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西方法治的人性之维

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或手段。法治的选择与人性预设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对人性的不同认识构建了中西方不同的治国模式,即"法治"与"人治",由此得出了集权与分权的不同制度安排。     

人治与法治:两种治国方式的比较

人治与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人治是指以人格化权威为国家的支点,把治理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人格化权威的圣明与贤能上。人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神化;法律权威弱化;约束机制软化;权力竞争恶化。法治是指主要依靠良好完备的法律来治理国家,把国家的长治久安维系于国家的法律和制度上,认为法律和制度比领导人的素质更靠得住。法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威俗化;法律权威强化;约束机制硬化;权力竞争优化。从人治与法治的比较中可以看出,法治是更为进步、更为合理的一种治国方式。中国共产党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是在深刻总结治国经验基础上做出的正确抉择,为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法治与人治问题的再思考

法治与人治,都是统治者治国的方式。但统治者是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对国家和社会以及人民群众来说,却有着极不相同的治理效果,尤其是时国家的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以及老百姓幸福安康来讲,意义非常重大。本文拟从法治的含义、内容以及与人治的比较中,探讨法治对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强大、百姓康乐的深远意义。     

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

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司法公正、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法治之所以能够替代人治成为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在于其在社会治理功能方面具有不同于人治的特性,如明确性、可预期性、科学性、稳定性、社会凝聚力。因此,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法治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我国这种转型国家中实现法治,必须依据法治本身的规律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加以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才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目的。     

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建成法治国家

人治和法治是治国的两种政治思想,或者说是治国安邦的两种方式。人治即人伦之治,即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为立身和治国之本。人治集中体现于儒家的政治思想,认为统治者的贤明是治国的关键。法治是按照法律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     

关于人性论的博弈分析

中国的人性论生发出的圣人治国,是对人性的否定,产生的是囚徒困境难题;西方的人性论产生的是法律治国,是对人性的肯定,破解了囚徒困境难题.从博弈论视角看,出现如此分野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家们试图设计一种仅有帕累托最优均衡的制度,但因为没有从现实的人性出发,导致只能依靠人治维护表面的帕累托最优均衡,实际上存在的却是囚徒困境;西方社会的政治家们则以承认人性为前提,设计了一种帕累托次优均衡的制度.     

中外传统法文化的比较研究

文章从中西方传统社会对人性问题认识的差异所产生的不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制度(文明)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影响,进而揭示制度文明主体的人性化、社会化基础以及法治取代人治均须关注人性的历史必然性。     

正确认识法治中党的领导作用

法治就是运用法、法律制度这样的实体工具,来管理社会和治理国家的原则。纵观历史,法治与人治相对立。在西方国家中,古希腊就有法治与人洽之争。亚里斯多德主张法治,认为不凭感情用事的统治者比凭感情用事的人们优良。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而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平衡。相反,柏拉图主张人治,在他的对话集中指出,除非哲学家充任国王,国家就永远不会摆脱灾难而得到安宁。中国古代也有法治与人治之争,但都以人治主义为前提,所不同的只是是否重视法的作用而     

法治的人性之源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有关人性的观点进行疏理,并对中西方不同政治构建在人性渊源上做了论证。通过本文,作者旨在突出法治内核中对人性恶的假设并提出在当下法治建设过程中,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以防恶为先,辅之扬善。     

略论欧美法治传统及其历史变迁

欧美国家人治与法治斗争的历史,法治的确立和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法治是一种能够平衡国家治理的需要与公民权利保障的最佳途径.欧美政治文化中深厚的法治观念和理想一直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展,法治由最初单纯的治国工具演变成了包含丰富人权内涵的政治理念、制度模式和社会实践,并涌现出了各种不同的具体法治形态,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探讨欧美法治传统的变迁,对中国践行法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无疑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奥古斯丁原罪论与荀子性恶论的犯罪之维

中世纪奥古斯丁依其宗教神学观提出原罪论,并以此来说明人为什么会犯罪;中国古代的荀子依其唯物观及对人类自身的认识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所以为善是后天教育的结果。原罪论、性恶论从不同视角阐释了犯罪产生的根源及本质、犯罪的原因及防范控制。     

浅论先秦儒家的人性观

许多思想家都对人性提出过精辟论述,以此建构对人生和社会的一系列理论.而先秦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法思想的渊源之一,其对于人性的阐释对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无疑有一定借鉴和指导意义.本文旨在对先秦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人性的观点进行一些粗浅的分析,鉴古思今,希望能对我国现在所经历的变革有所启示.     

席勒的人性美学体系

席勒的美学体系是一个人性美学体系。席勒的人性美学体系是以人性为中心的美学体系。这个人性美学体系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人性分裂的事实,它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古希腊时代的人性完整,恢复人性完整的必要途径就是美和艺术的审美教育,它的理论根据就是对人性分析所得出的人性的三种形态：感性的人（自然的人）、审美的人（自由的人）、理性的人（道德的人或政治的人）。席勒的人性美学体系是西方人道主义美学思想的早期形态,是一种抽象人性论,虽充满着内在的矛盾,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美学体系,反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反人性本质,倡导人的解放,是黑格尔、马克思以及现代和后现代反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学思想的直接来源。     

刘鉴泉先生的"性说"研究

刘鉴泉先生的"性说",立足于孟子的性善论,融汇儒道天人一贯、尽人以合天的思想,批判了告子人兽不分的错误,进而批判了西方文化"适者生存"、把人视为动物的社会进化论;批判了自七十子裔以来历代"性说"论者在视"善"为性的同时,亦视"恶"为性的肤浅与荒谬,进而高扬了作者"任天"、"圆道"的学术理想与人生理想.由于其学说诞生于后五四时期,因此具有相当强烈的针对性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先秦儒家与法家人性学说的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与法家在治国方略上针锋相对,儒家崇尚德治而法家强调法治。本文试图从儒、法两家的“人性论”中找出他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并论证当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辩证统一的合理性。进而结合现实讨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中西人性论与人性管理的比较研究

人性与管理关系密切.中国传统主导人性论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主张在管理中应塑造人性,其人性管理为"塑造论",注重德治;西方主导人性论偏重于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主张在管理中要适应人性,其人性管理为"适应论",注重法治,两者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完整的科学的人性管理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人性论基础之上的,是德治与法治、"适应论"与"塑造论"的有机统一.     

中西自由观比较

中国人的自由观注重内在的精神自由 ,它与性善论相联系。即是说 ,当人达到了“至善”境界 ,他就不再受外在功利的诱惑 ,从而他也就获致了自由 ;西方人的自由观注重外在的物质自由 ,它与性恶论相联系。即是说 ,为了企达自由状态 ,人必须防止被他人强制。中国人由于对人性作了过于乐观的的估计 ,因而忽略了制度性构建 ;西方人由于被功利主义所诱导 ,因而忽略了道德自律的重要性     

先秦儒家人性论演变的理论渊源和现实依据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经历了从孔子的“性近”说,至孟子的“性善”说,再至荀子的“性恶”说的演变过程。其演变的原因,既是儒家仁学和礼学的发展的理论需要,也是缘于先秦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变化和发展。这样的演变,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扩充和发展。     

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关系视域下的环境伦理考察——以中西文化差异为背景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以天人关系为基础的人生问题,具体说是在"天人合一"立场上人的价值选择问题。以"法天象地"为自我安放起点,先民找到了"天人相通"的可能性路径,这就是"天道"的"生生之德"及以此为基础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天人合一"因此获得了仁爱道德的伦理意义。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特质及其蕴含的"主客统一"的思维方式,使人与自然在文化源头上获得了内在的和谐关系。这种智慧虽产生于农业文明,却能为现代社会的环境伦理提供合理视域。