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振华同志

振华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六年了。如果不是由于林彪、“四人帮”对振华同志残酷的迫害,加重了振华同志的病情,振华同志本不应这样早地离开我们。而今天,正是年富力强的振华同志,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大展宏图的时候。 振华同志,你没有能够亲眼看到林彪、“四人帮”这伙封建法西斯匪帮彻底复灭的可耻下场,没有能够加入新长征的伟大行列,这对你可以说是不可弥补的终天之憾,也是我们——你的亲人,每一思及,就会感到无法抑制的痛苦。 振华同志,你虽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你的音容笑貌,你的高尚情操,你的优良作风,却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心中萦绕,     

忆艾思奇同志

时间要回溯到一九二七年,在日本东京近郊大岗山,我们几个云南籍的留日学生等待着一个从家乡来的新留学生。他来了。他个子不高,宽额下一双大眼睛闪亮。手里提着一只小箱子。当他和我们握手时,操着浓重的昆明腔:“您家请好好的?”身在异国听到乡音,格外亲切。经过自我介绍知道他名叫李生萱,这是我和艾思奇同志的第一次见面。不过艾思奇这个名字是七年后牠发表著名的《大众哲学》时用的。此后,除了熟悉的老友外,很少有人再喊他的本名了。日本的樱花,和那樱花映辉时的富士山是非常迷人的,不夜的“银座”也近在咫尺;但这一切对十七岁的艾思奇难以动心。他到东京后,整日坐在“榻榻米”上用功,     

忆艾思奇同志

我第一次知道艾思奇同志的名字,是在一九四九年。当时我还是个青年,正在常州师范学校读书。那时,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争读《大众哲学》,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从《大众哲学》这本书和思奇同志写的其它文章里,不仅得到了许多哲学知识和其它知识,而且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我没有读到师范毕业,于一九四九年冬天便参加了革命工作。在革命斗争中,我进一步体会到《大众哲学》中所讲的哲学道理的重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一九五四年春,组织上把我从中央公安部门调到中央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工作。真是     

忆郭大力同志

在我一生的良师益友中,郭大力同志(1905——1967)是难以忘怀的益友之一。 记得我于一九四六年秋初到厦门大学时,暂住在海边附属小学的一间新建的平房里。过去整个四年时间都闷在湘西的兰田镇(今改为涟源县)和溆浦县的山野里,兼以生长内地,除“七七”事变后曾乘海轮由天津逃到青岛外,实际上从未领略海的风光。想不到大海有如此的魅力。因而每天一早即到海滨漫步,往往因捡贝壳和小海螺,大半天流连忘返,第一次即得一首小诗:     

忆人民新闻家邓拓同志

一九六六年春节的夜晚,是我最爱回忆又最怕回忆的一个夜晚。在那天的傍晚,几位老战友相约去看望邓拓同志。我们来到邓家时,已是华灯初上。老邓仍是那样朴素,那样清瘦,一双眼睛仍是那样炯炯有光。室内除了摆满二十四史的书柜外,还有一套相当陈旧的沙发,几把椅子,和一张比较宽大的书案。邓拓同志是我们的老领导、师长、战友,所以一见面总是那样亲切、热情,问长问短,关心倍至。他谈锋很健,说话饶有风趣,室内不时响起一阵阵欢乐的笑声。     

忆张锡昌同志在桂林

张锡昌同志于1980年6月19日逝世,离开我们已经两年多了。锡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者战斗的一生,他的为人,他的言行,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思之令人感奋。1940年夏,锡昌同志按照党的指示由浙东转移到广西桂林之后,我们长时间和他在一起,在工作上得到他的很多帮助,在政治和思想上,从他那里受到不少教益。他留在广西桂林的时间,前后有七年之久,从事于国统区的民主革命运动和文化工作,许多事情现在还清晰浮现在我们眼前。     

忆彭德怀同志领导红五军留守井冈山

彭德怀同志领导的红军第五军,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和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领导的红军第四军在井冈山会师,到一九二九年三月又在瑞金会师,这四个月的时间内,主要是在井冈山地区担负着留守、牵制敌人的任务。在此期间,彭德怀同志根据前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领导全军同志奋勇杀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为壮大红军力量、发展井冈山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可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却无耻地攻击彭老总在留守井冈山时期“不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实行逃跑主义”,这是对彭老总的恶毒诬蔑!     

忆铁人老队长──王进喜同志

铁人老队长虽然已离开我们25年了，然而他始终活在我们心中，他的精神永世长存．我是1958年7月27回到玉门油矿贝岛五队的，先后当过学徒工、钻工、司钻、副指导员、指导员，王进喜同志就是我们的队长。我在老队长的领导下工作、学习和生活整整7年，他的一言一行每时每刻都在教育、还策、激励我进步．（一）火车上的故事1960年3月15日．王进喜同志身穿老羊皮袄，怀揣毛主席的“两论”，率领全队33名职工，肩负玉门油矿上万名职工的期望，怀着早日拿下大油田、甩掉石油落后帽子的雄心壮志，登上去东北的列车．我们这个队多数青工是四）！D、…     

忆我们尊敬的老师——刘丹岩同志

我校哲学系前主任、我们尊敬的老师刘丹岩教授,离开我们已经十四年了。十四年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我们迎来了教育的春天。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中,使我们常常回忆起刘丹岩老师对党的教育事业的贡献,更增强了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将军风范今犹在——忆程悦长同志

我跟随程悦长将军,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到陕甘宁边区,后又到天山脚下,数十年的战斗情谊,难以忘怀。将军慈洋的面容,朴素的作风,马革裹尸的壮志,麟凤龟龙的品德,无不铭记在我的心中。(一)我从抗大七分校分配到新四旅不久,就从战士们的口中听到,程悦长副旅长打起仗     

林斤澜论

林斤澜是当代文坛中文体意识明显、艺术风格独具的作家,其代表作“矮凳桥系列”和《十年十癔》系列小说,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和叙事策略,已形成自成一统的小说艺术格局。对林斤澜小说的美学特征、短篇小说文体的特殊性、叙事策略等诸个方面的分析中,不难看出,林斤澜小说讲究的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在结构方面格外注重“空白”的运用,这种运用能使作品产生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山水画的效果;林斤澜的小说为当代文坛提供了一条汉语表达的新路径。他在小说中讲述的是讲究距离、悬念、陌生化效果的现代型讲述。他擅长用一种淡化的方式来控制事件的进展,形成了含蓄蕴藉的叙事格调。     

九宝澜黄金沙滩

湄州岛有长达30多公里的海岸线，这里有号称“天下第一滩”的“九宝澜”黄金沙滩，长3000多米，退潮最宽时可达500米。前临碧波万顷，后枕绿茵千畴，是个理想而难得的天然浴场。金色的沙滩绵延数公里，宽敞平坦。那沙子仿佛经过箩筛过似的，细腻、纯净。     

忆新疆

喜逢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大庆,本刊在这一期发表张仲瀚同志的遗作《忆新疆》,以及刘子谟、张希钦、刘奋生、杨正培、董仰宇、赵予征诸同志撰写的回忆辛兰亭、郭鹏、安尼瓦尔·贾库林和程悦长同志的文章。辛兰亭、郭鹏、安尼瓦尔·贾库林、张仲瀚、程悦长同志,是新疆各族人民永远敬仰和怀念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忠诚战士,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优秀领导干部。他们为了新疆的解放,为了新疆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流了汗,流了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做了可贵的开拓和奠基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今天,他们虽然无法再同我们一起共庆自治区三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但他们不朽的业绩,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情操,革命者的高风亮节,不畏艰难困苦永往直前的精神,实事求是的作风,将永远铭记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心里,并将继续激励我们在四化建设中奋勇前进。这些文章不仅是学习革命先烈好思想、好品德和创业精神的好教材,而且对研究新疆当代史也具有可贵的史料价值。中共自治区顾问委员会编辑室给本刊提供了这些文章,特表示谢意。     

忆读书

一谈到读书，我的话就多了! 我自从会认字后不到几年，就开始读书。倒不是读四岁时母亲教给我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天、地、日、月、山、水、土、木”以后的那几册，而是七岁时开始自己读的“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三国演义》。     

忆石鲁

石鲁同志遗著《学画录》将要出版,编者令狐彪同志约我写个序言,这真使我有点诚惶诚恐。我既非名人,又非行家,何敢为序?又何以为序?但我还有要说而且只有我才能说的一些话,如果不说,让旧事湮没无闻,不仅愧对故人,而且对于研究石鲁在十年浩劫中的艺术生活,也许还会留下一些空白。这就是我在惶恐之后又慨然应诺的原因。     

忆母校

说起来,我对现代教育最初的、最基本的认识——教育能够改变人的命运,是从坐落在陕西咸阳的西藏公学开始的。     

忆郭鹏

戈壁印足迹,天山祭忠魂——回忆郭鹏同志,我首先想到了这两句话。我和郭鹏同志在一起工作为时比较晚,那是解放战争已经进入战略反攻的一九四七年。不过,在此以前,我已久仰他的大名,知道他早在长征时就是红军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是著名的三五九旅副旅长。他以能征善战、勇猛顽强,不怕牺牲而著称,又以负     

忆社联

社联的全称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它是左联的姊妹团体。左联成立于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当时参加左联的成员并不限于作家和文艺批判家;有不少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革命学者,如朱镜我、杜国库(当时化名林伯修、吴念慈等)、彭康、李一氓、熊德山、吴亮平、邓初民、柯柏年、何思敬、王学文、周新民、宁敦五、杨贤江(当时化名柳岛生)、钱亦石、张庆孚等同志,也参加了左联。随着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从事哲学     

忆陈寅恪先生

<正> 陈寅恪先生是当代中国历史学大师,虽然他已经逝世十几年(1969年逝世),但在人们中的记忆犹新。我和陈先生只有一面之识,那是在1944年的暑假中,当我从外地来到成都,住在华西坝,和当时任教于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先生、任教于华西大学的钱宾四先生都是比邻而居,我和钱先生几乎每天见面,总是在晚饭后,我去看他,他就和我在华西坝的一个广场上散步谈天,同时我也曾经去看望陈先生。我和陈先生本不相识,看他,一方面表示我的仰慕之情,一方面打算向他请教有关隋唐史中的若干问题,因为当时我正教这门     

百年诞辰忆良师

(一) 鲁迅晚年不遗余力地积极从事革命美术工作,其最为主要的、最有成效的是着重培养青年。为美术事业“造出大群的新战士”,为培养革命美术的新一代,他著书立说、翻译美术理论;为关怀美术青年的成长,与美术青年通讯和个别指导,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据《鲁迅日记》记载,与美术青年和有关人士通讯的信件有三千五百多封。其中,仅一九三四年一年就有一百一十多封。鲁迅对于青年是极端热忱的。郁达夫曾说过:“鲁迅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有些新人的作品,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当年我们几个人的版画作品常被鲁迅先生介绍到《文学》或其他报刊上发表。“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展出时,发现有我们的作品,但事前并不知道。那时大家正一度逃散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