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价值链-政策工具”框架的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分析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矛盾的凸显,如何通过政策优化来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通过建构“价值链-政策工具”二维分析框架,选择近10年中央层面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试图揭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工具的运行规律及其偏好,并提出政策路径优化建议。研究表明：在政策工具使用上,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存在内部比例不均衡或不足情形,偏向于环境型政策工具,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比重较低;在价值链维度上,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偏重于政府负责,市场配置、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等多元主体协作治理格局尚未形成。为此,应提升政策工具使用的均衡性,完善政策监督评价机制,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市场、公众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我国文化政策的演变与前瞻

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文化政策演变的结构性梳理发现,从“一元主导、二元对立”到“多元和谐共存”是我国文化政策演变的基本趋势：战略地位上,文化从“边缘”变为“主流”;功能定位上,文化从“思想管制工具”提升为国家“软实力”;管理思想上,实现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话语权力配置上,从垄断性“国家话语”转换为市场、公民和国家共同参与的“国家整合话语”。正是这种成功的文化政策转换,促成了今天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     

法国文化政策模式探究———以法国密特朗时期的文化政策为例简

在法国，政府很早就涉足文化领域，其文化政策可上溯至16世纪的王室庇护传统。经过数世纪的演变和发展，法国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政策模式，其基本理念是：国家是文化政策的主导者，文化是一项“国家事务”。法国政府对文化的干预在密特朗时期达到“顶峰”，国家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全面加强，国家元首也直接干预文化事务。     

科技政策创新助推文化产业发展——我国文化科技政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摘要］由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中的诸多问题，制约了我国文化科技政策的效用发挥，严重制约了我国文化科技企业的发展，影响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必须通过完善政策体系，以进一步推动我国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推动文化科技产业快速发展：第一，完善文化科技政策体系，为文化科技发展提供系统制度保障；第二，提升文化科技政策强制力；第三，引入第三方独立的政策评估机构，建立完善的政策评估机制。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文化振兴政策研究——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分析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题中之义。乡村文化振兴是解决城乡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作为指导我国乡村振兴的重要政策文本,中央一号文件中沉淀着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容指向,也是党中央引领中国人民走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遵循。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二维框架,借助 NVivo 12 Plus 质性分析软件对1982-2023年间共25份中央一号文件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文化振兴政策存在基本政策工具应用全面但结构失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素分布不均、政策工具与目标要素融合程度不够等问题。未来应优化基本政策工具使用结构、平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要素分布、推动政策工具与目标要素深度融合。     

基于TDM-PMC指数模型的省级“十四五”中医药文化政策文本分析

基于省级“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中的文化政策,在政策文本数据挖掘的基础上,建立中医药文化政策TDM-PMC指数模型,对我国多个省份“十四五”中医药文化政策进行内容分析与量化评价,总结探讨我国中医药文化政策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优化策略,为推动中医药文化建设提供参考。研究发现,我国中医药文化政策省域发展失调,政策内部结构均衡性不足;中医药文化发展的经济支撑有待加强,人才培育有待完善;中医药文化发展目标清晰度不高,政策干预强度不足。需要提高各省份中医药文化政策水平,补齐中医药文化政策短板;加大中医药文化发展的经济支撑力度,完善中医药文化科普人才培育;提升中医药文化政策内容清晰度,细化中医药文化发展目标。     

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的生成及其消解——公众参与的视角

政策实施中缺少公众参与通常意味着政府与社会的有机互动不足，政策目标不易达成而产生“空传”现象，由此，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何以形成、如何经由公众参与消解政策空传就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采用公众参与视角构建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的生成及其消解理论模型，分析发现由环境因素、实施条件、主体认知、主体行为构成的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执行“四要素”是导致政策空传的主要原因，其中环境因素和实施条件是外部原因，主体认知是内部原因，而主体行为是衡量政策空传与否的关键变量。公共文化服务政策空传通常表现为非持续性、供需错位和形式主义。其消解机制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在完成核心任务过程中所达成的意外后果。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关于全球性别治理“中国主张”的分析与阐释

全球性别治理是指以促进妇女发展、实现性别平等与公正为目标的全球治理,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论述摘编》,特别是其中的第八专题集中展现了中国参与全球性别治理的多维实践和推动全球性别治理的“中国主张”。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推动全球妇女事业合作的努力,是中国参与全球性别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国在全球性别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正在由“积极参与”迈向“主动引领”。全球性别治理的“中国主张”包括：保障妇女权益,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推动妇女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努力构建和谐包容的社会文化,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以及重视联合国妇女署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等重要内容。为推动中国更好地参与并引领全球性别治理,共建共享美好世界,需要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对全球性别治理的认识”和“国家总体外交和全球性别治理的关系”两个方面的议题。     

政策网络视角下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参与网络治理研究——以北京国子监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目前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各主体间参与关系方面的研究较少从主体之间的关系网络视角展开研究.借鉴网络治理理论中罗茨的政策网络治理理论框架,以北京国子监历史文化街区为例,确定历史文化街区参与的网络结构及其特征,并结合国子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参与的实际进行研究,可以看到议题网络和生产者网络中多数主体缺乏参与能力与意识,政府部门的保护管理手段与政策也无法有效激发社区、市场和第三方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保护热情.对此,我们建议如下:一是改变科层制的垂直层级管理体制,增加政策社群网络和府际网络同政府部门的有效互动,在保护参与网络中设立统一的街区保护管理部门;二是提高社区、市场力量及第三方保护力量在街区保护中的作用,提升议题网络和生产者网络在保护参与网络中的影响力;三是建立保护参与的网络治理机制,建立专业网络与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之间的互赖性关联.     

重构全球治理

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日益紧迫,全球性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以及全球竞赛规则。若要解决这些问题,国家间必须进行合作,采取集体行动。全球性议题强调团结合作、社会公平、民主和政策有效性。这四个方面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属性与充分治理的标准。全球治理的推动力主要是指脆弱的全球结构、华盛顿一揽子政策(华盛顿共识与华盛顿安全议程)和当代地缘政治分布的新兴体系。然而,国际机制急需改革,决策者与决策执行者之间的对称性与和谐性受到挑战。若要克服全球治理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并协调国家集体行动、强化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发展多边规则与程序。当然,全球治理过程中的民主问题亦不容忽视。     

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基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重大时代命题，明晰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不仅是理解“中国之治”的重要视角，更是家庭发展和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本研究将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嵌入中国场景，从自然物质条件、共同体属性、应用规则以及行动情境等变量出发，分析家庭政策的外部环境，探究家庭政策的特征，诊断影响家庭政策的制度因素，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家庭政策的变迁历程，进一步厘清我国家庭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与内在机理。新时代我国家庭政策的推进要走向制度创新之路，尊重家庭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形成支持家庭、保护家庭的外部环境，完善家庭政策体系的制度顶层设计，构筑积极友好的政策行动情境，有效提升政策效能，才能更好地回应新时代国家治理和家庭发展面临的问题。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研究

文化和旅游领域的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也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不断提出新要求。本文按照“主体-工具-效能”的思路,建立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分析框架,剖析了治理现代化水平对文化和旅游融合的影响机制和现实状况,并从多方面提出建议。研究显示：在符号同一、产业融合、价值交融等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3个层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均会产生影响,具体体现在社会参与机制、公共服务机制、市场竞争机制、产业创新机制、优化统筹协调机制和动态评价机制等6个方面;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出发,要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需建立协同治理机制,覆盖3个融合层次,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并全面提升执行能力。研究明确了中国文化和旅游实践中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内涵及影响机制,并根据具体发展事实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推动文化和旅游发展的深度融合。     

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水文化规划建设研究 ——以陕西省为例

从“人水和谐”理念出发构建水文化规划建设框架,为如何将水文化应用于资源开发与规划提供思路。“人水和谐”理念可概括为三个关键词：健康、发展与协调,分别指导着水系统、人文系统及二者关系,也指导着水文化规划建设中的水资源现状、水文化发展趋势,以及空间布局优化、功能结构完善和与外部和谐发展的内容。本文以陕西水文化规划建设为例,依此理念搭建规划主体框架,有助于厘清水文化规划建设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一元观察”迈向“多元交流”：国际社区社会工作实践的挑战与反思

文化是日常生活的框构要素,而国际社区作为文化多样性的表象空间,其日常治理与服务实践中的“文化”更趋具体化,如何理解文化差异已成为国际社区治理的重要议题。本文聚焦一个国际社区社会工作项目实践过程,旨在厘清在国际社区场域中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策略与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作为服务要素和理念的“多元文化”是如何被运用到实务过程中的。研究发现,该项目实践经历了多元文化社会工作从理念层面到实践层面的衔接错位与自我调整,体现出以多元文化为表征的实践存在注重客观内容的“一元观察”和注重场景文化经历反思的“场景解释”两种视角。该发现对专业共同体的启迪是日常实践中学者和实务工作者需保持文化自觉意识并进行反思性审视,以避免将文化理解简化为文化表象知识的传递,而忽略文化的独特性、个体性和日常性,进而陷入“一元观察”的窠臼。     

法国密特朗时期的文化政策述评

在法国，政府很早就涉足文化领域，其文化政策可上溯至十六世纪的王室庇护传统。经过数世纪的演变和发展，法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政策模式，国家干预是主要特征，文化部是法国文化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动者。法国政府对文化的干预在密特朗任总统时期达到“顶峰”，国家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全面加强。     

新中国文化外交70年——传承与创新

随着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文化走出去不但是自身综合实力提升的内部要求,也是世界了解中华文化的外部需求。中华文化走出去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文化外交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抓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直高度重视文化外交,文化外交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和先导性的独特作用,国民文化自觉和自信显著增强,文化外交成果丰硕。作为国家整体外交的一部分,文化外交不但有对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目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化外交战略布局和政策规划,而且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本文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外交发展划分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全面开放、全面参与”“内外合力、扩大交流”与“提质升级、合作共赢”四个历史阶段,旨在系统梳理文化外交战略框架与实践路径的基础上,厘清其传承与创新的脉络,尝试回答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的时代课题。     

文化统计指标体系的国际比较分析

通过对世界主要文化指标体系的比较分析,发现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指标体系都是基于联合国科教文组织（UNESCO）文化统计框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因此,对于文化的定义与采用的基本统计分类方法大体相同;而不同之处在于每个指标体系对于文化产业研究的视角有所不同,因此各国在文化产业的定义与具体分类上有着自身特色。中国的文化指标统计体系也是以UNESCO的框架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理论基础基本一样,但在分类上兼顾了中国的历史统计数据可得性。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基于2012—2022年省级政府环保政策文本

政府绿色治理政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键抓手。基于治理层次政策工具分析框架,以我国31个省级政府出台的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政策文本为分析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借助Nvivo11plus质性分析软件,量化分析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工具选择和组合情况。研究发现,省级政府政策工具运用呈现如下倾向：战略层面“强独立行为限制与引导,弱多元共治体系构建”,战术层面“行政性方式为主,工具组合比例失调”,操作层面“高强制性,低自治(参与)性”。据此提出优化省级政府绿色治理政策工具体系的对策建议：战略层面推动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现代绿色治理网络体系,战术层面的工具选择与组合应符合“聪明治理”要求,操作层面增加非强制型政策工具的运用。     

我国救灾捐赠的政策变迁及其内在逻辑——基于间断-均衡的框架分析

我国在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风险中逐步建立和完善了救灾捐赠政策,运用间断-均衡理论中政策图景与政策场域的互动,契合政策范式转化的关键因素——政策总目标,建构分析救灾捐赠政策变迁的理论框架,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救灾捐赠政策划分为三个间断期和四个均衡期。研究发现,从“维护政权稳定”到“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定时期的政策总目标,推动了政策图景从“生产自救”到“放管结合”的变化,政策场域在此过程中逐步拓宽,包括社会团体、媒体及民众等在内的非官方决策主体,在救灾捐赠政策议定中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打破了既有的政策议定场所,推动了救灾捐赠工作趋于规范合理化。同时,1991年华东和中南地区旱涝灾害、1998年特大洪水和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等焦点事件触发救灾捐赠政策的间断,成为救灾捐赠政策均衡间断转换的直接因素。通过对我国救灾捐赠政策变迁及其内在逻辑的探寻,进一步验证了间断-均衡理论与政策范式契合的解释力和应用的可能性。     

大学的人本向度与文化自觉——《大学：文化与内涵》简介

全球化趋势和可持续发展背景下，中国大学“以人为本”的内涵正由仅仅“以尊重个性为核心，促进个体充分、自由的全面发展为取向”，向“以全球伦理和全球普适性为背景，以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性平衡的战略思想为基础，强调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和谐相处和受益共生”迁移。《大学：文化与内涵》一书紧扣全球应对、可持续性、以人为本、大学创新四大主题立足大学文化变迁，探索大学内涵建设；统筹大学内涵建设，促进大学文化提升；发挥大学文化功能，凝练大学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