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德格尔的诗性语言观

语言思想是海德格尔后期存在论思想的重要方面。海德格尔承继了前期对传统语言思想中将语言视为言说工具的观点的批判。但同时,与前期相比,海氏后期的语言思想不再以＂此在＂为中心,从此在的生存论层面展开探讨;而把关注的重点投向了存在,认为语言之本质具有命名存在者、使存在者入于其自身所是的本真力量。本质性的语言即是诗。在诗与言的关系上,两者彼此规定,各自成其本质。海德格尔的这种诗性语言观,使得语言回到其本有的基础上,真正成为人类存在之＂家＂,从而对我们当下回归到诗意的生存具有重要的启示。     

"诗"字本义为祭歌考

关于"诗"字的本义,古今不外两种解释,一是"志也"说,一是主祭者之"言"说,但这两种解释均有偏失。据"诗"字古文""为会意字及"ㄓ"指祭祀,可知""字的本义即ㄓ之祭祀中的"言"。上古祭祀一般为歌舞或乐歌祭祀,那么,ㄓ之祭祀中的"言"即歌,""("诗")之本义即祭歌。"诗"与""、""二字,在字义和造字上可以相互发明。"诗"字本义为祭歌,可证于"诗"在《周礼.春官.龠章》中的使用,还可证于《诗》。     

论刘勰的诗本体论中的诗起源论

刘勰将孔颖达的"必不空弦"改为了"理不空弦"。这一改动在现代诗学视野中显得格外有价值。即刘勰明确地继承了前人的诗乐同源的观点,确立了诗的最重要的形式特质音乐性,但也意识到音乐先于诗歌语言及诗乐有别,这与现代诗歌理论研究及人类学研究得出的诗具有音乐性和音乐先于语言在人类历史中出现的结论都不谋而合,也为汉语诗歌由早期的重音乐的歌诗向诗的音乐性在后来被渐渐淡化,最后出现诗与歌的两种文体的分离提供了理论依据。     

诗语言情境的新现象学意蕴

新现象学家赫尔曼·施密茨提出了情境理论,并将其运用到诗语言范畴中,阐释了诗语言情境的内涵。诗语言通过象征、隐喻和韵律等表现手法更加贴切地阐释情境。诗语言展示人类情感的脆弱和质朴,引发了施密茨对诗语言的人学思考。诗语言就是在人存在的原初的当下和展开的当下之间所进行的一种居间游戏。诗语言更贴近"生活本身",诗语言呈现了情境的原初性、整体性和意蕴性,为尝试解决语言的困境开辟了道路。     

“诗言志”的内传理解——廖平的《诗纬》新解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立法学,孔子《诗》学同样是立法学。当古老中国面临西方"异制"冲击之时,清末民初大儒廖平致力重拾儒家内学"旧法",尤其注重《诗纬》。晚清大儒应对西方"异制"挑战时的首选古学资源为儒家公羊学,但与康有为借助公羊学"托古改制"接应西方民主不同,廖平坚持公羊学的王政论本色。廖平认为,公羊学所倡导的"素王说""三统说""中外说""文质说",无不源于孔子《诗》学。要理解这一本源,必须依循《诗纬》的指引,因为,《诗经》师说,"精微义例,全在纬候"。针对以《诗》为古事、以序说《诗》的旧说,廖平"于四始、五际、六情之义,以及篇什配用之理"推阐儒家内学的诗学要义,提出"《诗》者志也"为"空言俟后",为当今思考中国新政与全球化处境的关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秘学思路。     

再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历时性与共时性双重视域下的《诗》本生成

"诗"在先秦历经"寺人之言""持人性情""抒情言志"等内涵变迁,司马迁所言"古者诗三千余篇"与孔子所言"诗三百"在内涵与外延上有一定差异。在《诗》的历时性流传与结集过程中,分离于乐官系统之外的国子教育已将其经典化为不同于歌、谣、谚且具有儆诫内涵的"德义之府"。周王官及大师对贵族诗作及采献之诗加以修正,包括韵律审定、语言雅化、内容改造等,形成了统一文本及各诸侯国之间赋诗应答的文化基础。孔子之前,不仅学在官府,典籍亦为史官专有,孔子不具"删诗"之客观条件,孔子对周文化极为推崇,也不具对《周颂》十去其九的主观意图。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非孔子"删诗"之证,孔子仅校勘整理了通行《诗》本并据此授徒讲学,因此孔子"选诗"这一表达更为恰当。"孔子删诗"说的形成缘于汉儒对孔子文化地位的认同心理与自身传承经典文化的使命感。     

近现代诗歌变革中“非诗化”与“诗化”的矛盾

受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动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观念越来越注重表情达意等及物性、实用性功能。为了抒写时代变动所产生的新情感、新经验、新内容,诗歌中出现了不符合中国古典诗歌诗体规范、审美规范的新语句、新意境、新文体等"非诗化"因素,产生了突破、反叛古典诗歌传统的趋势。然而在"非诗化"的同时,诗歌革新者们还要考虑其创作是否是"诗"的问题,因此不断地提出各种诗歌审美标准,对其创作进行"诗化"规约。晚清的"新学诗""新派诗""歌谣体诗"中"新学""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的矛盾,"五四"时期的"以文为诗""以白话为诗""诗体大解放"所受到的指责,以及1920年代新诗人对"白话诗"艺术缺失的"检讨",努力重新为新诗"立几条规则"等现象,无不是这一矛盾的体现。     

诗歌:扬起语言的锐利弯刀

语言是诗歌的艺术符号。它首先通过语词的"裂变"带来一个诗意的审美空间,再指引读者在感受语言之美的同时,体会到更多层面更蕴藉丰富的超语言之美。然而,语言始终是走进诗歌的唯一途径。本文以诗歌语言为基点,从诗写作和诗阅读两个方面,展开对诗歌语言的探讨。     

诗何以兴——再论《诗经》的文化作用

孔子论诗,以"兴观群怨"之说最具影响。《诗》何以兴?联系"兴"的原始意义,明显具有原始文化和原始宗教的话语表达特质;分析儒家思想的产生与其社会作用,具有祝宗卜史的知识体系和功能;早期的"兴语"和"兴诗"是原始宗教中祭祀礼仪的元素,《诗经》中的"兴"与《周礼》中的"兴语""兴诗"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结合三者,孔子所谓的"兴"是"祭礼"的重要内容,早期诗歌是国子掌握祭祀仪式的基本教典,而祭祀礼仪则是通过具有"兴"这一特质的语言来完成的。"诗可以兴"实际上指通过《诗经》的学习可以掌握"兴祭"所需要的特殊语言和形式,是当时儒家对弟子继承周礼的一个基本要求。它与联想、想象应该没有关系,而最终关系建立或者是后学的附会。     

中晚唐五代“苦吟”与诗格的谶纬诗学意蕴

中晚唐五代苦吟派的诗歌崇拜和耽溺不仅基于诗教传统,还带有浓厚的谶纬诗学意蕴。一方面,汲取谶纬诗学的政治伦理意蕴建构起经天纬地的神学"诗道"观。诗是造化之精,诗人则是璀璨的"文星",也是国运盛衰的象征,"诗谶"遂流行。另一方面,苦吟派还彰显了谶纬诗学的"自持其心"之义,以诗为立心之道,诗格因之以盛。就方法而言,则是在"比兴"传统之中融入谶纬诗学杂糅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以天象、四时比附人事的解经方式。同时兼法《类书》的类目和体例,建构起一个封闭自足、包罗万象且有着特定对应关系的符号象征系统,诗之"秘旨"得以呈现,其弊则失之穿凿。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此在、声音与废话的诗学:当代“口语诗”的语言哲学

“口语诗”是从第三代诗中萌蘖而出的一个新诗亚种，具有反对过度修辞、突出口说价值、崇尚“事实的诗意”等特征，其对“说话”“声音”和“废话”的强调尤为引人注目。这些因素的存在不仅具有深远的诗学传统，而且具有深刻的哲学根基。在语言哲学视域里，“说”是此在之显现，是人的在场，也是诗的本真状态；“声音”在西方语言传统中是本体的代名词，在中国气本诗文传统中则是“诗之源”;而“废话主义”的去价值、去功利、去语义等，也是现代语言哲学的诗学转化。口语诗的存在是功能性的，具有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作用，它在否定现代诗歌书写霸权等异化形式的同时，也在进行一场返回在场、返回声音、返回身体、返回原初的“感性革命”,具有积极的诗学意义。     

吴奔星与1930-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

吴奔星等创办于北平的《小雅》杂志是1930—1940年代现代主义诗潮中一份颇有影响的诗刊。吴奔星的诗作既有"纯诗"的艺术探索意识,又努力将倾心人生的悲悯之爱、关注现实为人民大众请命的襟怀、现代人被"异化"现象的思索与自我情感世界诗性的开掘结合起来,化为一种个人与时代、现实与想象、存在与玄学结合起来的歌唱。努力沟通新诗的朦胧传达与接受理解之间的关系,是他新诗理论批评一个珍贵思考的侧面。     

口语诗的情色书写批判

情色书写介于色情与情爱书写之间,伟大的情色书写,往往能在灵、肉之关系上达成微妙的平衡,处理不当,则很容易忽视"情"而滑向"色",落入铺陈肉体欲望与行为的色情陷阱;口语诗中以下半身写作为代表的凸显肉体感、在场感的理论主张,虽然对趋于僵硬、虚伪的体制化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他们的作品却没能担当这种叛逆美学的重任;他们凭借回到动物性肉体体验以获得艺术审美体验的希望,恰如南辕北辙无法实现。同样,通过表现生殖器快感去返回诗歌的本质,最终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口语诗中的情色之作仅仅处于"物之诗"、"欲之诗"的阶段,必须经过情与美的洗涤与转换,才有可能上升为存在之诗、真理之诗,进而才配称为"人之诗"。     

中国现代诗歌的智性建构 --论卞之琳的诗歌艺术

卞之琳通过戏剧性途径、意象凝聚、意境营构等艺术法则,建构起中国现代新智慧诗。他的新智慧诗所达到的高度,既表明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已与世界诗歌潮流取得了同步之势,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绝大多数现代诗人仍在主情的道路上滑行时,他却在主智这一新的诗艺途径上艰难而执著地探索,其新智慧诗的建立为中国主知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卞之琳对于中国新诗的独特贡献。     

“西南诗群”艺术风格研究

"西南诗群"是指建国伊始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活跃于西南川滇康藏地区的一批年轻诗人,这一群体的主要代表有公刘、白桦、顾工、周良沛、梁上泉、杨星火、高平等。他们在创作中充分挖掘汲取了西南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资源和地域自然资源,其作品除了共有的时代特征外,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其最突出的审美风格与艺术特色,因而他们的创作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受时代与政治环境的制约,他们的诗作虽有对主流意识的反叛,但仍有不少遗憾。总结"西南诗群"艺术创作经验的优长与缺憾,对当下少数民族文学和现代诗歌创作仍不无裨益。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当代诗中的“历史对位法”问题——以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为例

当代诗关于历史可能性的想象与书写,归根结底是关于诗歌技艺与语言可能性等问题的探讨,也就是说,诗歌中的现实与历史问题,终归是语言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历史对位法"的视角下,可以得到清晰的说明。自朦胧诗以来的当代诗,其"历史对位法"表现为三种历史观念和历史向度的竞争与角力,分别是"历史救世"、"历史终结"以及"历史神学"的观念。这些观念基本上可以概括1980年代以来当代诗的审美、政治、伦理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将会把我们暴露在一个真实的处境中。这三种观念在诗歌的具体写作方面则表现为,将自我的经验和境遇政治化或是"理论化"或是"神学化",萧开愚、欧阳江河和张枣的诗歌作品,则为我们提供了这些观念的具体例证。     

都市文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诗歌反思

都市的出现是中国社会中重要的现象,它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都市和乡村并存的社会现实构成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文化语境,都市为现代诗歌提供了新的美学品格和发展的可能,对都市与诗的关系的思考是现代诗歌理论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     

论华海的生态诗

生态诗具有与其他诗歌不同的特质。生态诗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诗歌,华海是当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生态诗人。华海的生态诗批判工业文明积习、揭示人类自身的错误、反思深层的原因,具有“生态诗骨”的特征;同时又具有把生态与诗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生态诗境、生态诗味、生态诗气等“生态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