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绿色消费模式的驱动机制与政策研究

文章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动机视角探讨了公众绿色消费模式的驱动机制,以及消费者创新性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公众的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均对其绿色消费态度和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相较于内部动机,外部动机对绿色消费态度和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的影响更大;绿色消费态度对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创新性在自我决定动机和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自我决定动机与绿色消费态度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农户新能源技术应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1 500户江西鄱阳湖经济区实地调查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农户新能源技术应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行为态度(环境态度、利他主义)、主观规范(社会规则、群体作用)、知觉行为控制(知识常识、技术能力)等三类六项潜在变量会对农户应用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同时,多数农户虽具有环保意识,但受经济条件、生活习惯、人文环境及知识技术储备等因素影响,对于新能源技术仍存在较低的应用意愿。因此,政府应致力于降低农户能源消费心理成本,提高其环保低碳心理意识,引导组织创造和谐共进、互利共赢的社会氛围,以推动农村新能源技术普及应用。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城市居民低碳消费意愿研究

研究城市居民低碳消费意愿问题对于减少碳排放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通过从价值感知、政策因素、外部环境、内在因素、个体特征等5个方面19个变量入手, 对福州市5个城区和大学城地区开展实地调查, 并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居民的低碳消费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居民对低碳消费持“愿意”态度的人数占比为64.7%, 对低碳消费价值感知的整体水平一般, 政策及外部环境的整体影响处于中等水平, 内在因素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自我价值感知”“成本节省价值感知”“强制性政策”“低碳产品价格”“消费观念”“认知能力”“性别”“年龄”等8个变量对低碳消费意愿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作用。因此, 建议应积极为促使低碳消费意愿转化为实际的低碳消费行为创造条件, 可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努力降低一系列低碳产品的价格, 应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地开展全员式的低碳消费理念普及教育活动, 并正确发挥强制性政策对低碳消费意愿的引导与调控作用。     

雄安新区原住民绿色低碳建设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87份原住民调查数据

从微观角度，在生态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公共物品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基础上构建原住民参与绿色低碳建设意愿的分析框架，利用雄安新区387份原住民调研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原住民参与新区绿色低碳建设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年龄、社会身份、教育支出、经济来源、生活方式、低碳认知、培训经历以及政策支持等因素对原住民参与绿色低碳建设的意愿具有显著影响，而原住民的性别、文化程度和收入情况等因素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应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完善新区低碳基础性保障系统、加大低碳宣传力度、加大职业培训及转移就业力度、加强金融支持等内容提高原住民在新区绿色低碳建设中的参与度。     

“双碳”视角下我国居民碳普惠:内涵、框架体系与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是我国基于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文章围绕居民碳普惠这一当前“双碳”背景下的热点研究问题,从居民碳普惠的概念、内涵、作用与意义三个视角分别展开分析,提出了对绿色支付、居民碳普惠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对居民碳普惠的框架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设计了居民碳普惠“一体两翼”的框架体系,并对我国居民碳普惠发展的五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政策建议。     

构建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的GICL治理体系

“双碳”目标下，我国倡导绿色消费，努力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消费转型成为一场极其深刻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现有广泛应用的治理策略大都强调消费者的个体能动性，政府、企业、媒体、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者努力引导，根本目的是通过改变消费者（如态度观念、消费习惯等）来改变消费行为，而忽略了消费决策是社会性、集体性的产物并且受到结构性的约束。GICL治理体系强调系统性和结构动力，旨在发挥政府、企业、科研机构、媒体、社会组织、消费者等多个主体的能动性，激活社会治理、社会创新、社会文化营造和社会生活方式构成的结构动力系统，通过促进绿色低碳消费从而推动整个系统高质量发展。“去中心化”的系统配置强调发挥多个主体能动性、多重实践协同，既不同于以消费者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也不同于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体系。该体系也具有较强的实证性和应用性，能够与现有的低碳消费治理思路和治理体系对话，促进我国低碳消费治理体系不断完善，有助于构建基于我国发展实践的低碳话语体系。     

低碳文化促进低碳生活方式形成的路径机制——基于大中城市低碳生活方式调查

由生态危机观、环境责任归因和低碳文化认同组成的低碳文化通过不同路径机制促进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形成。对全国40个大中城市的4107个居民的调查结果表明：（1）受访城市居民日常购买、使用和处置物品上具有一定的低碳化趋势，还会积极向他人宣传低碳理念。但是，如果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和金钱，受访者的低碳化选择会减少，对生态优先的发展政策多持有中立态度。（2）低碳文化既可通过文化信念和文化认同直接影响低碳生活方式，又可通过认同的中介作用产生间接影响。（3）低碳文化中的生态危机观、生态个人责任归因和低碳文化认同会促进低碳生活方式形成，而生态他人责任归因则会阻碍低碳生活方式的形成。因此，我们应构建低碳文化以促进低碳生活方式的形成。     

低碳消费及其基本路径选择探讨

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低碳消费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积极实现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的实质是统筹消费。实现低碳消费,应积极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提高消费素质,正确理解消费与国家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在营造低碳消费法律环境方面的主体主导作用,充分发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积极营造低碳消费的文化环境;在生活方式、居住方式、出行方式上大力倡导和实行低碳消费方式。     

新时代全方位推动形成低碳生活方式研究

低碳生活是实现“双碳”目标、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必然要求。包容性绿色发展跟踪调查组(IGDS)围绕低碳生活展开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大多数居民具有环境保护责任感,对低碳行为具有良好预期,愿意为低碳生活承担额外成本,吃穿住行用游等领域低碳生活实践取得显著效果,但低碳生活转型在认知和实践层面仍面临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为切实推动低碳生活方式,应加强针对性宣传教育,培育城乡居民低碳生活意识;向中低收入群体倾斜,注重低碳生活的市场化激励与精准性财政支持;立足吃穿住行用游低碳生活实践,以供给系统变革促进低碳生活方式;完善基础设施,为广泛形成低碳生活方式提供硬件保障。     

“双碳”目标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机理、路径及保障机制

“双碳”目标是国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必将持续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双碳”目标通过突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节能减碳内涵,倒逼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促使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协同减碳,促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全球潮流的机理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双碳”目标通过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促进消费结构低碳发展、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等路径,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要建立宣传教育机制、制度保障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协同转变机制等保障机制,确保“双碳”目标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路径顺利推进,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公众生态消费模式的促进机制与政策研究——以新能源汽车为例

在综合考虑内外部驱动机制的基础上,将生态消费成熟度划分为产品知识成熟度、责任意识成熟度和感知效力成熟度三个维度,结合技术接受模型,将消费者创新性作为技术接受模型与生态购买意愿的调节变量,从微观层面构建生态消费模式的促进机制模型,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以福州、厦门、泉州居民的生态消费行为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等工具,探究影响公众生态消费模式的深层次因素,结果显示,生态消费成熟度、感知有用性、感知风险和消费者创新性显著影响公众的新能源汽车购买意愿。     

双碳时代城市低碳消费模式与路径创新研究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消费领域的碳排放量也在增加,城市居民消费侧的能源消耗增速已逐渐超过了工业能源消耗,如何从城市家庭和居民个人微观层面降低碳排放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城市低碳消费模式旨在提升家庭对低碳生活的价值认知、加快新能源体系的构建、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双碳”目标下城市低碳消费模式的生成逻辑,提出基于政府、企业、消费者和社会组织的“3+1”城市低碳消费模式。围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个重大命题,全社会尤其是消费者需要在观念生成、行为示范、制度保障、技术创新、政策管理等方面积极探索低碳消费的路径创新,加快建立体现资源节约观、生态文明观、环境成本收益观的治理型城市家庭与居民低碳消费模式。     

居民低碳消费意愿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改变居民高碳排放的消费方式，引导居民实施低碳消费行为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本文从心理认知类因素、外部情境类因素、非理性因素和人口统计学因素四个方面对居民低碳消费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综述，分析了现有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并指出了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有助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方面的问题，为制定引导居民低碳消费行为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从而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     

社会情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以南昌市为例

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形成与社会情境息息相关,社会情境在引导和塑造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借鉴S-O-R理论,以感知价值为中介变量,建立社会情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影响的概念模型。基于所采集的南昌市309份有效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政府政策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规范影响不显著;自我价值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价值影响不显著;自我价值分别在政府政策和社会规范对城市居民垃圾分类参与意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城市居民绿色农产品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1年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的Probit模型分析了城市居民对绿色农产品的消费行为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城市居民绿色农产品消费显著地受到了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的正向影响;消费者受教育水平越高,实际绿色农产品消费的频数反而越低;年龄、绿色信息关注度、年龄*绿色信息关注度的交叉项对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程度对绿色农产品消费频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性别差异对市民绿色农产品消费影响不显著;城市居民消费者个人绿色农产品的认知水平、消费意愿与实际消费结果并不一致。提出应促进绿色农产品的适度规模生产、强化供应链管理、注重市场营销的目标选择与行销技巧等建议。     

网络消费现状与制约因素分析——以湖南为例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网络消费已成为湖南居民重要消费形式之一.网络消费发展在推动湖南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社会信息化等方面所起作用越来越大,但制约网络消费发展的瓶颈也日益凸显.分析湖南网络消费现状和发展趋势,探讨制约因素并提出对策与建议有重要意义.     

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关心与城镇居民绿色消费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环境关心对当前中国城镇居民绿色消费的影响,检验环境关心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绿色消费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环境关心都对城镇居民的绿色消费具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环境关心越强,其越倾向于选择绿色消费;并且,社会经济地位还通过环境关心这一间接路径正向作用于城镇居民绿色消费。因此,增强城镇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助于提高其环境关心水平,进而推动绿色消费。     

论绿色消费方式的形成

绿色消费是可持续发展的消费方式,它的形成对人类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主张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消费价值观,建立合理的财富分配秩序,调整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并依靠科技进步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来促进绿色消费的形成。     

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生态足迹分析——以长沙市为例

运用生态足迹理论,采用相关经济数据,计算和分析了1990—2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人均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过程,测算出相关因素对人均生态足迹变动的贡献份额。计算结果表明:1990—2010年长沙市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的人均生态足迹呈持续上升趋势,人均生态足迹由1990年的0.713 3hm2增至2010年的1.369 9hm2,不同土地类型的人均生态足迹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趋势具有不一致性。但自2007年以来人均生态足迹的增速有所减缓,这与居民生态消费模式密不可分。总体而言,技术进步一直是人均生态足迹下降的因素,经济增长、工业化是促使人均生态足迹提高的因素,且工业化水平对人均生态足迹的影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为缓解城市居民生活消费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促进"两型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应大力推行生态消费模式,以生态消费为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     

农业生产托管与农业绿色低碳转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推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农业领域“双碳”目标的主要抓手,在大国小农背景下实现农业绿色低碳转型,一直是我国农业政策目标的重要取向,发展农业生产托管这一新型农业生产方式有利于实现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农业生产托管可以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小农户绿色低碳生产方式)、规模效应(降低绿色低碳生产平均成本)、溢出效应(将绿色低碳技术导入农业生产)、反馈效应(服务组织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这四个路径推动小农户农业绿色低碳生产。当前实践中还存在托管成本上涨、环节零散、宣传滞后、信任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制约了农业生产托管绿色低碳效应发挥,需要从加大补贴力度、完善服务机制、重视政策宣传、加强信息服务等方面优化农业生产托管政策,加速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