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治理视阈下地方政府的角色冲突及其调适

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尤其是明确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目标和特点,是提高其风险治理能力的关键.当前研究大多为政府角色的应然研究,相对忽视地方政府的"特殊利益",公益性与自利性角色在不断地交织博弈.以X市某镇政府安置房产权纠纷事件为例,实证分析地方政府在风险治理中所表现出来的角色特点及其冲突变化,发现其具有"合作监管""合谋放任""回避控制""协商治理"4种角色形式,且存在于地方政府风险治理的不同阶段.因此,需合理定位地方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角色及要求,并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制度性规制和调适.     

熟人社会中的关系资源与地方市场

基于社会学视角,对湖北宜城一个地方市场发展的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地方市场发展与熟人社会的特性紧密相关。一方面,村庄社会关系、地方性规则、社会网络塑造地方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市场网络、市场规则、市场理性也在形塑地方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熟人社会中,社会与市场的互动呈现出从单向嵌入到双向嵌入再到动态互构的发展过程,而社会关系、社会资本和社会治理为市场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熟人社会与地方市场互动机制的理论化,拓展了市场与社会关系研究的中国经验和理论命题,也能为当前乡村振兴中有效推进产业振兴提供方法论启示。     

地方政府层级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基于地方治理的分析视角

＂以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代表的地方层级体制改革,由于种种原因遭遇了不少难题,制约了改革的持续推进。基于地方治理的视角分析改革持续推进面临的难题与对策,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界限明确、多元合作的治理框架,建立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合理的职责、权能分工体系,以及建立不同区域政府之间的政策协调与沟通合作机制,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技术系统框架下“数字政府”风险分析及治理

立基于信息技术基础上"数字政府"正在改变着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形态,技术作为一把双刃剑,在"技术—政府—社会"的互动关系中,不仅仅正向推动了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创新,也蕴含着可能侵蚀"数字政府"自身的风险。本文根据社会技术系统理论,以全息视角从技术维度、组织维度、动态维度、知识管理维度、社会维度等方面分析了"数字政府"的可能风险,为"数字政府"风险治理提供风险分析基础。提出以风险管理体系建立风险管理过程,贯穿"数字政府"各个环节的风险治理方向。     

新时代新医改公共治理的范式转型——从政府与市场的二元对立到政府-市场-社会的互动协同

中国新医改走出初期阶段,进入到一个需求侧改革走向去碎片化、供给侧改革走向去行政化的新时代。在新医改的初级阶段,为政府与市场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旧理论范式所影响,医疗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改革在再行政化和去行政化之间摇摆,医疗公共治理体系依然呈现高度行政化的格局。行政力量如何发挥引领作用,助长市场、激活社会,从而让市场机制和社群机制在行政机制的扶助支撑下于医疗公共治理体系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是新时代新医改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互动协同,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将成为新时代新医改公共治理体系的新范式。     

网约车改革实践如何形成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基于政策学习与社会学习的双维度分析

在治理和政策成为理论与现实相连接的两大议题之时，中央和地方治理主体是如何通过与市场、社会保持某种互动性学习而不断推动政策变迁的？根据网约车改革实践提出基于政策学习与社会学习双维度分析的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在政策学习维度，网约车改革作为一种调适性合作机制，中央政策制定通过给予地方自主性上的“留白”空间，尊重地方意愿，撬动市场力量，凝聚民众共识，提升了政府决策能力，使得政策学习常态化，但也产生了一定的路径锁定。在社会学习维度，网约车改革作为一种策略性反馈机制，中央政策制定对平台公司既有运营模式进行重塑，地位合法化使得其行为更加规范，民众对市场更有信心，对政策更加认同，社会学习与政策学习并存成为必需。在两个学习效果测量上，基于效率水平和人本价值二维特性，政策学习在央地、央市、央社、地市、地社，社会学习在市央、社央、市地、社地、社市五大学习主体上均表现出不同的学习水平。最后指出，治理依托政策，政策反映治理，未来需要从政府与市场、社会双向互动的学习视角出发，迈向更多的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解释。     

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流程优化研究

社会风险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大关键。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社会风险呈现出虚拟化、网络化、联动化等新态势,它使得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需要从流程优化的角度,对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机制与方式进行创新,从而提高基层政府社会风险治理的水平。     

治理机制泛化——河长制制度再生产的一个分析维度

河长制是一项由地方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治水方略,在水污染治理中彰显了治理绩效。当前,河长制制度再生产中出现了治理机制泛化现象。不少地方将“长制”模式视为解决突出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的通用良方,沿着河长制轨迹出台了很多类似“长制”。河长制本身的示范功能与治理绩效辐射、常规治理机制失灵、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增长诉求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治理机制泛化现象需要加以审视,它可能导致基层政府疲于应付、公众力量被忽视、治理绩效“内卷化”以及“南橘北枳”效应等风险。现代社会治理必须激活社会力量,发挥公众的主体作用。就政府系统本身而言,需要强化科层部门的“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其治理能力。     

风险感知与我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健全

转型中国存在严重的社会不稳定问题,这集中体现在由重大事项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上。基于文献和案例的分析发现,这类事件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然而,目前风险感知的视角在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研究和实践中处于双重缺失状态。因此,本文明确主张将该视角引入到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过程中,这显然更加有利于切实完善该机制、实现风险的源头治理和创造社会的动态稳定。最后提出了将风险感知视角引入到健全"稳评"机制过程中的实现途径:基于问卷调查的定量分析、基于深度访谈的定性分析和网络舆情分析等。     

确立社会治理的三维视阈

笔者从制度、体制、机制的三维视阈,提出社会治理变革的本质在于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实现社会治理过程的民主化,从强制型管理为主转向强制型管理与自治管理并举的状态;在社会治理的制度方面应把握责任的"度",政府权力的下放、社会协同治理方式的实施都应该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依据;在社会治理的体制改革中,政府需通过政策与法规的制度化手段,组织、动员、协同、监督非政府组织承担管理责任;在社会治理机制构建中,由于对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参与社会治理所拥有的权力与义务缺乏明确的规定,使社会的治理与监督机制未能真正建立起来;因缺乏合理的制度性社会评价指标,因而未能建立有效的社会监控机制;由于对虚拟社会缺乏必要的制度化规范和相应的组织管理体制,因而虚拟社会的治理机制尚未健全;为此,社会治理主体应确立社会治理制度、体制和机制的三维眼界与境界,建立结构与功能统一、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社会治理制度;理顺社会治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设置专门的社会治理机构;构建流动人口服务、特殊人群帮教、治安综合治理、社会风险预警、社会利益诉求、社会监督调控、社会综合服务等社会治理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困境、趋势和路径探析

近年来,由于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行为的自利性以及创新缺乏长远性、系统性等对公共性侵蚀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困难重重。由此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转变政府治理创新理念和政府职能外,还必须加强政府创新人才队伍建设,重塑政府内部治理机制,培育和发展强大的公民社会,构建出政府、市场、社会三维框架下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从而进一步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工作的开展。     

社会稳定的合作治理研究

政府、市场、社会以不同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和社会稳定的治理。政府凭借国家公权力的强制力对平安协会的发育与成长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市场通过自愿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通过志愿机制参与平安协会的建设,借助平安协会这一平台,社会组织、企业、公民能够参与农村社会治安的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打破了传统政府管理的一元格局,形成了多元合作治理格局,推进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组织只有保持与政府良好的合作关系,才能为自身赢得更多发展资源与空间。社会组织自治力量的成熟,不会形成对政府权威的挑战。     

社会治理政策扩散驱动力研究——基于网格化管理政策的实证分析

【目的/意义】中国社会治理政策实现了由地方创新向全国推广，此类政策扩散过程中的驱动力及其扩散机制还不明确，其他类型政策的研究结论并不适用。【设计/方法】基于2000～2020年网格化管理政策的省级扩散数据，将事件史分析法与面板回归分析法相结合，分析了社会治理政策的微观扩散驱动力和宏观扩散机制演变。【结论/发现】一项社会治理政策，在中央政府倡导前，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驱动力是效率逻辑与规范压力；在中央政府倡导后，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驱动力是中央政策确认带来的科层压力；驱动力的转换促成政策经历“地方创新—有限水平扩散—深入垂直扩散”三个阶段的机制演变。研究结果不仅为社会治理政策扩散的驱动力与机制演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厘清了政策扩散理论对中国制度情景下不同类型政策扩散的应用边界。     

风险社会中的专家体制:困境与出路

风险社会的来临,要求我们反思基于专家体制的决策风险及其发生机制。专家体制困境的重要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权力分配的结构失衡,因此,从结构层面上来说,专家体制的出路是走出“政治技术化”路径下国家中心主义的治理危机,纠正政治权力对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通过建构国家治理机制、市场治理机制与公民社会治理机制之间的均衡治理网络,实现专家体制合理有效的权力分配。随着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小政府、大社会”目标的确立,政府与科技、商业、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界定与建构的过程中,专家体制也在不断改变其决策行动框架,降低决策风险。     

社会企业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与路径

社会企业着眼于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商业机制弥合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部门的明显界限,同时注重发展营利和非营利的融合模式,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力抓手。在结合环境脉络对社会企业进行概念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出社会企业的本土化表征及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中国的社会企业已初步形成依托传统体制、引进市场机制、投身社会目的及关注社区成员利益等四种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多元互动的视角出发,在中国发展社会企业应寻求政府支持,鼓励企业与社会组织参与。     

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研究

环境污染风险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跨时空性、不可测量性及难以修复性特征,导致环境污染国家治理机制和环境污染市场治理机制存在制度性局限,亟须建构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机制。环保社会第三方具有公共性、公益性、专业性、中立性及组织性的特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能够实现利益诉求、利益发展、利益协调及利益保障的制度绩效。针对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面临的宏观权力结构性失衡、中观机制整体性失调、微观行为系统性失范等瓶颈,优化我国环境污染社会第三方治理的结构性均衡机制、整体性实施机制和系统性规范机制。     

社会风险治理的公民社会责任

肇始于西方社会的风险社会理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具有指导价值。当前的中国社会面临市场、市民社会、政府、自然多方面的风险。中国的社会风险既不能解释为国际经验,也不能归咎于改革开放。从社会风险治理主体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风险治理体制存在缺陷。以政府为主导地位的风险治理体制要让位于由公民和政府共同负担的复合风险治理体制。公民问责和公民担责是公民承担风险治理责任的基本内容。     

食品安全、社会系统失灵与公共政策--兼论产业政策、腐败与雾霾治理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共治失灵及其交互导致的食品安全治理失灵,是一种典型的社会系统失灵现象。针对这种现象,基于食品安全"监管困局"及其形成机制,定义社会系统失灵的概念和内涵,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三个核心问题,即单纯依靠市场或政府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社会共治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单纯依靠正式或非正式治理不能解决社会系统失灵。在社会系统失灵三个核心问题基础上提出的解决社会系统失灵的公共政策方向及策略,包括震慑、惩罚与追溯等正式治理,风险交流、价值重构、重塑行为规则等非正式治理,及二者的动态混合治理,如信息技术与制度安排的混合治理等。对社会系统失灵的分析可以拓展到对产业政策治理、腐败治理和雾霾治理的分析中,提出社会系统失灵的治理与抵消性规则。     

协同理论视角下的雾霾治理机制及其构建

近年来我国雾霾灾害日益严重,给社会公众的生活、工作与健康带来危害,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雾霾治理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针对我国现阶段政府治理雾霾的现状与困境,应运用协同理论,从建立区域政府间协调机制、建立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非政府协调组织、建立普通民众地方政府之间的监督机制、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与地方政府之间决策参谋机制四个方面构建雾霾治理机制。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何以实现？——基于4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基层治理创新对塑造我国社会发展新局面以及为国家发展提供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采用“主体—资源”视角，基于“地方政府—社会力量—资源条件”理论建构，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不同组态的社会基层治理创新路径与模式。研究发现：实现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必要条件是地方政府对于政绩生产的追求，引起社会基层治理创新的影响因素组合路径模式可概括为控制—适应推进型、嵌入—问题促动型和标准—发展优化型。深刻洞察创新背后的推动因素，为促进和推广社会基层治理创新提出实践启示，叙写中国故事与中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