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法20年来民主化发展与未来趋势

我国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民主转型和行政法的民主化发展的认识是逐渐统一和深化的。随着行政契约、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公开、行政参与、民主监督等一系列体现行政法民主性增强的制度的建设,行政法学者突破传统行政法观念的束缚,勇于理论创新,逐渐开展了类型化、系统化、专门化的学术研究,取得了日益显著的成绩,指导和促进了我国行政法治的发展。然而,我国行政法民主化的发展还受到传统政治文化、行政文化、法律文化以及现行体制运作所提供的发展背景和社会架构的制约,我国行政法的基础理论、基本原则,主体理论与制度、行为理论与制度、监督救济理论与制度等还需要继续向民主化发展,从而实现行政的民主化、法制化,促进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     

支配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分析——从"行政国家"的特点谈起

本来着眼于"生存照顾"的给付行政,而今已发展成为与干涉行政相并列,并仍在急速扩大的行政法领域.给付行政和社会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以及行政国家的理念是紧密相联的,因此,研究支配给付行政的法原理应将"行政国家"的基本原理与给付行政的现实制度相结合,使理论与实践互动互促.参照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行政国家的原理和特点,文章将从几个方面对支配给付行政的法原理予以较为系统的论述.     

行政应急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已经提交全国人大审议.其中,加强和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行政应急程序在保障公民权利,控制行政应急权力和弥补现行立法空白方面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行政应急程序与普通行政程序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与此相适应,本文提出行政应急程序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和相应的制度设计.     

浅析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在行政法领域里，由于行政执法情况的具体性、复杂性、多变性，要求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应体现灵活性和可执行性，这样才能适应行政管理活动的需要，从而才有利于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为此，行政法为行政主体设定了“自由裁量行为”，但是，行政行为毕竟涉及国家权利的行使，因此，必须加强对自由裁量行为的监督和控制。     

试论对行政计划的行政法调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计划仍然是国家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但行政计划的制定与执行,应遵循依法行政的原则,受到行政法的规范与行政法原理的约束,而不能游离于法治之外。要协调好行政计划与法治主义之间的关系,必须加强对行政计划的行政法调控,重点应明确行政计划的法律依据,完善行政计划的程序,强化对行政计划的法律救济,以实现行政计划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目标。     

论国际行政法的产生——以全球治理为视角

全球治理推动新公共管理及与之相应的行政法律制度国际化,因此国际行政法的出现成为必然。国际行政法在实体法上体现为各国行政法律制度不断趋同与各国接受国际行政法律制度在国内直接适用,在程序上表现为以转致的方式适用外国行政法。针对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我国应当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可能会使我国行政法在全球化过程中失去参与制定规则的好时机。应对国际行政法潮流的制度基础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但实践应用尚处于"冬眠期",需要我们以更加积极态度来应对。     

论应急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

效率与正义是应急行政行为在实施过程中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虽然应对突发事件的客观需要决定了个体的权利保障要服从于代表公益的效率要求,但效率优先是相对的,权利保障是必须的.基于权利保障的要求和法治的追求,必须对应急行政行为进行规制.规制的法律途径主要有三种:规则控制、程序控制、诉讼控制.为实现三种控制方式综合作用的最佳效果,应进一步加强我国应急法制体系建设,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明确应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     

行政行为服务理念刍议

行政行为的追求目标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体现,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入WTO的需要,公法与私法的融合,行政法上"平衡论"的推波助澜,公共行政改革的进行,行政行为的价值追求逐渐转向了服务大众这一总体目标。文章分析了行政行为服务理念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在我国现实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试图为政府行为指明努力的方向。     

关照时代命题的行政法学

2021年,行政法学界围绕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法典化、应急法治、行政复议、行政处罚、数字法治政府、个人信息保护、部门行政法等领域产生了一批优秀成果,既促进了理论创新,也为法治政府建设贡献了学术智慧。行政法学研究呈现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控权理念和保障权益、坚持立足国情与域外借鉴相结合、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等四方面的特征。未来行政法学界应当持续推动中国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设,加强和优化行政法基础理论、行政法法典化、行政组织法和涉外行政法、数字法治政府等相关行政法问题研究。     

中国行政法学总论的体系化及其改革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行政法学着重探求行政管理的法制化,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后,逐步建构起以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为主线的行政法学总论体系,晚近则发展出以行政法的解释和适用为主要取向、以实定法律秩序为出发点、以法律方法为核心要素的行政法释义学。今后,应以宪法为依归,探求行政任务取向下的行政法学总论体系改革。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中,应着力探讨效能原则;应超越行政主体范式,建构行政组织法研究中的"任务-组织"范式;应推进行政任务导向下的行政行为形式改革,关注非型式化行为,关注如何选择与实现行政任务相匹配的行政行为形式;应推进行政任务导向下的行政程序法改革,以及行政程序的简化。未来可通过深化行政法分论研究,推进行政法总论与分论的相互学习,提升中国行政法学总论的体系化水平。     

公司的法律调整——从民法到商法

本文通过公司这一市场化大生产载体的统摄，以公司引发的法律关系为主线，阐释了民法对公司取得民事流转主体地位的调整，只关注了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却忽视了公司内部关系制度构建。而针对公司发展、民法调整不足应运而生的商法，依托对公司本质的认识，形成了较完整的有关公司的法律规制。     

法律规避与法律选择

传统国际私法理论认为,法律规避是欺诈行为。本文认为法律规避是择法行为 ,不仅国家可以作为法律选择的主体 ,个人也可以成为法律选择的主体     

现代商法的公法化与我国民法、商法和经济法调整模式选择

以现代商法的公法化为切入点 ,探讨了商法公法化与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民法与商法的调整模式 ,指出商法公法化使得商法具有了经济法的某些特征 ,但二者之间的根本界限十分清晰 ;商法公法化进一步拓展了普通私法 (民法 )的调整范围 ,但仍未超越私法的领域 ,商法与民法之间仍然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     

论国际私法中的法律规避

法律规避是国际私法关系中当事人为使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得以适用而故意通过合法手段改变连结点中事实因素的行为。国际私法上的法律规避行为是应当具有法律效力的。出现法律规避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规范自身的不严谨及各国立法权、司法权的不当扩张。在性质上,法律规避并非一个独立的问题,而是公共秩序问题的一个部分。     

另一类法制:紧急状态法制

完整意义上的法制应该是常态法制与非常法制的结合。紧急状态法制是消除紧急状态的需要,更是克服法治危机的必需。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以权力(利)关系为核心范畴,构建起一个以宪法规范为最高层级的开放的法制体系。这一非常法制追求着不同层次的价值,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紧急状态法制的基本原则。     

网络法和传媒法

通过回顾互联网功能的发展历程,简要说明网络法的基本内容,进而阐述网络法和传媒法的联系和区分,在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传播融合的条件下,传媒法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评民商合一

民法和商法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两个基本法律部门 ,在立法上一直存在民商分立和民商合一的争论。我国历史上缺少商品经济的深厚传统 ,建国后又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因此造成民商合一论在学术界占据了主导地位。文章讨论了民商合一论形成的历史根源 ,从商的本质是资本的营利活动出发 ,论证了民商合一立论的不科学性 ;并从商事活动的营利特性要求商法有与民法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调整原理出发 ,得出结论 ,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有其独立存在的根据 ,在立法上针对民法和商法之间的关系 ,应采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     

论依法行政中的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

法律优先原则和法律保留原则是依法行政的内容,也是确定行政立法权限的原则。法律优先要求高位阶的法律规范的效力优越于低位阶的法律规范,低位阶的法律规范不得与高位阶的法律规范相抵触,同时还要求公民基本权利对行政的直接效力和违反法律优先原则的审查。法律保留原则中的“法律”不包括行政立法,相对法律保留中的“法律”是授权法。法律保留原则的范围已经从干预行政扩大到给付行政、内部行政等领域,重要性理论是判断法律保留范围的主要根据。我国法律保留原则已经得以确立,但是还有需要加强之处,法律保留原则的实现也同样需要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机制的保障。     

慈善法的公法化嬗变——于《慈善法》制定前

晚近以来,慈善组织之定位脱离既有之社团路径,成为国家行政职能制之延伸.故而,慈善组织之专业性有所加强,而其私法特性却受到限制.与之相对应,监管机构和慈善立法亦皆出现了诸多之前未有之新特性,包含慈善团体、监管部门以及慈善立法等三个方面.其中,在组织治理上,市民社会之基本原则受到限制,组织法人面纱亦受到刺穿,组织专业化趋势明显;在监管机构方面,监管机构人员配置日渐专家化,监管机构内部分工专业化;在慈善立法方面,慈善法之专业类型细分化,行政化味道日渐浓厚.这些新特性共同佐证了慈善法之公法化转向.此种转向在两大法系同时出现,并有汇流之趋势.     

中国法治秩序对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双重依赖

中国法治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势必影响法治建设的进程。法治秩序是多元的,在依赖国家及国家法的同时,应充分重视社会及民间规则对于法治秩序建构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