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日复交前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对中日关系现实的启示

日本的“两个中国”政策,顺应美国的对华战略需要,并服务于战后重经济、轻军事的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为了在周边构筑日本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供给地与产品市场,日本在台海两岸之间制造出彼此相互防范、敌对、竞争的局面,从中坐收两岸中国人争取日本之利。本文从国民党政权“以德报怨”对日外交的失败,分析日本对华战略的实质与特点,以及其现实影响作用。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 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从日本ODA政策的调整看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

日本政府的ODA作为其重要的外交支柱,一直是日本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近年来,日本对其ODA政策做了不少调整.这种调整与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也深刻地反映出日本外交战略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关注上升了,政治含义增加了,自主性更强了,以及加强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等.尽管在新的政策调整下,日本表示要减少对华援助,但是日本政府提出的一些新方向也为中国争取新的援助项目因开辟中日合作新领域提供了契机.中国不仅可以在政府层面与日本加强在环境、人才交流、技术提供以及预防灾害、传染病等方面的合作,也可以在民间层面加强与日本NGO/NPO的合作,以期通过各种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中日之间的经济互利与关系改善.     

日本对非洲政策的演变与发展——以"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视点

冷战结束以来,日非关系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以主办"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为契机,日本进一步调整并强化了对非外交.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走向政治大国进程中的迫切感与务实性,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非洲国家力量的壮大及各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体对非洲能源与市场加剧争夺的现实.日非关系的发展也将对中非关系的发展提出新的课题.     

战略跟随与外交主体性：印太视域下的日本对南亚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南亚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重要一环。日本希望加强与印太地区各国的合作,不断加大对南亚国家的外交投入;但是,南亚国家之间的国力、政策取向等殊为不同,日本难以将南亚国家完全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日本对南亚的外交,一方面在日美安保体制下,紧随美国的战略脚步,战略跟随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也有自身的战略考量,外交主体性逐渐显露。中国应高度重视其外溢性可能产生的对华影响,从理论与实践上做好相关知识储备与政策应对。     

地缘战略与大国关系:中日关系基本走势的再分析CSSCI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日两国主要通过高层沟通、捐赠物资等手段来合作抗疫。“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话语给双边关系注入了温情。菅义伟上台后,中日两国关系发生逆转,现任岸田文雄首相更是提出了要把“对付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020年的“疫情外交”对改善和升温中日关系的短暂效应,已经清楚地说明了在美国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后,日本以制衡中国为国家安全利益定位的“国家利益论”和“国际贡献论”都变得越发清晰。日本已经成为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完全“选边美国”的少数亚太国家。自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正在被日本政界似乎铁了心的“制衡中国论”所取代。已经完全超出“周边事态”、一心想要助力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日本,给中国周边外交增加了新的变数。     

日本对台政策调整中的美国因素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先后三次调整对台政策。在导致对台政策调整的众多因素中,美国的亚太战略及对台政策变更无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美国为有效实施亚太战略,极力对日本施加影响,力图将日本的对台、对华政策纳入美国的亚太战略框架;而日本由于在安全等问题上有求于美国,加之自己也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发挥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国际作用,也始终把从总体上保持日美“战略一致”,加强日美基轴关系,视作处理对华及对台关系的指导性方针。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因素对日本调整对台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本文试图立足于这一视角,分析日本…     

拜登政府的东北亚政策与东北亚地区关系走向

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其对外战略正逐渐成形。拜登政府表示将以同盟关系为基础重建美国的领导力,在东北亚地区继续推进印太战略的实施。美国东北亚政策的调整与变化,被普遍认为战略指向明显,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将继续利用台湾问题对华进行战略牵制,中美关系仍处于其东北亚政策调整的核心。拜登政府将巩固与日本的盟友关系,这一倾向也得到了菅义伟政权的积极回应。朝鲜半岛问题的走向尚未明朗,缺乏沟通和协作的氛围。受制于国内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对外修复盟友关系、布局战略重组并非易事。鉴于美国在东北亚的政策调整,中国必须正视可能出现的问题,这不仅直接关系到“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地区的推进,而且对于中国周边安全稳定也至关重要,中国要积极做好应对。     

略论日本的战略文化及其未来走向

日本的战略文化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影响日本战略文化的主要因素有日本的原始宗教神道教,武士道精神和“岛国根性”.当代日本主流战略文化主要有新民族主义势力的“普通国家论”和“海洋派”的对外战略思想,虽然他们的战略思维各有侧重,但其对外战略的方向是一致的.由此,本文归纳出日本今后的战略走向具有三大特征:战略主体性日益增强；在外交、安全上更强调战略性、进取性；由于中国因素对日本内政外交的影响空前上升,日本对华战略的两面性增强.     

日本《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身份标签”探析

日本外务省官方文件《外交蓝皮书》涉华部分内容的变化,既能反映出日本对华外交政策及两国间关系的变化情况,也能客观反映中日两国外交互动行为中日本对华认识的变化情况。在国家形象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视角下,以Nvivo12软件作为文本分析工具,对1991—2020年日本外务省《外交蓝皮书》涉及中国部分的内容进行质性编码分析,编码结果从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结构性认知视角全方位呈现了在此期间日本外交界对华认知的内容和随之建构起的中国“身份标签”。在地缘结构层面,《外交蓝皮书》认识和观察了中国国内的发展情况、中日互动过程和国际舞台上的中国行为,关注重点集中在中国的实力基础、中日互动机制以及中国的国际意图三个方面。在身份建构方面,《外交蓝皮书》建构的中国形象有空间、时间和道义三个维度,空间维度上,中国的身份既是“矛盾对象”,又是“联手管控矛盾者”;时间维度上,中国作为“合作者”的身份定位随着日本自身的发展阶段不断调整;道义维度上,日本的对华认知呈现不稳定的趋势,存在“知觉不一致”的疑虑。     

日本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态势

文化外交是日本对华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基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不久的一个时期,日本的对华文化外交处于萌芽期,发展历程中遇到很多阻力：20世纪80年代,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取得全方位发展。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对华文化外交在深化发展和不断探索的同时,也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     

日本对非提供政府发展援助的“政治功能”评析

非洲在日本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对非政府发展援助是日本开拓非洲外交的核心途径和基本方式。日本对非政府发展援助的政策目标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对经济和政治目标的追求一直是日本对非政府发展援助的基础,同时也具有日本战后塑造自身身份,在其印度洋战略和地缘政治外交背景下寻求国内外政策平衡的重要特性。日本积极扮演了对非援助提供者的角色,一方面在客观上促进了非洲地区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其在此过程中建构大国领导形象以及维持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日本要继续扩大对非政府发展援助,在诸多方面都存有困境,并且难以实现其关键性政策目标。     

安倍对华“政经分离”政策浅析

"政经分离"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重要政策之一。现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安倍内阁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政经分离",一方面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另一方面不断强调两国应就推进经济合作展开对话,并意图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在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重拾"价值观外交",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对此中国除继续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原则外,还应以"两手对两手",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双轨外交”理论与战后日本对华外交

“双轨外交”是对各种非正式“民间外交”的称呼,充当着官方外交——“单轨外交”的辅助者角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在政治上始终处于“零和博弈”的状态,使得日本在对华外交中面临“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之两难。而为转圜这一两难,使日本能同时在两岸获利,其灵活地将“双轨脸形外交”理论在现实中加以应用,并进行修正,提出了“水鸟外交”。     

试论鸠山内阁的外交战略调整——兼论“宪法改定”问题

本文以中日美实力的消长为背景，以鸠山内阁组阁以来的外交战略为研究线索，论述了鸠山内阁上台以来对外交战略的调整。其中，日美关系被鸠山内阁定位为“紧密而对等的日关关系”。其实质是以地缘政治中的中国为参照，日本作为美国全球战略棋子的地位得以提高，借此定位以图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利益诉求。日本民主党对中国战略的调整，则从自民党传统的借美抑华，变为主要依赖构筑区域集体安全体系来确保日本的安全。而修改宪法，则成为未来中日美关系的重要变数。     

日本对非洲外援政策的历史演变探析

尽管近年日本受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大幅削减了ODA的预算总额,但其对非洲的援助力度和规模不减反增。从日本对外援助体制的确立到其早期对非提供援助,日本先后经历了“请求主义”与“自助努力”原则下的援非外交被动时期、综合安全保障政策下的援非资源外交的积极时期与国际责权分担政策下的援非政治外交的黄金时期。这三个历史时期日本对非外援政策的演变,并非源于短期的外交利益所驱动,而是基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非外交指导思想,即树立良好国际诚信、谋求政治大国发展;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确保本国经济大国地位;建立互惠合作的外援机制,避免强势外交形象。     

日本对华ODA中的"利民工程无偿援助"

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 ,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 ODA)成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90年代以后 ,日本对华 ODA政策经历着新的调整。其中 ,“利民工程无偿援助”(以下简称“利民工程”)作为一种新的援助形态应运而生。什么是利民工程 ,其背景是什么 ,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如何 ?本文拟把这些问题放到中日关系的整体环境下作一探讨。一、日本对华利民工程的基本特性二战以后 ,日本告别了战前外交 ,形成了以日美基轴和经济外交为两大支柱的战后外交。其中 ,以 ODA为中心的对外经济合作成为其经济外交的核心手段。战后日本的 ODA以如下几点作为…     

政治大国视域下的印度对非洲经济外交探析

印度对非洲的经济外交是印非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同非洲国家的合作对于全面推进印度的大国战略、实现其大国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期印度对非经济外交凸显出民生导向的特色:在经济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医疗卫生和农业发展等领域加强民生援助;在经贸合作领域印度大力扶持惠民产业发展,跨国企业重视履行社会责任。印度对非经济外交取得了突出的政治成效,非洲国家支持印度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印度的对非经济外交战略推进中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对印度的对非经济外交进行深入全面的考察,有利于我们把握印度对非外交的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对非政策有着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安倍内阁对华“战略对冲”政策及中国的对策思路

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东盟“大国平衡”策略的运用及日本“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泛滥等因素影响，安倍晋三并未像2006年首次上台那样为改善中日关系刻意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而是矢口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并借该问题制造舆论，渲染“中国威胁”，还重拾“价值观外交”，积极拉拢东盟相关国家，构筑包括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民主安全菱形”，拉美国入局牵制中国，积极构筑对华的“战略对冲”，意图用“以包围迫谈判”的方式，逼使中国就范。对此，作为中国的对策思路，亟需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运用“两手对两手”的方式，积极实施对日“反对冲”，以进一步提高中国对日战略布局的能力。     

日本对华复交决策的政治力学

日本对华复交决策这一历史性决断中变量 (vari ables)间的力学关系及其运作模式表现为 :在决策过程中 ,除正式机制外 ,同样存在非正式机制的“场” ;在日本外交决策的日常程序中体现为“官僚主导” ,在取得重大突破时则要靠“政治决断”。把握日本外交决策的这些特点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日本决策过程规律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