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绩效评价研究——以芜湖市为例

本文从微观的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着眼,以芜湖市"十二五"期间出台的一系列科技创新政策为研究对象,从供给政策、需求政策和环境政策三个维度构建科技创新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来评价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的绩效,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创新需求政策与环境政策对推进地方政府科技创新工作的贡献度较大,而科技创新供给政策的贡献度较小;进而文章提出进一步提升地方政府科技创新政策绩效的相关政策建议.     

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 创新构建地方财政体制

从“分税制”、“农村税费改革”到现在的“一免三补”,我国财政分配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财政提高了实力,地方财政的困难普遍突出。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需要出发,通过对县乡财政现状的分析,以“服务型政府”为导向,对改革地方财政体制提出了若干建议。     

乡村治理创新中的地方政府——以浙江省J市“村干部创业承诺制”为例

源于上世纪90年代J市的村干部创业承诺制,是一项农民创造、地方政府推动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在该制度创新中扮演了探索者、支持者、推广者、制度供给者的角色。地方政府之所以在村民自治背景下主动推动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主要是由国家宏观政策环境的变迁、乡村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现行压力型政府体制的约束与激励机制等因素决定的。在j≥村治理创新中,地方政府应当理性地确定自己的行为边界,主动地推动村民的有序参与。     

土家族梯玛“玩菩萨”仪式及其社会功能——以双坪村卡落坪梯玛班子为例

梯玛是土家族社会中的宗教职业者,主要通过巫术活动为人驱鬼逐疫、消灾治病、求子、还愿。在土家族历史上,梯玛信仰广泛存在,梯玛是地位显赫的社会阶层,在土家族社会运行中起着重要作用。改土归流以来,在国家力量的作用下,梯玛信仰在逐渐萎缩,梯玛在多数土家族地区逐渐消失,只是在土家族聚居的深处有残存。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梯玛消失得更快,残存的地方也出现传承断裂,存世的梯玛寥寥无几。改革开放后,在土家语存留区的局部地方出现梯玛信仰的“复兴”。梯玛信仰的复兴是与土家族社会现代性深入不够的背景下还能发挥其特定功能有关。“玩菩萨”仪式及其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显示出梯玛信仰“复兴”的合理性。     

新形势下发挥“七老”队伍作用的探索——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为例

农业科研单位的离退休干部为我国农业科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文章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为例,分析该院"七老"队伍基本状况、发挥"七老"队伍作用主要做法和存在问题,探讨新形势下农业科研单位加快发挥"七老"队伍作用的主要建议。     

土家语“梯玛”语义溯源——与《“梯玛”探幽》一文作者商榷

在土家语中“梯玛” [thi55ma53]是敬神的人 ,是男巫 ,不是“女神”。《“梯玛”探幽》一文认为“梯玛”是“女神” ,是不符合土家语言事实的     

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 ——以Z市J区Y镇为例

以耕地“非粮化”面积达90%以上的Z市J区Y镇为案例,研究了政策碎片化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及其治理对策。研究发现,“单兵突进”的征地拆迁政策、“效力渐弱”的种粮补贴政策和“前后矛盾”的地方产业政策都是影响耕地“非粮化”的重要因素。建议从整体性视域出发,采取构建整体性政府行政机制以恢复农田系统、补贴政策由“种粮”向“收粮”转变、强化系统治理以统筹产业发展与耕地保护等治理对策,以有效解决耕地“非粮化”问题。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偏离的修正路径研究——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为例

政策执行中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地方政府作为代理人,是具有独立利益的制度性实体,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确定自己的最优行动。主要运用规范研究法和实证研究法,以长春市“按份共有”廉租房政策作为案例,结合委托代理理论从信息不对称程度、激励（约束）机制等角度分析作为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偏离中央政策目标的原因。从完善信息反馈制度、完善政策执行中的民主参与制度、改革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制度、完善激励机制等制度层面设计修正路径,从而规范地方政府的代理行为。     

复合邻近性:我国地方政策移植的一种解释框架

地方政策移植可以寻求内部决定因素和政策传播即外部互动两方面的解释,外部互动意味着地方政策移植的发生来自于对其他政策创新的效仿或教训吸取。全国互动模型、区域传播模型、领导—跟进模型以及垂直影响模型等都是从外部互动来解释政策移植的发生,但这些模型都只是强调某单一因素的影响,忽略了其他因素以及模型的整体性构建。而如果考虑公共政策的知识性,则可以从邻近性的角度来解释政策移植的发生。邻近性代表具有重叠知识的"类"或"群",其内涵包括地理邻近、制度邻近、组织邻近、社会邻近等不同维度。不同维度的邻近性构成的复合邻近性模型能全面阐释政策移植的发生,也正是因为复合邻近性带来政策创新的多方位多角度传播与扩散。     

编辑实践创新需要“空间”自觉——以“联合策划”为例

空间意识是指引编辑实践创新的重要意识,编辑实践创新需要空间自觉。以联合策划这种重要编辑实践创新形式为例,需要揭示编辑实践创新本质有空间化内容,它是证明编辑实践创新需要空间自觉的深层理论基础;需要指出空间自觉指引编辑实践创新发生的现实条件性,它是说明以空间自觉指引编辑实践创新为什么在当前得以凸显的前提;需要归纳出既具有空间内容又促进了编辑实践创新的开放意识、跨界意识、重构意识等。要实现编辑实践创新,必须坚持开放办刊理念;必须在不同的学术生产空间进行跨界;必须在新的编辑空间中对学术生产主体和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构。     

政策学习视角下地方科技政策与气候政策协调——以武汉为例

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政策协调实际上是政策参与者通过政策学习实现政策融合的过程和结果。中国地方公共政策不协调的情况比较普遍,其中科技政策与气候政策的协调问题具有代表性。运用政策学习的理论框架,分析武汉市低碳试点中科技政策和气候政策的学习历程,发现武汉政策参与者的学习主要是对外部经验的学习,尚处于初级阶段,学习的平台也比较欠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政策网络,促进政策信念的学习,创新运用政策工具,开展低碳技术政策评估。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行为分析:以“拉闸限电”为例

运用"政治性执行"的分析框架,以"拉闸限电"为案例,探讨了中国地方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行为逻辑;通过分析表明,在"政治性执行"中,权力关系是解释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行为的一条主线,地方政府官员某种程度的自利考虑是执行行为背后的动力,地方政府相对与其他利益相关方所具有的明显优势是地方政府在执行过程中得以顺利进行的条件。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偏差研究——以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为例

房地产行业的问题不仅影响到我国经济的调整和发展,还影响到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自2003年以来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以抵制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发展,确保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但这十年来的调控不但没使我国房价下降反而一直在增长,调控政策的作用并不明显。在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是最关键的一环,它直接关系到政策目标的实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在此政策执行中未能准确而有效地完成调控目标,出现了政策执行偏差。2014年的两会没有提到房市调控政策,但是本文纵观我国的房市调控政策,分析我国地方政府房市调控政策执行偏差的具体表现,揭示其政策执行偏差产生的主要原因,以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提高政策执行的质量。     

“漂泊”:乡村“老漂族”的流动实践——基于山西窑村的个案研究

乡村老漂族是指因子女流动而从农村到城市生活(工作)的老人群体。通过山西窑村老漂族的个案研究,发现流动带来诸多变迁:时空位移——被迫卷入城市,核心转变——土地到儿孙,拔根——走与留的矛盾。漂泊是这类群体的流动特质,其背后隐射着老漂族主体性抗争与自我再造、现代性、城镇化对乡村的席卷以及乡村被动式卷入的运行逻辑。     

“放管服”改革政策创新扩散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31个省级政府的实证研究

放管服改革是国家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内容。其改革的理论逻辑及实践探索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鲜有学者对放管服改革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论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对2015—2020年31个省级政府影响放管服改革政策创新扩散的内外部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单因素回归模型中内部因素财政资源对放管服改革的创新扩散影响并不显著,但在综合模型中较为显著;人口规模、经济发展程度在单因素回归分析中大部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综合模型中则不显著为正,对政策的创新扩散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外部影响因素中领导者学历因素、府际竞争、中央压力、认知压力都对政策的创新扩散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府际竞争、中央压力因素是政策创新扩散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府际学习中的领导者年龄因素对政策的创新扩散影响并不显著;市场化程度在单因素回归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综合模型中不显著为正,对影响放管服改革创新扩散的假设得到了部分验证。     

“一窗受理”政策试验的创新扩散过程追踪——基于政策文件的研究

“一窗受理”是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由“一门”走向“一窗”是简化办事程序的重要举措。当前“一窗受理”仍处于以试点为主的政策试验阶段,研究其创新扩散过程对发现“一窗受理”试验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充分收集“一窗受理”政策文件的基础上,以对政策试验的过程追踪为主线,综合运用NLP文本相似度检验、QGIS地理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条块创新”“学习扩散”“地域分布”3个维度还原“一窗受理”政策试验的创新扩散历程。通过对试点城市与非试点城市的比较,揭示了政策试验中官方试点与“民间探索”等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检验了各参与主体的工作成效,概括出“省级引领型”“自主探索型”“城市自发型”等三种创新扩散模式,阐发了“一窗受理”政策试验中形成的“政策导向与城市试验、试点与非试点、上级引领与自主发展、先发与后发、边缘性与临近性”等五组关键关系,总结出非典型竞争、延后影响、学习隔离、后发回避、边缘创新、近域传播等六条“一窗受理”领域的创新扩散规律,并通过总结政策试验的经验教训为后续发展提供启示。     

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制度创新——以“联众模式”为例

在现有制度约束下,＂联众模式＂是一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诱致性制度创新,它推进了农村土地资源、社会资源、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满足了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实现了有关利益相关方的双赢。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创新是诱致性制度创新结果,但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最终需走复合式制度变迁路径。     

经济援助与肯尼迪政府的“新非洲”政策

为遏制苏联对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影响,加强冷战争夺,肯尼迪政府大力调整美国对非洲的政策,经济援助成为肯尼迪政府“新非洲”政策的主要内容。通过扩大援助规模、丰富援助种类、扩展援助国别分布等方法,肯尼迪时期美国加强了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和对它们的影响。     

基层政府“控制-自主”式创新模式研究——以S省D区数字政府改革为例

政府创新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所谓“控制-自主”式创新,是指在基层政府创新过程中,上级掌握着创新的目标、标准、领域,基层政府在上级的总体掌控下可以自主开展创新的一种创新行为模式。“控制-自主”式创新既不是严格的顶层设计,又不是放任自由的自主探索,而是居于二者的中间形态。同时,它又不局限于简单的“请示授权”,而更为深刻地展现了基层政府创新的复杂过程。“控制-自主”式创新的鲜明特征是纵向政府间的互动。“控制-自主”式创新模式既能发挥上级(高层级政府)的积极性,又能激发下级(地方、基层政府)的积极性,既有助于强化上级的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功能,又能够赋予下级自主性,保持地方活力,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政策试验区政策创新机制及效果研究——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我国政策创新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建立政策试验区进行政策试验,因此可以试验区为研究对象,将试验区颁布的创新型政策分为规划型、产出型、试点型三种,并可用试验区内部主体间互动、与上级的垂直互动形式来解释这三类政策的产生机制.结合对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改试验区政策出台情况的统计、对其政策创新的分类梳理,以及对区内驱动政策创新互动模式的剖析,发现通过建立政策试验区进行政策创新成效显著,但也有其局限性——规划型政策的创新力度较大但却几乎不具有传播性,产出型政策和试点型政策的传播力度较规划型政策大但原创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