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困供养服务的现状与问题——基于江苏省的实证研究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健康,特困人员供养制度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完善的具备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致力于提供特殊困难人群的生存及健康保障。近年来,我国特困供养服务保障有了重要的进展,但城乡之间、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之间的保障差距依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文章用定性访谈与问卷调查方法,通过对江苏省特困供养政策和实践的调查分析,了解特困供养制度的运行状况、成效与问题,并借鉴国际上特困及弱势群体救助制度和实施的经验,为我国特困供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提供参考。     

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回顾和评述

1956年我国建立了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一直到2006年新《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颁布,总体上经历了集体保障和国家保障两个阶段的制度变迁。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是政策运行最为连贯、效果最为显著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之一。对农村五保供养制度进行了回顾和评述,并提出若干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我国农村"五保"老人供养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农村“五保”老人供养在税费改革后由于五保融资层次较低,农村社区建设和供养制度改革滞后等原因,致使“五保”老人供养应保未保率上升、五保内容不全、供养标准下降。因此强化政府责任,提高融资层次,完善相应制度,加强社区服务就成为摆脱困境的关键。     

农村五保供养变迁的制度嵌入性分析

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视角分析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的机理和过程后认为,制度环境是影响、促进五保供养制度运作与变迁的主导性变量。具体而言,中国农村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与社会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在农村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上的价值取向是五保供养制度所嵌入的最重要的制度环境,这一制度环境也是影响五保制度变迁的最关键变量。随着五保供养所嵌入的制度环境的不断变迁,五保供养制度也实现了从社区救助向国家救助的历史性转变。     

新发展阶段农民农村迈向共同富裕的困境、案例分析及实践启示

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共同富裕,新发展阶段的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乡村兴则国家兴,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薄弱环节和难点问问题,乡村的相对贫困、空心化、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成为阻碍农民农村迈向共同富裕的现实困境。研究选取3个不同发展类型的东西部乡村案例,梳理总结了案例地迈向共同富裕的规律性经验和实践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以农民利益为核心是农民农村迈向共同富裕的核心内容,乡村精英是农民农村迈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组织动员力量,乡村的新内源性发展是农民农村迈进共同富裕的有效发展模式,绿水青山生态资源是农民农村迈进共同富裕的宝贵财富,而活化利用文化资源也为农民农村迈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发展的新思路,研究阐释了3个不同类型乡村在共同富裕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和发展模式,以期更好地指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低收入人口综合帮扶机制建构

从绝对贫困治理到低收入人口帮扶,是我国贫困治理范式转变的重要体现,也是迈向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低收入人口帮扶经历了以解决温饱问题为目标的摸索阶段、以综合扶贫开发为手段的起步阶段、以脱贫攻坚战略为主导的攻坚阶段和以综合帮扶机制为核心的常态化阶段。当前农村低收入人口帮扶存在以下阶段性偏差：帮扶主体的目的区隔暴露“出工不出力”现象,帮扶制度的悬浮存在导致协同合作机制尚未形成,帮扶资源的体系约束造成“内卷化”困境,帮扶思维的潜在误区衍生“运动式治理”倾向。应立足党政主导、市场助力、社会参与和主体归位的系统化格局,完善多元协同、推动技术融合、明确职责分工和加强效果评估,建构我国低收入人口综合帮扶机制,助推农村低收入人口长效稳定增收,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基础。     

完善农村五保供养法律制度的思考

农村五保供养是我国社会救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考查我国农村五保供养法律制度的起源和发展,着重分析农村五保供养从政策性规定到法律规范的演变过程,指出目前我国农村五保供养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建立和完善五保供养法律体系、界定五保对象、保证五保经费等若干完善我国五保法律制度的建议。     

互塑协同：集体产权改革与公共服务供给

集体产权改革与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互塑协同既是我国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客观要求,又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基础。共同富裕目标视域下,集体产权改革与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间的耦合和协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集体产权改革资本化、股份化的推进,重塑了公共服务供给格局。政经分离的滞后、股权设置的弊端以及外来主体的挤压等困境,阻碍“互塑”机制发挥协同作用。研究表明：集体产权改革是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为此,应构建以主体责任协同、发展要素协同、价值协同为内涵的互塑协同机制,即以监督性责任共担实现高效能治理,以内部资源整合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多元主体协作创造高品质生活。     

五保供养制度的演进历程、属性梳理与出路设想

五保供养制度的建立、发展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发展密切相关。五保供养制度救助对象的特殊性、属性的复杂性及演变过程的规律性决定了五保供养制度未来的出路应该是:顺应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城乡一体化、"去人群"化的发展趋势和制度目标,以保障需求为基础,按种类和层次对五保供养制度的内容进行"横向划分、纵向分类",分拆五保供养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整合社会保障体系及衔接其他相关制度。     

资源赋权、村社再造与乡村共同富裕——基于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经验诠释

乡村共同富裕是新时代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资源赋权-村社再造”的分析框架,对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解构发现：资源赋权与村社组织再造合塑了乡村共同富裕的资源基础与主体能动性,其中,国家资源的嵌入性赋权以项目、精英、制度等资源理性嵌入性赋权的方式形塑了村社组织的政治统合机制,再造了村社组织促进乡村共同富裕的组织轴心,有利于促进乡村多元主体的利益协调与分配正义;乡土资源的内生性赋权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与乡土空间内部的文化网络等赋权方式聚合了村社组织的社会动员机制,重构了村社组织与乡土社会之间的利益、文化维度的关联网络,激活了村社成员参与乡村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市场资源的发展性赋权借由资本与人才赋权方式缔造了村社组织的经营村庄机制,在村企共建与联动式发展的过程中撬动了乡村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动能。因此,乡村共同富裕既需要国家、乡土社会与市场的协同参与和有效赋权,也需要建构以村社组织为本位、以农民为主体、以乡村公共利益为旨归的发展模式。     

中国农村老年人经济供养方式的现状与前瞻

“家庭养老”是当前我国农村经济供养方式的主要形式,而社会养老则是农村老年人经济供养方式的补充形式,养老的内容包括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顾和精神上慰藉三个方面。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和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传统的养老方式遇到了愈来愈严重的困难和挑战,未来中国农村将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体,社会救助、社会照顾和社会福利服务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使老年人过上健康、幸福、长寿的生活。      

浅析我国农村乡村互助型社区建设的机制创新

农村社会养老、安残、救济特殊困难户是政府职责，也是农村集体和村民的共同责任，现阶段我国农村五保供养的形式有利有弊，集体供养需要社会互助，建立用社会自助互助补偿社会救助，帮助五保老人回归社会、联谊社区，是民政部门政策配套要做的工作，开展我国农村社会互助需要理念创新。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变迁研究

从历史制度主义的理论视域看,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结构受到宏观历史情境、变量及其他政策序列、行为主体博弈互动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同时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的历史变迁具有路径依赖和渐进转型的特性,存在关键节点并呈现为断裂平衡的过程。我国农村五保供养应打破"历史否决点"并适应新的制度环境,不断推动制度的创新。     

辽代佛教供养行为考论

在辽代佛教信徒的信仰活动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供养行为。钩沉辽代考古实物资料和石刻文字资料发现,辽代佛教信徒所供养的对象为“佛”（诸佛造像、佛塔舍利）、“法”（各类佛经）、“僧”所谓之“三宝”;施供之物品种类繁多,但以香花灯烛及衣食等为主;供养人的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分布于辽代社会各个阶层;供养模式,多为夫妻与子女等“合家”供养,亦有邑社众人集体供养者;供养人为表示对佛的虔诚,往往还绘、刻自己的形象,置于被供养对象侧旁;供养行为的终极目的,或为赎罪灭苦,或为祈福消灾。     

“集体供养”:集体产权改革后的农村养老新次生模式——兼论农村传统养老模式

在传统伦理价值沦陷的村庄,基于"反馈"理念下的家庭养老模式遭遇了变故,老年人只能开启"自养模式"。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上丧失了竞争优势,老年人只能依靠在家耕种土地维持基本生存,实现个体养老。与内陆集体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村不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由于集体经济发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用集体经济收益展开以村、组两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的养老供给机制。通过以村集体为单位为老年人购买养老保险,提供股份分红以及开展各项福利性活动,形成了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农村"集体供养老人"的新次生模式。然而,研究发现,"集体供养"模式也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因过度依赖村集体,家庭成员的养老意识明显下降;因集体股面临被取消,集体组织养老负荷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农村养老问题的解决应同时重视发挥村集体和家庭的双重作用,要让老年人既能感受到村社集体的温暖,也能够享受家庭带来的天伦之乐。     

重塑内生发展模式：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与现实选择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土文化是推动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根基,但文化发展也是乡村发展的弱项。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塑造“人”,乡土文化的多元功能属性与人的全面发展高度契合,可以通过构建“乡土文化+人”联动框架,剖析乡土文化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然而,乡土文化赋能面临着人口、文化等方面的难题,为充分发挥乡土文化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需在增强农民主体地位、促进城乡文化协同发展、优化乡土文化再生环境等方面下功夫,重塑乡村社会内生发展模式。     

协同治理视域下东西部劳务协作研究

劳务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普通务工“零散、自发、盲目、单一”不同,东西部劳务协作是以“政府主导、政策引导、市场参与、社会支持”为模式的一种务工形式,是一种有组织、有规模、有市场的务工对接,在我国不同减贫治理阶段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协同治理视角来看,我国东西部劳务协作呈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协同、东西部地区的合力推动、东西部劳务公司的组织输出和稳岗就业政策的正向激励等实践逻辑,在共同富裕阶段需通过探索新型就业服务模式、优化劳动力市场空间、提高稳岗就业成效、促进劳动力双向流动等举措来加以优化。     

控制财政供养人员规模 减轻政府财政支出负担

我国目前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庞大,财政负担沉重,一方面财力保障困难,另一方面引发诸多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和增长情况的概览,分析和阐述了财政供养人员规模过大的成因与负面效应,提出了控制财政供养人员规模、减轻财政负担的建议对策。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与范式创新

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是城市与乡村内部结构、组织功能与相互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需要多主体、跨区域的协同治理。基于SFIC协同治理模型对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的协同治理基础与过程展开研究后发现,现阶段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需要从分级领导协商、社会力量动员、信息融合共享、快速响应协作与成本责任共担方面做好机制构建。未来,长三角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协同治理范式创新要迈向“统合型包容”,但统合型包容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持续性过程,仍要立足于长三角城乡融合协同治理全过程与共同富裕发展新需要,从主体统合、任务统合、资源统合与技术统合等四个层面以应对不确定性风险发生。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共同富裕的历史演进及其前景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同富裕作为理想愿景,服务于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社会各阶级参与革命斗争、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根本社会条件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共同富裕作为话语引领动员人民广泛参与集体化、合作化事业,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根本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共同富裕的理论化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发展。新时代,共同富裕从理论蓝图转化为战略目标,旨在解决现代化成果何以为全体人民共享的难题。纵观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共同富裕的历史演进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样态,根据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发挥特定的功能作用,其内涵向度不断得以深化拓展,始终以中国共产党为探索主体。新发展阶段,要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强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