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家族小说叙事及其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的重塑

福克纳家族小说叙事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对传统家族叙事的革新性,并从内容到形式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的家族小说创作。从母题形态、时间观念、空间布局、叙事方式等方面探讨中国作家对福克纳的接受、过滤和重塑,考察中国儒教文化家族叙事和美国基督教文化家族叙事之间的交往互动和内在差异,剖析各自的精神价值诉求和文化传统底蕴。     

论先锋派家族历史小说的审美创新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派家族历史小说,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依据历史文献资料对历史的宏大叙事,它不再重视家族历史的真实背景,而是借助于模糊而又生动的家族历史隐喻,自由发挥,任性创造,力图从虚构创造的历史讲述中,揭示历史的存在状态和人在历史空间中相互倾轧厮拼的生存状态。从叙事方式、主题意蕴等方面,探求家族历史小说的审美特征,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兄弟关系在思想与文化的选择中变迁——论民族国家建构与中国现代家族小说的人伦底蕴

民族国家建构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制约着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也影响着现代家族人伦关系，包括兄弟关系。现代家族小说作者通过对兄弟关系的书写，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思想交锋和道路选择，为历史留下了文学的记录。     

英雄·草原·女性——解读邓一光家族小说叙事话语

家族小说是著名蒙古族作家邓一光的主要文学创作成就所在.就叙事话语而言,邓一光家族小说将战争年代的英雄主义与蒙古草原文化想象,以及女性命运的生存观照融为一体,建构了父系家族的英雄神话与母系家族的女神神话,并表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识、民族意识与生存意识,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流文化小说中独树一帜.     

论封闭空间的中国家族小说的叙事因素

通过对封闭空间的家族小说的界定和分析封闭空间家族小说的叙事因素,来探讨封闭空间的家族小说的体裁特点。     

家族审美"最后"现象的思考

对家族历史生活的描述和家族文化的反思一直是20世纪小说创作的热点内容.但自1996年以来,家族小说的创作呈现出相对停滞的状态.针对家族历史小说审美中的"最后"现象,将家族小说分为现实主义史诗建构型和先锋主义历史解构型两种叙事类型,论述"最后"现象与"审父"意识的关系,探讨两种类型创作搁浅的原因,并展望其跨世纪的创作走向.     

当代德国家族小说发展趋势探微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世纪之交,德国文坛罕见地涌现出大批家族小说.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体裁,家族小说在德国又重新焕发生机,其原因在于它与历史反思结合在一起,成为回忆文学的表现形式.由于回忆主体的不同,回忆文学形式的家族小说主要分为三类:反思二战历史的家族小说、德语犹太家族小说和表现移民生活的家族小说.家族小说已经成为当代德语文学中一种新的叙述模式,而这种叙事模式建立的背后不仅蕴涵着文学体裁的渐变,也反映了社会形势和学术思潮的变化.     

现代家族小说叙事的话语解码

家族小说的叙事话语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密码。家族小说的叙事机制和主题建构相当程度上与文本话语系统的参与密切相关。参与家族文本叙述的话语模式主要有西式话语、政治话语和古典家族话语。现代家族故事就是一场话语之争,是西式话语、政治话语解构古典家族话语的历史事件。     

论20世纪80年代家族小说的叙事时空

20世纪80年代的家族小说建构了三种不同的叙事时空,小说《红高粱家族》在对现实的家族时空与历史中红高粱世界的对比中弘扬了一种反叛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家族精神。《古船》将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相交织,在对现实改革的叙述中突出家族文化的重负,在对历史的书写中昭示出家族观念在革命中的阴魂不散。而在苏童的家族史叙事中,历史年代与历史意义之间失去惯常的逻辑联系,叙事空间不具有传统家族空间的文化内涵,成为一个虚构的空间场所。作家在创造新的时空形式的同时,也解构和颠覆了家族时空叙事的传统。     

论哲学的体系性

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一种反对建立体系和宏大叙事的倾向。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体系,而在于是否有思想。思想一定是有体系的,因为思想是一个整体;没有体系的所谓思想只能是胡言乱语。体系仅仅是一种形式的东西,采取怎样的形式,取决于哲学家本人的癖好。因此可以看到,即使那些反对体系的人,其思想也是有体系的。同样,宏大叙事本来是宏大意识的一种表现,即宏大叙述表现的是宏大思想,没有宏大思想的宏大叙述只能是空架子。宏大的宇宙意识本来是哲学的应有之物,而现代哲学丧失了这一意识之后,反而不能够像传统哲学那样给人以心灵的宁静。所以,只要有了思想,形式上是否有体系、是否宏大并不重要;如果没有思想,即便没有体系、没有宏大叙事,依然没有意义,因为这样的文本没有提供值得理解的东西。由于这个原因,传统哲学中那些既有体系又有宏大叙事的文本,在今天依然能够给我们提供有价值的东西,使我们得到阅读的喜悦,开拓我们的眼界。     

试析孙犁解放区时期小说创作中对苦难的消解

孙犁是解放区重要作家,时代生活赐予他的浪漫激情、故乡所给予他的美好气息、他自身细致敏感的性格特点,构成了孙犁解放区时期小说独特的艺术风格.文章从景物描写、人情记述以及诗化语言三方面探寻孙犁小说中对苦难消解的多元方式.     

家族文化与文学叙事

当代“家族”小说致力于由父权神话的谱系中去追究文化共时态下人的存在景况 ,从宗法文明的最深层的基因———血缘化情感和家族至上主义中探求现代人焦虑的根源 ,在对“乱伦禁忌”的叙事关注中揭示家族文化沦变、历史衰变的趋势 ,并以鲜明的女性主义创作倾向反映了“女性意识”在“男权化”文明历史中的叛逆性崛起     

论托马斯·哈代悲剧性小说思想发展的轨迹

托马斯·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坛上的不朽地位。小说主要揭示了在以威塞克斯为典型代表的英国宗法制度下农村社会惨淡阴森的解体过程,描写了在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下这个保持着古老秩序的宗法制度社会从稳定到动乱,从繁荣到衰亡的历史,反映了破产农民的理想和追求、痛苦和灾难。小说具有不同程度的悲剧色彩。作者通过叙述《远离尘嚣》等五部小说包含的悲剧性主题的发展过程“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来揭示哈代思想发展的轨迹。     

长子形象与作家的文化选择──论党新、瑞宣和少安为代表的长子形象

长子现象是中国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的产物。受宗法文化的长期浸润,长子的文化性格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双重性人格、卑柔软弱的行为模式和自我牺牲精神等特征,与历史转型期文化的特征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因此,长子成为许多作家对传统文化进行思考和选择的形象载体,长子形象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高党新、祁瑞宣和孙少安就是其中的三个典型。     

中日家族衰败的历史面影——论巴金《家》和岛崎藤村《家》

巴金和岛崎藤村的同名小说《家》是中日家族叙事的经典作品,描画了中日传统家族颓败的历史面影。由于中日作家时代背景、个人经历、艺术手法的差异,造成了两部小说的家族文化蕴含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明显的不同。两部小说都以婚姻状况和家族关系作为叙述的重点。巴金《家》中的婚姻故事构成了家族衰败的纵向线索和个性解放的表征,岛崎藤村《家》中的婚姻悲剧则成了必须默默承受的苦果和促使家族溃散的遗传性病症;巴金的《家》重点描绘了家族兄弟之间、长幼之间的争斗,岛崎藤村的《家》重点描写了家族兄弟在“负欠”观念下的互相帮助,但无论是争斗还是帮助,都把家族推向了颓败的路途。     

论生产队--村镇宗族关系母题模式?--中国家族文学母题模式研究之一

中国家族文学母题具有丰富蕴藉的叙事功能。20世纪40—80年代,新中国曾经全力推行过土地改革及其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制度。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赵树理《三里湾》和柳青的《创业史》等作家作品,真实再现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心理过程,成为合作社———宗族关系文学母题的一种原型模式。张炜的《古船》和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等小说本着审美批判的视角,透视生产队员的日常生活方式,揭示出生产队体制与传统宗法制家族的不变关系,暗喻传承数千年的宗法文化心理对人民公社的走向所形成的阻遏和巨大影响,显示出这种叙事母题丰厚的功能价值。     

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试论湘西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特征

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大致可以从这样四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以宗族为祭祀单元;二是跨宗族的个人交往不得与本宗族的信仰互相冲突;三是个人的社会生活也必须与宗族信仰合拍;四是个人荣誉感来自于本宗族的宗教信仰并与本宗族信仰相关系。一般说来,不管是在哪一方面,苗族信仰都强调要对得起宗族的祖先,不要冲犯祖先神。我们可以从苗族信仰的宗族意识上看到苗族的图腾祖先崇拜意识的投影。     

民初京味小说家二三事

囿于资料的稀见,清末民初的京味小说鲜为学人关注。本文作者就自己收藏的京味小说,披露了民初京味小说家的轶事,诸如损公(蔡友梅)为代表的京味小说家及清末民初之际京师报界的鼻祖彭翼仲的一些社会活动等,均是难得一见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