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

元、明、清三朝是武陵民族走廊民族格局的最后形成时期,由于中原统治者实行"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政策,居住在武陵民族走廊的土、苗、瑶、侗等各民族相对固定下来.这一时期,因为军事、政治上的原因,蒙古、白、维吾尔等族也相继迁入这一地区,民族分布格局更为复杂.改土归流后,民族分布格局又一次发生变化,一是区域内苗、土、侗等民族迁徙流动,有的世居民族被强制性外迁;二是汉人大量迁入,民族格局再次发生变化.     

也谈李绍明先生与武陵民族走廊研究 ——兼与赵心宪教授商榷

李绍明先生在《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研究》一文中明确提出"武陵民族区"的民族学概念,并由此引发关于"武陵民族区"与"武陵民族走廊"的学术争鸣。经考证,李绍明先生对"武陵民族走廊"这一重要学术话语有一个逐渐接受、完善和发展的缓慢演变过程。在李绍明先生看来,推动武陵民族走廊研究就要重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多学科协同综合研究,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后备人才培养,切实为武陵山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在李绍明先生的积极倡导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武陵民族走廊的理论建构和学术实践取得了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武陵走廊散杂居民族的文化特征与研究价值述论

武陵走廊是位于我国内陆腹地的物资与文化通道,伴随着散杂居民族的迁徙、流动与定居,武陵走廊逐渐形成了散杂居民族和自治主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场景。蒙古高原南迁的蒙古族及其先民、云贵高原东迁的白族及其先民和华南北上的侗族及其先民共同构成了武陵走廊人口数量最多、分布也相对集中的散杂居群体。在民族交往交流与文化互动的恒久过程中,散杂居民族体现出文化变迁与文化固守并存、文化认同与边界意识明显、文化寻根与文化重构交融的重要文化特征。强化散杂居民族的走廊研究视角,对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走廊学"学科体系建设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文化互动的类型——兼论"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

文化互动类型理论实质上是以多变项描述和阐述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论,在文化互动频繁的当代社会,文化互动类型理论或许可以成为阐释当代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论范式.文化互动有五种类型:同层级文化互动、异层级文化互动、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文化结构互动、传统与现实互动.这五种类型在"武陵民族走廊"都有体现.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推动下,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的形式将更加复杂.     

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研究

武陵地区以土家、苗、侗为主的少数民族有非常密切的互动关系,而且呈现多元文化特色。武陵民族区从民族学、人类学角度而言是富矿区,武陵民族区与民族走廊问题的研究颇富文化意蕴。因此,必须加强武陵民族区的综合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武陵民族走廊及其主要通道

武陵民族走廊是沿武陵山脉和沅水等5条水系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民族迁徙流动的地理通道和文化通道,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历史上的武陵郡和今天的武陵地区。它是我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地带,自古就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地,今天是我国中西结合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分水岭。武陵民族走廊主要由沅水、酉水、澧水、清江、乌江等几条通道构成。     

费孝通先生与"武陵民族走廊"研究

费孝通先生考察研究"武陵民族走廊"既有感情因素的驱动,也有学术研究和现实观照的原因.费孝通先生在对武陵民族地区考察后,比较明确地提出了"武陵民族走廊"的概念,并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进行了进一步阐发.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密切联系着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在地区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卢龙—平刚"道的盛衰与汉匈关系变化有关,汉族和乌桓、鲜卑曾在"白狼水—渝水"谷道展开激烈纷争,辽西"傍海道"是中原政权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高速路"。辽西走廊是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交流的通道,民族人口、特色鲜明的民族物质文化借此南来北往,甚至在此碰撞融合,对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重庆武陵民族文化旅游走廊开发策略研究——基于SWOT分析框架

重庆武陵民族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是重庆发展武陵山区经济高地和渝东南民俗生态旅游带的重要战略之一,其开发优势与劣势并存,机遇与挑战同在。重庆武陵民族文化旅游走廊的开发应该实施多项组合开发策略,培养龙头,创建品牌,突出特色,才能又快又好地发展其民族地区旅游事业。     

李绍明先生与武陵民族走廊研究

［摘要］李绍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学、人类学家。作为武陵地区的土家子弟，改革开放以来，李绍明先生不断深入武陵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与研究，并试图从学术理论和具体研究实践两个层面来积极建构“武陵民族走廊”学说，进而推动武陵地区民族研究的深入发展与初步繁荣，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明清时期的晋商

深入分析明、清两朝晋商发展的成因及特点.特别指出,晋商的成功不只是由于其雄财善爱,经营有道,更因其伦理道德和儒商精神,晋商的精神和文化值得传承和发展.     

中国古代“三代”“四代”历史意识溯源

《尚书》在中国学术史上,最早按照虞、夏、商、周四代的顺序编纂,这种"四代"观念多见于先秦古籍,应是春秋战国时代才形成,是反向构筑起来的华夏历史系统,即由周、商、夏依次上溯而至尧、舜时代,体现了华夏历史意识。这种历史意识的内涵是:历史是在"天下一统"的情形下运行的,历史的主体是"一统"的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而不是分裂的各个小族群。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华夏历史意识也是一种"大一统"政治观,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华夏历史意识还与"华夷之辨"密切相关。《尚书》"华夷"思想以文化为根本标准,并没有绝对的血缘界限和地域区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与现代民族意识有很大不同,这是王道史观最重要的体现之一。     

两汉时期民族关系中的“质子”现象

两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确立和发展的时期,此时边疆少数民族与内地政权的交往更为密切,民族关系纷繁复杂。边疆民族与内地政权间“入侍为质”和“纳质为臣”的现象也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现,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一、“质子”从两汉时期开始普遍存在于民族交往中,并作为维系宗属关系的工具之一;二、两汉时“质子”逐渐被纳入朝贡制度的一部分;三、两汉时期的“质子”现象大多出现在汉朝国力强盛时期。“纳质为臣”现象客观上加强了边疆民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促进内地政权与边疆民族的经济,文化来往,巩固了封建王朝对边疆的统治。     

明清时期“占籍”的嬗变

"占籍"一词,经常出现在明清时期的文学著作及历史著作中。现代的许多学者认为"占籍"的词义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入籍",指的是"外地迁至新地,成为有户籍的当地居民"。事实上在明代初期,"占籍"是明代赋役黄册制度的一部分,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户籍管理制度。但到清代初期,"占籍"已经作为一种户籍管理制度,并且广泛地运用到了对流移人口的管理。而这一演变过程是在明清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下完成的。     

“魏晋文学自觉论”的迷思

文学史上流行已久的"魏晋文学自觉论",其理论支撑不外乎"纯文学"、"人的觉醒"以及"审美"等概念,而这些概念无一例外都是西方现代性的产物。魏晋六朝时期不可能产生这些现代性的观念。用现代性支撑起来的"魏晋文学自觉论",不过是一个虚构,一个自觉不自觉使用西方观念改造中国传统的伪命题,它本身是经不起学理的检验的。     

秦汉磔刑考

磔刑是秦汉时期的一种死刑。磔的本意是裂牲,是指在宗教献祭仪式中杀牲祭神,后来演变为一种割裂肢体、挖出内脏的酷刑,用于惩罚群盗等重罪。通说以为磔刑是处决后暴尸或以马车撕裂受刑人的肢体都是错误的。后世的凌迟保留了割裂肢体、挖出内脏等裂牲的基本方法,当是由磔刑发展而来。     

《六朝史学》评介

邱敏先生的新著《六朝史学》,以史学为载体,系统地论述了六朝时期的史学成就,是一本具有鲜明特点的力作。该书在充分利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采用点面结合的写法,探究六朝史学的来龙去脉及兴盛原因,填补了六朝史学研究的空白。     

唐五代诗格中的物象理论

物象是唐五代诗格重点讨论的话题。唐五代诗格以“内、外意”分析物象,按物象的讽谕意义对物象进行分类列举归纳,并以此示人以象显意的做诗之法和“执象指意”的解诗之法。唐五代诗格的物象理论是对诗歌物象的全面清理和总结,反映了这一时期诗歌理论的细化,在诗学史上是第一次,因而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这一理论对宋人的说诗风气和诗歌注释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论南朝赠答诗性情与声色之关系

南朝赠答诗是南朝诗歌中抒情性较浓的代表题材之一,其在“性情”与“声色”之关系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性情显于声色者、性情与声色交融者、性情渐隐,声色大开者。这些特点与当时重文尚文,以诗歌作为仕进手段的文化背景,以及后期士族狭小苍白的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味"与游戏 --魏晋时期"味"说解读

魏晋时期出现于文论中的“味”虽还不是正式的美学概念，但已与一定的美学思想相联。它产生于对赋颂作品的讽读过程中，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游戏。游戏之“味”不仅体现了文人对言语的高度迷恋，而且体现了文人的政治意识与价值意识。游戏之“味”为刘勰、钟嵘的“味”论的建构作了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