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于明代中叶,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盛于嘉靖,至清代乾隆年间达到鼎峰,嘉庆、道光以后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作为一支在中国商界称雄三百多年的劲旅。徽商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     

明清徽州宗族匡正不良风气的举措——以族规家法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由于徽商的成功,加之当地地痞无赖的引诱,一些不良的社会风尚逐渐盛行。徽州是典型的宗族社会,民间赌博活动猖獗、争讼之俗愈演愈烈、资产雄厚的徽商及其子弟生活奢靡等社会问题都不利于徽州社会宗族内部的稳定,因此,为了维持族内秩序的长久稳定和发展,明清时期徽州宗族积极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来匡正治理宗族内部的不良风气,遏制社会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和发展。     

吴逸滨的《黄山纪游诗草》

古徽州人杰地灵,在这遍文化底蕴极其深厚的土地上,黄山以神奇而美丽的神韵,孕育了一大批诗书画名流和名不见传的诗人,歙县昌溪贾而好儒的徽商吴逸滨就是其一。     

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探析——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和真应庙为中心

徽州方氏会宗统谱的修纂和真应庙的修建历史,生动地说明徽州祠堂的广泛修建是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徽州宗谱的普遍纂修是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是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最突出的两个特色,对徽州地域社会有本质性的影响。     

弥足珍贵的北京歙县会馆老相片

挚友吴先生是古徽州（现黄山市）歙县昌溪一位大徽商的后裔。虽经“文革”十年浩劫,仍保留了其祖、父辈的部分遗物。尤其是一些清末民初的老相片,令我惊叹。而其中一张其祖父在“北京歙县会馆”天井院内和徽商们集体合影的老相片,更显弥足珍贵。（见图）     

18世纪一个贡生眼中的徽州社会——关于《澂潭山房古文存稿》的史料价值

本文对清人文集《澂潭山房古文存稿》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分析了该书反映的徽州社会生活、徽商在各地的活动,并结合各类文献,就乾嘉时代“写真”的流行与徽州容像的关系,做了初步的勾勒。尤其指出,从特立独行的程古雪所揭示的历史画面来看,清代徽州妇女的生活,远非我们以往想象得那么闭塞;在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宗族内部,宗祠的运作也有所不同;清代淮扬一带的写真技法传入皖南山区,并在徽州传统的族谱画像和祖容画像之绘制中得以相当程度的运用。     

18世纪一个贡生眼中的徽州社会——关于《徵潭山房古文存稿》的史料价值

本文对清人文集<徵潭山房古文存稿>做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分析了该书反映的徽州社会生活、徽商在各地的活动,并结合各类文献,就乾嘉时代"写真"的流行与徽州容像的关系,做了初步的勾勒.尤其指出,从特立独行的程古雪所揭示的历史画面来看,清代徽州妇女的生活,远非我们以往想象得那么闭塞;在不同的地区以及不同的宗族内部,宗祠的运作也有所不同;清代淮扬一带的写真技法传入皖南山区,并在徽州传统的族谱画像和祖容画像之绘制中得以相当程度的运用.     

宗族组织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运作逻辑——以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宗族组织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大致经历了国家政权的压抑、默许的半合法性到许可的合法性的过程.清代的族权呈现出政权化倾向,徽州宗族组织合法地成为乡村社会控制的主体.微州宗族通过族权的政权化、集体记忆与文化权力的运作逻辑,维护了徽州乡村社会的合作与秩序.这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既可以独立穿透徽州宗族社会,又相互在内容上有所交叉和重叠,实质上都聚合于清代徽州不断扩大和泛化的宗族权力.     

程兵书画作品

程兵,男,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1962年12月出生;1981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曾任歙县人民医院副院长、中共歙县县直机关工委副书记、中共歙县县委组织部办公室主任、中共歙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歙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共歙县县委办公室主任等;现任歙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自幼爱好文学创作,撰写文学作品一百余万字,出版散文集《滴水集》、《人杰地灵处》、《画坛新安风》、《名人与歙县》、《歙县,徽商之源》、《梦里徽州》等,     

《唐土门簿》与《海洋来往活套》──佚存日本的苏州徽商资料及相关问题研究

明清时代徽商在海外的活动,国内以往的研究集中在明代中叶（特别是“海禁”和“倭寇”的问题上）。本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曾认为：明清时代徽商的海外贸易活动以王直的活动为其顶点,明末以后走向衰落,到清朝则主要倾其全力经营国内商业①。1984年,松浦章先生发表《清代徽州商人与海上贸易》一文,利用海事资料（主要是汪姓铜商的史料）,首次揭示了清代徽商利用沿海来扩大其商业范围,并以巨额资本进行海外贸易的事实。这是专门研究清代中日贸易中徽州史迹的主要论文②。此外,管见所及,零星涉及于此的学者还有山胁梯二郎…     

清代徽州家谱编修特色探究——以《绩溪城西周氏宗谱》为中心

徽州家谱作为记载徽州宗族主要历史的著作,有着自己的一套编纂理论与方法。通过探索编修者在家谱编纂过程中对编修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看出清代徽州家谱在体例继承与创新、编修材料考证与甄选、体裁多样的文献辑录、家谱功能宣扬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绩溪城西周氏宗谱》的编修秉承了前代的编修理论与方法,并有所发展。深入探究清代徽州家谱的编修特色与具体内容,对研究清代徽州基层乡土社会的变迁与转型有重要意义。     

从徽州明清建筑看徽商利润的转移

明清时期,徽州商人在家乡不惜耗费大量的财富,精心构筑用于个人、宗族以及地方性消费的建筑物。《歙县志》说:“商人致富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就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写照。徽州商人把大量的商业利润投入建筑,不是少数人的偶然行为。从起迄时间上看,     

从徽州楹联文化看徽商精神

徽州楹联作为楹联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徽州文化的物质载体.徽商用它来指导经商,形成了独特的徽商精神.徽州楹联文化中蕴藏着徽商独具特色的"徽骆驼"精神、诚信经营的原则、"贾而好儒"的文化追求以及坚守伦理的家族观念.通过徽州楹联文化看徽商精神,可以发扬徽商文化,挖掘徽商精神内涵,准确解读徽商精神的现实意义.     

“扬州八怪中”两位徽州画家

“千古风流之地”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清康熙、乾隆年间经济文化鼎盛时期。扬州经济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徽商。一部描写扬州乾隆时代实况的《扬州画舫录》，其中记载的徽商和徽籍文化人占着很大的比例。在我国画史上有着较大影响的“扬州八怪”就有其中两位徽州人，一个是休宁的汪士慎，一个是歙县的罗聘。     

徽州宗族习惯法论略

在许多学者的努力下．新安理学逐渐成熟,徽州成为一个充满宗法意识,克守宗法条规的典型区域。祠堂宗族势力实际控制、瓜分着众多偏僻的村落板块．甚至取代官方维系着地方秩序的稳定。以族条祠规祖训为主体的徽州宗族习惯法。则成为徽州乡村各种政治力量调和的产物。它在徽州市民社会构建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纸业大王”詹沛霖小传

（一） 位于徽州山区的婺源县以茶叶、木料、木炭为出产大宗,制墨属本地传统手工业,自产自销,成本低廉,价格优惠。清代墨以徽墨最为著名,婺源制墨业发达,历代制墨高手辈出,明代有詹云鹏、詹廷选、詹觉甫等,清代则有詹方寰、詹横襄、詹子云、詹大有等七八十家,使得婺源与歙县、休宁并称为徽州三大墨业中心,足见婺源在清代制墨业中的重要地位。     

简评《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

时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唐力行先生于1999年推出了一部徽学研究力作———《明清以来徽州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全书共三十万字,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辑录了唐先生三十多年以来在徽学领域的丰硕研究成果,在该书中,唐先生深刻剖析了徽州宗族的强盛,徽商的历久不衰,商人对徽州文化的杂糅整合,徽州这个传统社会的时代变迁,以及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的徽州人物。该书是对整个徽州区域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一次十分全面而又系统的概括和总结。     

浅论在徽商影响下的徽文化发展

徽州文化是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应运而生的，而徽商的鼎盛繁荣又推动它走向兴盛，并且在其经商和建筑民居中充分体现了徽商的精神文化追求。本文主要从徽商和徽文化的关系来简单阐述徽商对徽州特定区域文化形成所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