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环境治理动力机制研究——环境分权抑或环保立法

生态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为治理污染，我国政府制定诸多环境政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总体布局，这表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也显示出我国环境治理的严峻性。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其赋予环境的消费非竞争性和收益非排他性，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偏好，以上特征使得政府在治理环境过程时权责不清、环境治理缺乏动力的现象频繁发生，增加环境治理的困难。环境分权、环保立法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能否在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方面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力，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文章探究环境分权和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并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三角27个中心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9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等验证文章研究结果，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分权激励政府进行环境治理，有效降低长三角环境污染水平，并对环境污染滞后三期发现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滞后作用，其影响具有长效性；相较于环境分权而言，环保立法对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污染的作用较为微弱，并通过动态效应检验、增加控制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角度进行检验，使结果更为可靠；值得注意的是，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政策组合的环境污染治理动力更为显著，两种政策组合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高于两者单独的政策影响。因此，文章从建立区域环境协调治理联动、强化法治建设、激励各主体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环境治理政策建议，持续发挥环境分权在长期治理污染的作用，完善区域环保立法标准体系，强化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的合作治理互动效应，增强环境治理动力。文章从市级层面视角分析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动力机制，并通过实证进行一系列检验，丰富市级层面环境治理研究，并通过多角度稳健性检验验证环境分权与环保立法对环境治理的影响，为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反思环保法庭制度化发展之正当性

由于案件受理数量过少,基于“审判专业性”和“审判统一性”的论证结果表明环保法庭的设立多流于形式,制度化发展欠缺正当性基础.并且,从经济学视角看,与其他环境规制手段(包括环境行政)相比,环境司法的制度效率较低,治理优势并不明显.由于司法资源有限,司法制度对环境司法需求具有客观而必要的抑制作用.依据公共选择理论,除环境治理需求,环保法庭制度化发展的实际推动力源自法院内部治理、回应司法改革政策等自身利益诉求.在环境司法改革朝向更加精细和纵深方向发展之际,对前述问题的清醒认识是避免司法能动变盲动的重要理念性前提.     

环境审判专门化的分析与展望——以我国环保法庭模式为切入点

由于环境案件在法律上和技术上的特殊性,环境审判专门化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就我国现实状况而言,环境纠纷与日俱增但诉讼极少且无力救济公民权利,审判机制受到多方因素影响而无法正确审理案件。为了应对环境审判的紧迫形势,我国采取环保法庭的专门化审判模式进行试点,不仅具有法律上的依据,而且体现出诸多的优越性。但作为一种新生的审判机制,环保法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亟待完善。当然,环保法庭并不是司法推动环保事业的唯一方式,深入探索设立环保法院或者利用现有专门法院等有益途径,可以进一步实现环境审判专门化的目标。     

开发区设立与企业污染减排

基于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跨库匹配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开发区设立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开发区通过政策效应和集聚效应显著降低了区内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通过探究企业污染减排的内在机制,发现企业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实现污染治理,设立开发区后企业的能源利用效率、污染处理能力及研发水平都得到显著提高。此外,设立开发区能够促进区内企业加快绿色转型,区内环保企业数量大幅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大规模城市的环境治理成效更为明显;高技术行业和国有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开发区整顿清理后环境治理效应得到进一步提升;但相比省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并未体现出更好的减排效果。     

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企业环保投资？

区别于以往以“督企”为特征的环保政策,以“督政”为核心的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致力于纠正常规环境治理机制下的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持续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以环境处罚力度提升为代表的合规效应是中央环保督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主要机制,而以政府环保补助为代表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在低行业竞争及督察“回头看”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能够有效缓解以往环境治理中的“政企合谋”问题。因此,在未来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加强环境政策执行监督,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常态化。     

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治理效应——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检验

作为中央环保督察的一项重要类型，专项督察在我国环境治理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探究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效果较为明显，能够有效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中央环保专项督察的效果具有一定的持续性，在督察结束后仍保持显著的正向效应；严厉高效的压力传导机制与透明及时的信息公开机制是中央环保专项督察推动地方政府落实整改的重要因素。     

东道国金融生态、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基于金融生态学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采用2006—2018年国别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对中国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显著的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海外并购不仅受到东道国自身金融生态状况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国家金融生态的溢出影响。其中,东道国金融深度和金融规模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同时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道国金融效率和金融监管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息搜寻水平等机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基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开放水平和“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的差异性存在异质性影响。拓展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成功率同样具有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经验参考。     

中央环保督察何以赋能地方绿色治理——一项多案例研究

作为一种纵向干预机制,中央环保督察已经成为推动地方绿色治理的关键力量。然而,对于中央环保督察如何赋能地方绿色治理,目前学界尚未有清晰的解释。本文将赋能视为一种行动能力的建构过程,并从权威、资源和话语正当性三个维度建立起中央环保督察赋能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三个典型督察整改案例的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可以通过三种路径赋能地方治理的绿色转型：一是以党政责任的重构延展环境治理中的正式权威;二是以政策注意力的再分配实现治理资源的整合;三是以策略性的沟通与传播实践建构话语正当性。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凸显了党的领导在环境治理转型中的关键角色,也有力地激活了社会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愿,最终将有助于推动“大环保”治理格局的形成。因而,中央环保督察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运动式治理”,而是对传统环境治理体系的制度化重构。深入挖掘环保督察赋能下的地方整改实践,将有助于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发展转型方案。     

中国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环保补助与生命周期的视角

环境污染是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主动进行环保投资的意愿不高。如何引导和激励企业进行环保投资是环境治理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2008—2020年制造业上市A股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以及环保补助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进行环保投资具有显著的减税效应，且资本性环保投资相较于费用性环保投资具有更显著的减税效应；环保补助会削弱企业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基于生命周期的分析表明，环保投资的减税效应和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在处于成长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提高媒体关注度有助于发挥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但企业现金流较为短缺会限制环保补助的削弱作用。研究证实了环保投资的隐性激励机制，揭示了显、隐性激励机制之间的关系，为企业今后更好地利用政府环保补助、强化环境责任和环保投资理念提供了方向，也为减税降费背景下环保投资激励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参考。     

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董事会治理机制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09—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以及董事会治理机制对二者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会损害企业的并购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分离、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自信心理对并购绩效产生的负向影响,而董事会独立性并不能产生这种抑制效应.文章的结论拓宽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研究边界,丰富了董事会治理机制及其对并购绩效影响的相关文献,为我国企业并购决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研究

产业链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是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关键所在。以2007-2021年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产业链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存在同群效应,并且该结论在进行了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基于信息传递的学习与协同效应及竞争争胜效应。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产业链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主要是由下游的客户拉动。外部稳定的经济政策环境是促进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同群效应的重要情景因素。当企业处于成长期、企业高管绿色环保认知水平较高时,产业链中绿色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为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链绿色技术创新联动以及政府补链、强链、延链提供参考。     

动员式环境治理何以有效?——基于中央环保约谈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动员式环境治理高度依赖层级官僚体系的动员响应和政策遵从,其有效性取决于地方主责官员所面临的复杂治理情境、纷繁条件约束及其相适做出的策略性环保行动。本文以中央环保约谈为案例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索动员式机制达成有效环境治理的影响要素及其多重并发下的复杂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主责官员更迭能够震断政企合谋联结、打破裙带共谋关系,有利于地方政府积极响应动员、施行严格环境管制,但实践中需要注意官员更迭影响动员的时效性特征;常规环保监管机制能够承接起中央动员力量“退场”后的施压主体角色,并通过进一步的政策转换和次级官员动员持续推动压力变现,因此,动员式环境治理的施行不能脱离常规性环保监管机制建设过程,要实现科层治理之制度化、规范化与动员治理之有效性、灵活性之间的平衡与嵌构;多元参与下的协同共治是动员式机制实现有效环境治理的重要条件,动员式环境治理要以舆论压力和社会参与为保障条件。     

风险投资与企业技术并购

技术并购是企业获取外部创新的重要渠道,本文基于2007至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通过手工收集企业技术并购事件数据,实证检验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并购的影响。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参与能提升企业技术并购可能性。其中,高持股比例、私有性质和联合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研究还发现,风险投资在促进企业技术并购同时,对企业技术并购后的创新绩效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机制检验发现,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保证技术并购后持续研发投入分别是风险投资促进企业技术并购决策和提高并购创新产出的重要机制。本研究从技术并购角度丰富了风险投资与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研究成果,对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环保投资、环境技术与环保产业发展——来自环保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保投资一方面通过“需求效应”派生出对环保产品和环保服务的需求, 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技术效应”改进环境技术, 进而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利用2003-2010年环保类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 检验了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目前环保投资主要通过需求效应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技术效应暂时仍未显现。因此, 一方面应该看到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应该积极调整环保投资结构, 促进环保投资“技术效应”的有效发挥。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能否促进环境治理?——基于120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已有多年政策探索，但其对环境治理产生的实际效应仍有待实证考察。借助第三方机构发布的政府环境信息透明度数据，对120个重点城市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在总体上显示出对环境治理的正向净效应；不过，治理效果在不同污染物间存在差别，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控制PM2.5浓度与工业废水排放，但对固体废物治理的作用尚不显著。分析指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倒逼效应已占主导，但固废污染的信息公开和治理力度有待加强，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相互配合的环境治理综合施策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研究

中国建设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措施.界定了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内涵和内容,分析了现有治理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措施.研究认为,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是在党的领导下,遵循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系统运行规律,坚持政府、企业、社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坚持绿色发展文化理念,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法治为保障,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社会等手段建立全面保护生态环境系统、实现共享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中国具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的良好基础,但仍存在治理体制改革顶层设计滞后、法律法规不健全、生态环境监督监测和执行力度软、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不够、社会公众参与度不足等问题.提出构建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深化环境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强化绿色低碳发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建设;发展绿色金融,推进重点领域和企业绿色化改造;同时,不断丰富治理指标体系,强化环境监测监管(环保督查),增强全社会生态环保意识,提高公众参与能力.     

多制度环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困境:产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着执行偏差以及污染反复出现等问题，要求对环境治理的多主体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多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关注复杂制度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我国环境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分别遵循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效用逻辑，不同行为逻辑和动机容易产生逻辑冲突或不协调，不利于形成环境治理合力。对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在中央政府层面，实现由“运动式”环保督察向常态化督察的转变，建立环保督察的社会化参与体系；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升环保绩效的重要性，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努力指数；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企业环保“红黑榜”，激发企业绿色生产的潜力；在社会公众层面，加强环保宣教，维护公众的环保参与权利。     

内部控制、市场化程度与企业环保投资

基于2012—2018年我国沪深主板上市公司披露数据,探讨企业内部控制对环保投资规模的具体效应,并检验不同省域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内部控制与环保投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环保投资正相关;省域市场化程度会显著促进内部控制有效性与企业环保投资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上市企业而言,其所在省域市场化程度会显著增强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企业环保投资规模的正相关关系。文章验证了内部控制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作用,丰富了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环境治理能力提供了有益探索。     

地区空气污染的“压力”与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基于城市PM2.5和公司并购的实证发现

地区空气污染会影响域内各类市场主体行为,包括微观企业决策。碳达峰、碳中和的提出要求各地加强空气污染治理,推动企业绿色转型,而绿色并购是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方式。利用2013—2018年我国A股上市的污染企业发起的并购为样本,并手动搜集整理确定绿色并购样本,实证研究地区空气污染对域内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空气污染加剧会提升域内污染企业绿色并购的意愿。在此基础上,通过并购前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社会责任承担变化,研究发现地区空气污染加剧下的企业绿色转型并非源于自主绿色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更多是外部“压力”下的“工具主义”行为。从影响路径来看,地区空气污染引致的压力会通过行业竞争和融资约束这两个途径影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动力”。最后,异质性检验发现在市场化程度高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地区空气污染加剧对企业绿色并购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环保R&D投入是如何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

R&D投入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及保障,基于基础性、创新成果转化及投入主体影响机制,阐述环保R&D投入如何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实证分析中央、地方及企业环保R&D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央环保R&D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短期效应显著,地方环保R&D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长期效应显著,企业环保R&D投入始终是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力量。应通过加大中央和地方环保R&D投入、拓展企业环保R&D投入的融资渠道、妥善处理政府与企业环保R&D投入的关系及加强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来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