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萨义德:从知识--权力到异文化表述

本文通过对异文化表述或再现问题的讨论来看萨义德与福柯思想之间的联系与断裂.主要分析萨义德在运用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的"理论旅行"过程中获得的洞见及堕入的方法论陷阱.尤其是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话语分析方式给萨义德的东方主义问题带来的矛盾和困境,从而对东方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萨义德在论证逻辑上的不足作进一步批评.     

中国红色文化的价值自信及其话语体系建构路径——基于对“东方主义”的审视和批判

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从西方话语体系的压迫、刻意塑造的“东西文化价值对立”、基于“自我意识”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三个方面将西方文化殖民的阴谋暴露于世,由此揭开了后殖民主义理论新的批判视角。无论是全球多元文化的现世交融还是当前国内外学界的普遍共识,都呼唤着“中心主义”的消解和“自我文化”的重建。中国红色文化从消解“他者”形象、驳斥“东西文化价值对立”和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三个方面审视和批判了“东方主义”的内在逻辑。从叙事逻辑、话语站位和传播载体三个方面着手构建新时代中国红色文化的话语体系,有利于突破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压制,从而坚定红色文化的价值自信,提升红色文化的生命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从东方主义到后东方主义——以中国传奇的西方重构为例

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话语建构是学界难题,后东方主义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作出阐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建构是一种叙事可能,然而,真理观与身份、视角之间的"悖论"以及从话语理论到话语霸权的"转变"使其陷入窘境。后东方主义力图从中拓立出另一种叙事可能;以代言政治衍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消费群体多元化的形成为主要特征的后东方主义叙事语境加深了好莱坞的叙事焦虑,为中国传奇重构提供了契机。中国人逐渐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这一过程将伴随东方主义叙事的解构与后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开启。     

精英主义话语的出现及其对"西方"的想象

萨义德的“后殖民理论”通过对西方“殖民话语”的分析 ,揭示了殖民霸权 (政治 )与知识生产 (文化 )之间的相互巩固的关系。它再次证明福科的一种观点 :某种貌似客观、自明的知识 ,实则是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民族认同策略”是西方帝国主义进入全球化的标志 ,它具有一种双刃剑的性质 ,它既有西方利用“他者”来确证自身 ,将东西方民族差异绝对化 ,为西方的殖民扩张、文化渗透提供合理性论证的一面 ;同时又成为东方反抗西方政治、文化霸权的理论武器 ,刺激、唤醒了东方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 ,推动了东方民族走向独立、自强的现代化之…     

从启蒙、权力语看"隐蔽的教育家"福柯

福柯对法理-政治权力论、权力压抑论、权力-知识对立说等传统权力理论进行了批判。福柯的权力话语具有非本源性和生产性、外在性和空间性、不连续和多样性等特色。福柯对对启蒙时代以来的启蒙话语进行了解构,他的启蒙话语具有批判性和创造性的重要特征。福柯关于规训技术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福柯的权力话语、启蒙话语、规训技术等论述蕴含了丰富的反思性、原创性教育思想,福柯是一位隐蔽的教育家。     

文明之野蛮:东方主义信条中的中国形象

本文讨论西方现代性想象中中国形象的野蛮东方化问题:一、西方现代性在东方与西方、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中构筑中国的野蛮的东方帝国形象,使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认同的“他者”;二、该形象生成于启蒙运动晚期到帝国主义时代,中国形象被东方主义纳入“野蛮东方”的话语体系,表现出所谓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东方性”;三、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其中知识与权力的共谋机制耐人寻味也令人生畏;四、中华帝国的野蛮东方形象富于话语活力,从帝国主义到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谱系不断,反思与批判这种想象的文化-意识形态,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与启蒙哲学本源。     

异国情调的“东方想象”——析博尔赫斯小说的东方主义话语

作为一种叙事方式,博尔赫斯小说中的“东方想象”承载了异国情调的符码,其鲜明特征是:用东方主义的话语,讲述和编织以西方世界为视点的故事,将西方中心主义内化于东方式的话语表达机制中;在对“东方”的想象与改写中,作者习惯于用人类学家或种族志学者的视角去看待异质文化,流露出“欧化”知识精英的优越感.博氏的这种东方主义话语具体呈现为三种话语策略:历史虚构、镜式书写、启蒙范式.     

"东方主义"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

“权力话语方式”是萨义德所称的“东方主义”的含义之一。后冷战时期美国的“中国威胁论”——一个作为整体的有关“中国威胁”的理论和“话语体系”,是长久以来美国的“东方主义”的一部分。敌对的“二元对立式的”世界观和对至上权力的追求从深层次解释了后冷战时代美国出现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原因     

特约评论人语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沃尔夫冈·顾彬教授,是最早将"东方主义"理论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学者之一.然而,当萨义德及其<东方主义>一书大行其道,为东方学者所广泛援引的时候,顾彬教授却拿出了一篇论点不同的文章,要对东方人的所谓"东方主义"理论加以重新反省.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话语”概念与“东方学”理论的关联及启示

"东方学"理论开启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新篇章,为我们解读西方文化传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作为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萨义德的基本思想直接得益于福柯,特别是经由福柯发展之后的话语概念。本文拟从话语的角度来研究东方学理论,详细考察二者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分析这种关系为我们带来的启示和意义。     

布尔乔亚市民社会的新型权力装置——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评述

福柯认为,从19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科学话语为构形本质的真理话语建构了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界线。这是一种可以杀人的真理刀。这个新型权力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管理学"的东西,福柯把它叫做"治理的艺术",治理就是新型的积极权力。以知识为装置的规训开始在全社会布展开来。权力的规训技术,在最微细的层面上开始控制人的肉体和灵魂。     

西方后殖民批评中的多重“他者”

"他者"在西方后殖民批评中经历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在《东方学》中,萨义德主要考察的是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东方他者经历了一个由异到弱的过程,侧重强调东方"他者"的从属性、边缘性及其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倡导东西方在人文主义的指引下尊重彼此的差异性。斯皮瓦克运用解构策略,对西方学术话语和帝国主义制造"他者"的合谋作了更为深广的分析,并引入女性视角,突显前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女性作为沉默"他者"的历史和现状,丰富了单纯的东方"他者"的概念。霍米·巴巴则将主体与他者、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阐释为一种双向的矛盾复杂的关系,同时提出少数群体问题,将少数群体看作不断衍生的"他者"。从"他者"一词的变化可以看出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脉络:由东西方文化交流问题转向对社会内部多种问题的思考,由"外部"到"内部",由单一到多元。     

在他者的意象关联性中重新建构主体性中国形象（上）——世界秩序原理的批判性解读：关于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

本文的研究指出,《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以其“新拓扑历史主义”的视角和话语理论,而成为中国学术界前反思性阶段即仅仅消费、搬运后现代学术阶段的结束而进入反思性阶段的标志性著作。作者周宁以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出色的知识系谱化能力,有效地回答了“中国”和“中国形象”的问题在西方现代性以及东方主义话语谱系中是如何形成和被建构起来的问题,     

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赛义德对东方学的另一种解构

解构东方学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赛义德不仅批判了西方人对东方的“东方化”,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东方人对“自身的东方化”,本文认为,赛义德视域中的“东方对自身的东方化”主要体现在东方人自身观念中的“西化”意识以及为了对付东方学所炮制出的”西方学”中。本文结合德里克提出的“东方人的东方主义”,对赛义德的“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这一命题进行了较详尽地阐述。     

评汉学主义

后殖民主义没有涉及到中国,汉学主义试图弥补这一空白。汉学主义对后殖民主义进了修正和补充,它不是简单地将汉学主义处理为一种殖民侵略以至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深入到了文化无意识的层面,并且认为中国人自身参与了汉学主义的建构过程。就此而言,汉学主义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不过,问题也不少。如在汉学主义构建中,中国人只是以自我殖民化的方式参与其中,却没有涉及中国人挪用西方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情形。这就是说,汉学主义看起来批判了萨义德,但事实上复制了萨义德,而对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有关被殖民者发声及东西方主体间性关系的探讨完全没有注意。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米歇尔·福柯“话语分析”方法对主体理性主义的解构

“话语分析”是福柯语言哲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在对话语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福柯深入到各个历史时期的话语实践之中,分析知识与真理在权力话语中的建构过程。具体来说,福柯以话语实践的知识谱系建构来解构理性主义对非理性主义的压制,并在知识谱系建构中解构主体叙事结构。福柯的主体理性主义解构在消解主体—客体二元对立、重构人的完整性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与此同时,福柯的话语分析也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他虽然反对宏大叙事所追求的永恒规律,却在论述权力关系结构对主体性建构的过程中也承认其叙事结构中的规律,这恰恰是福柯思想中的矛盾之处。     

论汤亭亭《女勇士》的自我东方化

东方主义作为西方对东方的霸权话语除了出现在西方作家的作品中外,也渗透到了不少身处西方的华裔作家作品中.在西方东方化的同时,由于历史、学术和个人原因,东方也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汤亭亭利用自己的双重文化背景,选取中国题材,采用传记体形式向西方世界反复言说和确证东方主义,成为自我东方化的典型代表.其<女勇士>以表现中国生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里存在的拼贴、扭曲甚至颠覆来实现自我东方化,以迎合东方主义话语中中国文化的淫欲、专制、落后、神经错乱等并不符合实情的特点.     

西方人对东方艺术“理念”与“精神”的美学价值判断

西方人对于东方艺术,经历了从无视到偏见、再到正视并试图确认其独特价值的嬗变过程。黑格尔《美学》最早将东方艺术纳入视野,但因材料不足,并戴着他所界定的“理念”即“绝对精神”的有色眼镜,而不免充满偏见。20世纪初美国人芬诺洛萨研究东亚艺术并开始阐发东方艺术中独特的“理念”。1930年代英国人比尼恩在《亚洲艺术中的人的精神》中确认东方艺术中的“人的精神”,肯定其独特价值。20世纪中期美国人托马斯·芒罗的《东方美学》以“超自然主义”的“精神价值”来指认东方美学。总之,黑格尔以降的一百多年来,西方人对东方艺术与美学的认识与研究相当有限,而且主要是从“理念”或“精神”的层面来做出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