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商环境优化与企业ESG表现

作为重要的外部制度环境，营商环境优化能否提升企业ESG表现值得关注。基于此，以中国资本市场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表现。机制检验揭示，营商环境优化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加强环境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公司治理水平三大机制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大时，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更明显。     

ESG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市场价值

“双碳”理念下,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已迫在眉睫。企业ESG表现关乎可持续性发展和环境保护,而绿色创新是实现绿色转型、推动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探究ESG表现、绿色创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机制,对鼓励企业践行绿色理念有着重要意义。选取2012—2022年沪深主板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华证ESG评级得分对上市公司的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表现进行衡量,并据此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市场价值;ESG表现通过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来促进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影响ESG表现提升企业市场价值的过程中还具有门槛效应;良好的ESG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公司治理维度在ESG整体表现对企业市场价值的提升效应中发挥的作用最大。     

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信贷融资成本视角

以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ESG表现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信贷融资成本在ESG表现与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重污染企业样本中,ESG表现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据此,政府应建立并完善制造业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制度,企业也应积极主动地提升自身的ESG表现水平,以共同促进制造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ESG表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兼论媒体关注的调节作用

ESG表现是衡量企业非财务业绩的综合指标,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内生动力。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ESG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的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通过替换变量、滞后一期、缩短年限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媒体关注对ESG表现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媒体关注度越高,ESG表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越强;ESG表现主要通过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重污染企业中更为显著。以上研究表明了ESG的积极效应和媒体关注的外部治理作用,为相关部门完善和推广ESG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高管团队稳定性与企业ESG评级

ESG评级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企业长期生存的内在要求,而高管团队在企业长期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稳定性越高,企业ESG评级越高。机制检验显示,高管团队稳定性通过降低企业战略差异度和经营风险提高企业ESG评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内控质量较低、审计质量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影响效应显著;媒体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ESG评级的影响更显著。因此,企业要重视高管团队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经营风险,注重ESG信息披露,提升ESG评级,以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     

ESG表现能否增强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ESG表现是实现“双碳”目标、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对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甚为关键。本文基于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样本,实证检验ESG表现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ESG表现能够增强企业绿色创新,对绿色实用专利创新表现出更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ESG表现对于非国有企业绿色创新提升作用明显强于国有企业,对于成熟期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强于成长期和衰退期;ESG表现通过降低企业资金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并且ESG表现会对企业未来生产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ESG表现有助于降低客户集中度吗?

基于中国传统“关系契约信任”的非正式制度背景，以客户集中度作为关系交易的替代变量，研究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表现与客户集中度之间关系及其逻辑机理。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显著降低了客户集中度，减弱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机制检验发现，ESG表现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中介渠道降低客户集中度。异质性检验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较高、客户议价能力较高和存在关系型投资的企业，ESG表现对客户集中度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ESG评级能抑制企业金融化吗？

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评价的重要内容,ESG评级能够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和治理环境,在防范经济“脱实向虚”风险中至关重要。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商道融绿首次发布ESG评级的外生冲击,实证考察了ESG评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ESG评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显示,ESG评级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代理成本分别抑制了“蓄水池”和“投资替代”动机的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ESG评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显著存在于行业环境敏感性较高、市场竞争较大、分析师关注度较高的情境下。经济后果研究发现,ESG评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能够提高企业主业业绩。因此,政府应该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ESG评级体系,充分发挥ESG评级的作用,使企业在责任和利益驱动下,优化资产配置,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资本市场开放、企业ESG表现与企业价值

以2013-2019年深圳A股上市公司为例，考虑企业ESG表现中介效应，建立中介效应模型，论证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价值之间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开放会推动企业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的提升，其中企业ESG表现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是资本市场开放影响标的公司价值的重要渠道，这一结论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价值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重污染行业中比较显著。为此要充分认识资本市场开放对我国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循序渐进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有序开放，加大企业ESG信息披露力度，提升披露质量，促进企业综合竞争力提高。     

社会责任治理、履责表现与企业绩效

基于合法性理论,以合法性缺口为视角,采用ESG因素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代理变量,以沪深A股300指数成分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企业在社会责任领域内的责任治理、履责表现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只有实质性的社会责任治理才能改善企业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履责表现,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换句话说,企业的履责表现在社会责任治理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由此提出,中国企业应建立实质性的社会责任治理机制,将履责与日常经营整合起来,进一步改善ESG综合绩效。     

双碳目标下企业可持续发展:ESG责任履行与企业价值

ESG责任履行事关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双碳目标的实现,也是企业价值投资的关键指标。基于此,采用熵值法综合测度ESG责任履行指标,将其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匹配,并通过构造的非线性模型系统地考察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关系;机制研究表明,企业面临的内部融资约束会削弱ESG责任履行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此外,企业履行ESG责任主要是通过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以提升企业价值,而股权融资成本的作用机制不显著。     

富则思安与富而思进：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在创新驱动战略日益成为企业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重要支撑的背景下,基于2007—2018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高管自信、失败风险和冗余资源三种机制在绩效期望顺差不同水平上截然不同的作用,企业同时表现出“富则思安”和“富而思进”的行为模式,绩效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呈现为先负向后正向的U型结构;由于年龄引致的组织惯性存在,相较于年龄较小的企业,年龄较大企业的绩效期望顺差和企业创新之间的U型关系更为平缓。研究结果不仅有利于从企业绩效反馈视角系统剖析企业创新的动机,还对企业和政府部门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     

企业ESG表现与客户稳定性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下,企业客户不仅关注产品质量,企业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的表现同样影响着企业与客户间合作关系的稳定性。本文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ESG表现对客户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客户更愿意与ESG表现较好的企业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即企业ESG表现越好,其客户稳定性越高,且这种关系在国有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中,以及在经济波动程度较大时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对于企业制定ESG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同时为企业更好地维持客户稳定性提供理论依据。     

ESG赋能企业主业业绩:作用机制与优化效应评估

企业ESG表现能否帮助企业有效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文章基于沪深两市A股2011-2022年数据,检验企业ESG表现对主业业绩的影响、机制和外部条件,得到如下结论：企业ESG表现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主业业绩水平,上述结论经由一系列稳健性与敏感性测试后依旧成立。从异质性检验来看,企业ESG表现对主业业绩的影响具有结构差异：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重污染企业而言,企业ESG表现提升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识别检验来看,企业ESG表现提升能够驱动企业加快绿色转型、赋能数字技术创新并降低财务操纵等问题,由此为主业业绩提升赋予了加速度。良好的外部市场化环境是企业ESG发挥效用的重要条件,并且这种改善具有较为典型的结构性优化效果。     

税收激励、ESG绩效与企业价值——基于内外部互动视角

增强ESG(Environment, Social and Governance,环境、社会和企业治理)绩效已成为提升企业价值的新方式,而内外部良性互动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使用2009—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探究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其与外部市场监管、内部财务冗余的互动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税收激励总体上能显著促进企业ESG绩效,经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考虑到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资本市场监管程度较高或企业财务冗余较丰富时,税收激励对企业ESG绩效的提升作用更强,其中市场监督与税收激励的互动效应尤为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税收激励政策对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更明显。经济后果研究表明,税收激励能进一步促进ESG绩效对企业价值提升的作用。     

风险投资与企业技术并购

技术并购是企业获取外部创新的重要渠道,本文基于2007至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通过手工收集企业技术并购事件数据,实证检验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参与能提升企业技术并购可能性。其中,高持股比例、私有性质和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研究还发现,风险投资在促进企业技术并购同时,对企业技术并购后的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保证技术并购后持续研发投入分别是风险投资促进企业技术并购决策和提高并购创新产出的重要机制。本研究从技术并购角度丰富了风险投资与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研究成果,对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行为——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识别的经验研究

以数字化转型为驱动，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赋能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微观机制。以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的数字化转型强度指标，实证分析了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创新水平，并且不仅体现在创新投入上还体现在创新的结果产出上。机制检验支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创新的信息质量渠道，但是经营杠杆渠道没有得到有效的数据分析支撑。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于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高科技型公司中更为显著，并且其效果随着公司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加而有所降低。以上结论带来的重要启示是，政府不仅应竭力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财税支持力度，努力降低企业面临的转型成本，激发数字化转型对于科技创新的推动力，同时还应秉持分类管理原则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给与不同分类指导和跟踪服务。     

共同富裕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与投资效率研究——以数字经济核心企业为例

以2016—2021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履行社会责任对数字经济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企业以“共同富裕”为策略进行社会履责能提升投资效率；降低代理成本是该提升效用的传导路径之一；进一步检验发现在数字经济企业受到外部更多关注时这种提升作用更显著。验证了“共建共享”发展理念对于数字经济企业履责的适用性，为促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理论建模与机制检验

“双碳”目标背景下，数字化与绿色化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首先，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框架，拓展了夏皮罗(Shapiro, 2018)提出的企业污染减排模型，区分了数字化影响制造业企业碳减排强度的技术进步效应和绿色创新效应，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其次，以2011—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基准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对制造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证实了数字化生产率提升和绿色创新两条机制的存在性。再次，异质性研究发现，区域层面东、中部地区数字化抑制了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提升，但在西部地区该抑制作用并不明显；行业层面数字化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减排的影响更深；进一步，绿色创新机制在东部地区、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群都显著存在，但生产率提升机制在分组回归中并未表现出来。研究结论为精准评估数字化的减排效应、统筹制定差异化的数字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政策提供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