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从祀孔庙缘由

薛瑄乃有明一代醇儒,被时人誉为薛夫子。从弘治元年始,就有人上疏请其从祀孔庙。一直到隆庆五年,几近一百年的时间,不断有人上疏请瑄从祀孔庙。从弘治年间到隆庆五年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正是程朱理学式微而王学广泛传播之际。在这一时期,以薛瑄从祀孔庙,不仅是为了力挽颓风、拯救世风,而且也填补了有明二百年而无一人从祀孔庙的空白。     

王守仁从祀孔庙原因浅析

王守仁是明代大儒,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影响至今。他传奇的一生兼有立德、立功、立言的特点,被称为封建时代的完人。由于其特殊的贡献得以从祀孔庙,成为官方认定的经世大儒。学界关于王守仁从祀的过程研究较多,但对于其能够得以从祀的原因还少有详细梳理。可从王守仁个人理想、主要成就、外部保障及学说的时代性等四方面来论述厘清这一问题,这对于研究王守仁的历史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陈献章从祀文庙考——明代文庙从祀标准上的犹豫与抉择

文庙从祀历来为官方承认的儒学正统所在,明中期关于儒者从祀在条件、标准和人物选择上都出现了一系列转变的倾向。陈献章以一代儒宗崛起于岭南,影响深远,成为时人讨论的热门对象。但他的从祀之路却并不平坦,其主要原因在于:在坚持儒释之辩的反对者看来,白沙学问宗旨摆脱不了近禅的嫌疑;而尊朱学者对于白沙则因其与阳明心学的亲缘关系而有所顾忌,白沙身后两次从祀之请因之被格。明中叶心学大盛之后,诸君子必欲为文成争地位,不得不以文庙为战场,然施行有渐,反以白沙为先导,白沙从祀文庙之议始终盛而不衰。白沙从祀之所以历时长久,不但因从祀所关甚大,更在于涉及理学正统、儒释之辩、白沙个人生平以及朝堂之上的权力斗争等。经过历代士人长期持守,白沙之学最终得以从祀文庙。     

《大学衍义》的历代评价与真德秀从祀孔庙

真德秀是南宋末年的重要儒者，是朱熹的后学。《大学衍义》是他的重要著作之一。该书在历史上受到了来自政治和学术上的高度评价和青睐，最终真德秀也因为是书而被请入象征着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孔庙从祀。该书最终成为了意识形态统治的重要象征，引导了学术动向。     

薛姨妈新论

薛姨妈是《红楼梦》着墨不多的次要人物, 以往的评论往往忽视她特殊的身份处境而使该形象研究存在显而易见的偏差。本文认为薛姨妈是个全书并不多见的随和善良的贵族妇女, 同时又是个颇有头脑的薛府当家太太,明乎此将有助于准确把握薛姨妈形象的丰富内涵。     

论历代的诸葛亮崇祀——以官方崇祀为中心

诸葛亮的崇祀活动始自蜀汉政权时期,诸葛亮生前其功绩已被各方传扬,身后千年,崇祀地位同样被不断抬高。经魏晋南北朝的初步发展,诸葛亮崇祀在唐代得到士人和武将的极大推动。两宋之交,诸葛亮崇祀再获新生。明清时期,伴随着《三国演义》的广泛传播,诸葛亮崇祀活动进一步得以扩展。     

北京孔庙寻迹

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原名成贤街）15号的北京孔庙始建于1302年（元大德六年）,建成于1306年（元大德十年）,是皇帝祭祀孔子的场所。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又对孔庙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到了1916年才最后竣工,北京孔庙才形成了今天的规模和布局,成为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的全国第二大孔庙。     

清代徽州的祀会与祭祖

清代徽州,祀会祭祖普遍存在。祀会是族人为岁时节气及忌日祭祀共同祖先,集资运营,并享受组织权利和承担组织义务的共同体。祀会因始祖祭祀、保存香烟、门户钱粮等目的兴起,通过合同、分家、批产等形式设立。运行中,采取出借会资,以及买、卖、典、当会产等方式经营生息,从而累积资本,起到担负祭祀与应付族内公共事务的双重功能。祀会是明清国家法令放宽民间祭祖的现实体现,也是民间祭祖的一种简易有效形式,可逐渐向祠产祭祖发展。     

历代封祀屈原考

屈原死后,曾和众多的功臣和文化名人一样,受到民间较为广泛的祭祀.其庙祠从汉代开始,主要在楚地;唐代主要在湖南、湖北,宋时发展到广州,明以后延及江西、江苏、台湾等地.清代屈原的庙祠非常普遍,不仅是屈原更加深入人心,大概与反对满清有关,是人们将忠君爱国的屈原当作一面反清旗帜.官方在唐封其为昭灵侯,更多肯定的是屈原的文化价值.宋封其为忠洁侯,继又封清烈公;元封其为忠洁清烈公,明复其号"楚三闻大夫屈平氏之神",则更多的是肯定屈原忠君爱国的政治价值.     

近二十年孔庙研究成果综述

随着"国学热"和海外孔子学院的遍地开花,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研究孔子和儒学,而孔庙是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建筑和儒学精神的物质载体,因此,研究孔庙对于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学术界对孔庙的研究取得长足发展。本文通过以时间为轴分类、分主题的梳理方法,将近二十年来的孔庙研究成果予以综述,肯定所取得的成就的同时指出不足,并对未来走向提出期许。     

从天书封祀看宋真宗时期的忠节文化建设

天书封祀是宋真宗统治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宋真宗利用当时仍具影响的神道文化,为加强忠节文化建设所实行的一个举措,其目的是为了论证宋室统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将此事件放在宋初忠节文化建设的背景下,可以看出天书封祀是当时忠节文化建设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神道文化在政治上的反映。该事件中,人们对神道设教的质疑和对从道、从君问题的思考和抉择,既暴露了君主在忠节建设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也反映了臣民对何谓效忠所存在的困惑;同时也折射出随着儒学的复兴,宋代文化发展出现的新动向和新趋势,对此后的忠节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评薛论道的散曲创作

薛论道是明代中期的散曲家,其散曲集《林石逸兴》存小令一千首,题材内容广泛,不仅描绘了军旅生活,而且反映出了明代中期的历史特征。在创作中,他有意识地以自己的豪放沉郁风格,做出改变当时曲坛创作状况的努力。对其创作成就,历来重视程度不够。对其作品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进行分析概括,公正地评价他在散曲发展史上的地位,可以引起研究界对其创作特征和创作成就的进一步研究。     

“祀”与中华文明

古代称“祀”为“国之大节”。“祀”：一是感恩先祖,感恩天地山川对人类的馈赠,感恩中华文明创立中那些“有功烈于民者”;二是祈福、祝福、告诫,憧憬将来的美好生活。中华民族之“祀”,以“利民之志”为本,不断提高文明化程度,对“诚、敬”的养成与礼的形成起着较大的作用,同时也影响着文学品位的提升。     

"望祀"礼仪考论

“望”在古代是一种盛大的祭祀活动,它不仅有严格的仪式要求,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然而对其祭祀礼节,至今很少有人作出细致的考证,文章试图通过对上古文献中有关祭祀礼节的梳理,描绘出这一上古时期盛大祭祀活动的礼仪形式及其与封禅、巡狩、郊天等帝王祭祀活动的关系,并对望祀的政治意义作出简要阐释。     

从私祀到官祀:明代佛山北帝信仰的地方性与正统化考察

自古以来,佛山民间信奉的鬼神多,而供奉鬼神的庙宇就更多,众多的庙宇自然就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私祀乃至淫祀。民间私祀的存在使得基层社会与国家之间在信仰领域里的正面冲突相对较少,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广阔的缓冲地带;而当民间私祀对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秩序产生威胁或有可能颠覆正统理念时,代表国家的基层组织就会加以干预、纠正,甚至奏请禁毁。在明代"禁淫祀、毁淫祠"的政治大环境下,佛山地方官绅为了保住祠、庙合一而又供奉着北帝的祖庙,进行了一系列的借助传说并将之附会于北帝神的造神运动,最后成功地使北帝信仰由佛山地方性的淫祀、私祀上升为正统化的国家官祀。     

稷祀与民间社日研究

古代民间乡里的社日,一般认为其只祭社神而不祭稷神,其实民间社日祭祀的也是社神和稷神,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祭祀稷神的成分更多于社神。民间的社日源于先秦的“置社”,春秋战国时代,民社已经遍布天下,而兴于秦汉,盛于唐宋,衰微于元明,至今流风尚存于个别地区;但民间乡里的社日与封建国家政权的社稷是多有区别的。     

朝鲜时代书院享祀礼研究——以九大书院享祀礼为中心

朝鲜时代现存书院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所谓九大书院。通过比较九大书院的祭祀礼,考察朝鲜时代书院祭祀礼的开展过程。特别是通过分析各书院的异同点,探讨书院享祀礼的认同性的构建过程。朝鲜时代的书院将自身定位在乡校和乡祠之间,这种定位意识十分强烈。尤其是在整顿书院享祀礼的过程中,在参照乡校释奠礼的同时又特别注重繁简程度的区别。九大书院享祀礼之间的具体内容也有所不同,如果将这九所书院之外的书院也考虑在内,差异性会更大。然而正是这种“不同”的存在,意味着韩国的书院享祀礼不是由国家制定的,而是多样的学术共同体经过能动的考量和讨论来确定的;同时可以显示出朝鲜时代的书院享祀礼维持“大同”,也存在着“小异”。这不只是书院享祀礼的发展特征,也是朝鲜时代的书院文化发展的特征之一。     

巴人廪君系先民及其部分后裔“人祀”习俗考论

本文从史书、文献记载、民间传说、习俗等角度,纵向考论了巴人廪君系先民及其部分后裔“人祀”习俗的历程及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