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生活的民间节庆探析——以水岩坝正月十九节庆为考察对象

民间节庆是乡民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处在共同生活空间里的人们表达世界观、价值观和社会性的交流媒体。以贺州市水岩坝正月十九为例的民间节庆有诸多象征意义：庙宇祭祀仪式是地域认同的隐喻;神像出游展演是地域信仰空间的建构;节庆民俗活动是地域群体凝聚力的展示;节庆相关传说是村落公共伦理的表达。     

侗族村落环境的文化认同——生态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村落环境一方面受制于营建地的自然环境,是一种生态物理形式;另一方面,村落环境也是营建族群的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表达的方式与依托,是一个体现意义与象征功能的符号。侗族村落环境作为一种空间物理形态,其结构布局是按照侗族的生态观和文化观营建的。侗族村落环境中的田园、山水、林木、道路、村落、人家是一个整体,共同形成侗家人的生态观、生命观、文化观和族群认同,是文化认同的一种显在的传播方式和文化表达形式。     

简论甘肃地名传说的类型化特征及其承载的民间心理

甘肃地名传说不仅具有语义解释的性质,而且还具有文化建构的功能,即表达了民众对地方社会文化的共建与共享。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古城遗址名称的传说、山名水名的传说、村落名称的传说都具有了某种类型化的特征,而且以厚重的实物承载了鲜活饱满的民间心理。     

祭祀圈与村落共同体 ———以潮州所城为中心的研究

祭祀圈原本是一个产生并发展于台湾民间信仰研究的概念,后经学者引入用于大陆乡村社会的研究.文章以潮州所城的田野资料为基础,将祭祀圈概念与地域认同相关联,探讨所城村落共同体的形成与祭祀圈信仰组织之间的关系,描述所城祭祀圈的民间信仰仪式对村落认同的加强和巩固,以及在祭祀圈的影响下村落共同体的生产.在现代快速的社会变革下,所城的村落共同体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依靠着祭祀圈的存在而延续了下来.     

传统村落文化记忆和文化生态保护问题探讨——以云南文山州上果村为例

传统村落不仅具有自己的文化生态,同时具有自己的文化记忆——传说与习俗.在传说和习俗中充满着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生动内容,潜移默化地教导民众尊重自然的生态观,倡导人类和环境和谐相处、共生共荣.云南省文山州西畴县上果村就是一个风光优美、物产丰富、人情和谐的传统村落,村里一年一度的“女子太阳节”依托民间传说传承至今,仪式完整,可以作为传统村落文化记忆与文化生态保护和传承的范例.     

湖湘巫觋人文的诗性烛照 ——论马笑泉《巫地传说》

马笑泉的《巫地传说》以奇人、奇事为中心,在时代蜕变中为读者展示了一帧帧湖湘斑斓独特的巫觋人文图景。在展示这些巫觋人文之时,马笑泉并非一味认同和亲和,也不是简单地批判与否定,而是认同和拒绝、疏离和亲近的交织,是理性批判和感性认同的激荡,是持存的超越和失去的惆怅的融汇。同时,《巫地传说》在结构处理、“志怪”取向上,也是独具一格。     

村落共同体现代转型的逻辑与政策回应——基于弥勒山兴村的观察与思考

确定村落共同体现代转型的关键环节在于探寻变迁的路径。无论是基于学理的逻辑分析,还是基于实证的数据分析,都表明了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中村落共同体的转型不能听任市场经济和资本力量的冲击和激荡,村落共同体得以维系和实现转换的必要条件是国家力量适度在场。村落共同体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权威认同的变迁,无不显示着国家建制性权威资源的积极发挥,是实现村落共同体的现代转型必不可少的条件。     

文化自信视域下福建传统村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传统村落的保护需要介入文化的范畴,需要有文化自信的视域。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及文化自信等是保护和传承传统村落文化的精神要素和内在支撑。以文化自信的视角,阐述了福建传统村落文化保护的"三结合"成效,通过实地调研获取数据信息,分析其在文化保护方面面临的困境及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文化自信,并提出福建传统村落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对策。     

地方志与“村落”叙事的经典化——关于《白鹿原》的一个小说史命题探讨

与文化层面的“乡土”有别,村落属自然、社会形态。现代以来叙写乡村的小说,多以“乡土文学”名之,侧重其文化内涵,“传统与现代”的论辩成为论“乡土文学”必备的思想装置。长期以来,“乡土文学”研究出现了概念化、观念化,多由此而引发。与其他乡土叙事不同,《白鹿原》是一种中性的“村落”叙事,作家以地方志、传说等民间史为基,将散落的小历史凝聚为独特的村落秘史,小说兼具史诗的厚重与文学的灵动。白鹿传说,白鹿村陈设的门楼、祠堂、戏台、六棱砖塔等建筑,在充当文化符号之同时,构成了叙事的内在动力。《白鹿原》对地方志的文学化用与村落的文化赋形,也为当代文学如实地反映村落形态,提供了方法论参考。     

云南杨慎传说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杨慎是明朝著名文人,因卷入“大礼议”事件,被流放云南。在云南民间社会,留下众多与杨慎相关的传说,与地方风物、节日风俗、民间艺术、景观叙事密切相连。杨慎传说具有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属性,深刻影响了云南民众的文化记忆、道德伦理和文化审美,并在地方文化认同和区域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并增强了云南各族群众的中华文化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掘杨慎传说的当代价值和时代意义,既能够为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文化资源,又能推动民间传说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基于SPSS分析的村民消防能力调查研究

为了解农村村民消防能力,以华北地区部分村民为例,抽样选取了100多名村民作为样本,采用当场发放、当场回收问卷的调查方法,利用Excel2003、SPSS17.0中文版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村民对消防法律知识匮乏、灭火器材不会使用,50%以上的村民（包括一些大学生）不知晓消防宣传日。提出了农村村民消防能力评价公式,运用此公式计算出华北地区部分村民消防能力为69.76,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提高村民的消防能力。     

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村民自治的支撑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草岔沟村为例

通过介绍甘南藏族自治州卓尼县草岔沟村经济发展和村民自治现状,从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两个角度深入分析弱经济基础是如何支撑村民自治上层建筑的,弱集体经济对村民自治的支撑分析包括三个方面：弱集体经济导致村民自治物质基础薄弱;弱集体经济弱化村民政治参与;弱集体经济影响乡村关系,扭曲村级自治主体价值。村民低收入对村民自治的支撑分析也包括三个方面：村民低收入削弱政治参与动机;村民低收入制约村级社会层次分化,村民民主政治诉求淡化;村民低收入影响教育投资,构成村民自治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障碍。因此说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贫困制约村民自治制度正常运行,村民自治制度运行缺乏经济动力和支撑,在加强村级民主建设过程中,需要夯实民主的经济土壤。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民自治内涵分析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村民自治,其实质是民主理念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实行与贯彻。村民自治活动应当遵循合法、民主、权利保障和权利制约等基本原则。在民主与自治的框架下,合理架构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内外部关系。     

天鹅处女型故事与萨满教

文章主要探讨天鹅处女型故事类型为何被布里亚特蒙古人当作族源传说的原因。文章认为人与动物婚配的异类婚故事在一些民族中被提升为建国神话或族源传说,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故事类型满足了建国神话和族源传说叙述模式的需要。而包括布里亚特蒙古人在内的北方古代民族的萨满教可以将异类婚故事中的动物配偶纳入到自己的神灵体系当中,从而在部落祖先和天神之间建立血缘纽带。     

从宗传到宗经--王闿运春秋学的解经特色

王闿运的经学具有"突破传注,返回经文"的特色,但他有一个从宗传到宗经的过程,早年时期的王闿运是笃信传文的,到了他作<春秋公羊传笺>和<春秋例表>的时候,开始返回经文.<春秋公羊传笺>中的返传与返经情形,一是对何休<解诂>思想的舍离,这表现最明显的,是他的灾异观,二是对传文的质疑与超越.<春秋例表>的著作动机是出于宗经,而由前后两个版本的不同点,更可以看出他的返经精神.     

侗族寨老组织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研究

民族农村地区存在着一些传统的社会管理组织,它们在村委会或基层党组织农村社会管理职能薄弱方面能发挥惊人的作用,配合村委会对民族地区村寨进行有效管理,促进村寨稳定和发展.“寨老”组织就是侗族地区农村的一种社会管理组织,在侗族地区村寨中有着极高的社会地位,对村寨的日常运行和管理以及农村的社会管理创新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社会性作用,成为侗族村寨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和制度.     

乡村治理精英转型问题探讨——以苏村党支部为例

新形势下,作为农村正式权威结构核心的村党支部正面临传统精英向法理型精英的转换。在这一过程中,村民对体制精英原有的信任关系破裂,村支书权威受到质疑,甚至被颠覆,乡村治理由此陷入困境。突破村级党组织治理困局的出路在于建立协商型治理秩序,通过规范治理主体行为,完善治理规则和制度,使村级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及村民在互动协商中重构信任关系,恢复治理秩序,实现乡村“善治”。     

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单元的讨论与研究

近年来,我国村民自治活动的开展遇到了“自治悬空”甚至是“村民自治无自治”的发展困境.导致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行政村与传统自治单元——自然村基础的脱节.面对上述困境,全国各地相继开展了一系列建立在自然村基础上的、重构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和实践.这些地方性改革与实践说明,村民自治制度作为国家行政管理与社群自治的统一,需要建立在相应的乡村自治的社会基础之上.而村民自治本身的发展或已进入探寻自治内在动力的第三阶段,其发展的理想标的应是自治功能与行政功能兼顾的模式,其有效实现单元可能是在现有行政村基础上的、同时向自然村拓展的多级自治形式.     

王阳明“南赣乡约”的实践及其历史经验——明清乡约运动的典型个案研究

王阳明"南赣乡约"实践作为明清乡约运动的典范,其推行的乡约组织在适应性、专门化、自主性、凝聚力四个方面凸显了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南赣乡约"组织的正当性、权威性是其成功的重要基础,而将乡民纳入到乡约组织中,由此获得乡民对"南赣乡约"的高度政治认同则是其取得良好效果的另一个重要内在因素。"南赣乡约"的历史经验主要有三:通过乡约制度及其乡约组织规范乡土社会公共行为;乡约须基于大多数乡民意愿而制定,民意即乡民合意性是乡约及其组织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也是透过乡约整合乡村社会秩序的关键;乡约可以将乡民组织起来,培养乡民参与乡村自治的能力。     

村民自治组织功能机制研究——基于新农村建设的视角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社会利益的协调问题,而利益的协调必须依托一定的社会组织。传统的村民自治组织的利益机制不能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必须建立村民自治组织功能发挥的利益机制。通过对村民自治组织的参与机制、动力机制、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分析来论述村民自治组织在实现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谐发展的作用。最后,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背景提出了保障村民自治组织利益功能机制发挥的制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